肖炳实（1900-1970），又名肖项平，中共党员，江西萍乡人。出生于贫寒之家，从小学至高等学府深造，学习刻苦，勤于钻研，学识渊博，精通英、俄两国语言，受父辈（其父早年参加过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的教育和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5年“五卅”运动时，肖炳实在教会学校——之江大学附中教书。他团结和带领师生，与该校帝国主义分子做斗争，拟好宣言迫使帝国主义分子签字并在上海英文报上发表，有力地揭露和抨击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暴行及其走狗的丑恶。1926年夏在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学习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按照党的安排离开燕大，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大革命失败后，肖炳实在高等学府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27年秋，他接受党的派遣，由燕京大学转到北平艺文学校担任教务主任。该校校长高仙山教授是北平国民党左派负责人之一，肖项平赴任不久，高仙山即被捕遇难。为了避免损失，肖炳实立即疏散党员，处理好善后工作后返回燕京大学。此时，中共北平市委遭受严重破坏，顺直省委派人进行整顿与恢复。翌年春，顺直省委任命肖炳实为中共北平市委秘书长。不久，党组织又遭破坏，肖炳实便撤向上海。他与党中央接上关系，先在虹口绍敦电气公司工作，与夏衍同在一个党支部，随后转往大夏大学教书并担任特别文化党支部书记。
1929年秋，肖炳实离开上海前往厦门大学任教。在厦门，他与福建省委取得联系。他将较高的薪水除去基本生活所需外，全部缴作党费和接济生活困顿的党员。省委决定以他的教职身份和社会地位为掩护，将其住所辟为省委聚会的秘密据点。为便于省委秘密开会，他把家专门选择安顿在单独的一栋洋楼。出于安全和特殊使命，省委决定肖炳实不参加党支部，不在学校做宣传教育工作，由福建省委直接领导，与省委军委书记陶铸单线联系。每逢省委在肖炳实家召开会议时，其夫人便负责张罗与会同志的伙食，儿子则在楼外放风，肖炳实本人严密监视周围情况，以确保会议安全。省委开会是该省区最高层次的机密，处于当时严酷的斗争形势与地下秘密工作严格的纪律，每次参加省委会议的人员，肖炳实从不接触，也从不打听，一直到解放后党的“八大”会议期间，他才从陶铸处得知当年参加省委会议的有叶飞等领导同志。作为省委与党中央联系的联络站负责人，每逢中央派人到厦门，他都安排在自己家中居住，党中央也通过他转交省委的活动经费。此间，他家成为中共福建省委聚会以及与党中央联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秘密机关，厦门大学也因此成为省委开展秘密工作和指导全省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
1931年，厦门发生“三二五”事件，福建省委机关受国民党严重破坏，事件影响到肖炳实。自此，他经受了多年的劫难与考验。发生事件的当天上午，肖炳实接陶铸通知并由其带到南普陀寺，在方丈的掩护下迅速脱逃，隐匿于中共闽南特委秘密机关所在地——漳州南山寺。特委书记陶铸在农村建立武装力量，成立工农红军闽南游击队第一支队，肖炳实又由当地一名中学老师带去泉州并安置在开元寺，后由泉州乘船去上海。国民党当局认定肖炳实是共产党闽省执掌财政的官员、在逃要犯，遂由蒋介石亲自签发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指令在全国通缉。此后，国民党军、政、警、宪、特一齐出动，在全国各地展开了对肖炳实的持久侦缉行动。
肖炳实虎口逃生辗转到达上海，几经寻找党中央未果，即由刘进中介绍与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见面（之前肖炳实即与史沫特莱相识）。经史沫特莱介绍，他同驻上海从事国际情报工作的苏联红军总参谋部领导见面，随即参加了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工作。1932年春，“红参”派肖炳实去香港开展华南工作，不久又被调回上海担任领导工作，总揽华南、江西、武汉、南京、上海一带的全局，一直到1934年10月。这一时期，肖炳实的工作做得卓有成绩，多次受到莫斯科总部的嘉奖。1934年11月，组织上派肖炳实去日本开展工作。由于叛徒出卖，上海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负责人被捕，肖炳实得悉后当即潜回北平。1935年9月，他经上海、海参崴到达莫斯科。组织上要他总结工作经验，同时译成俄文出版，作为“红参”内部文件并以此为讲义，由他亲自讲课，教育培养情报人才。1937年春，他又奉命去新疆开展工作，翌年春以商人身份返回到兰州，以兰州为中心在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建立工作网及地下电台，教育培养人才，开展情报工作。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时，肖炳实化名喻鸣九，在兰州成立了皋记商行，经营皮毛和肠衣，以经商为掩护开展情报工作。出于隐蔽战线斗争的特殊情况和需要，他不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联系，也不与中共甘肃工委发生关系，身边只有一位十分精明强干、化名孙如梅的女同志做助手，并假扮夫妻以掩人耳目。局面打开后，上级党组织陆续派到兰州的人员，分别被他安插在宁夏马鸿逵的司令部和青海军政部门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在兰州，他将地下党员刘兴兰安插进邓宝珊公馆当保姆，并以看管邓母灵堂作掩护，将一部收发报电台放在灵堂隐秘处，使国民党的绥靖公署主任家变成了共产党的地下电台。
为多方面获取重要情报，肖炳实广交敌人营垒的“朋友”，其中有朱绍良、马步芳、马鸿逵、陈长捷等国民党军政要人的贴身处长、秘书和亲信，也包括马步芳、陈长捷等本人。他在与这些人吃喝玩乐之中，在这些人得意忘形的炫耀中收集到不少国民党部队部署情况和一些外人难以知晓的情报。
肖炳实不仅情报工作隐秘得法，而且几年间就把皋记商行的业务范围扩展到青海、宁夏一带，分别在西宁、银川开设了分行，在永登至河西走廊建立了支行。他所赚得的巨额钱财全部用于情报工作，既花在交际方面，也用于那些手头拮据的所谓的“朋友”们。同时，他还有意识地帮助马步芳、盛世才等一些显要人物做生意，从中获取的情报价值绝非金钱所能换得。这期间，肖炳实以大智大勇的革命胆识，得心应手地周旋于国民党甘、宁、青军政高层，活跃于敌人心脏，获取了大量的情报，为党、为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43年5月，他在胜利完成任务之后离开兰州。同年8月，脱离“红参”，回到久别的故乡江西萍乡开办文化补习学校，以青年学生为主要对象开展革命启蒙教育。
1949年春，肖炳实找到当地党组织并重新入党。在党的领导下，他在萍乡和醴陵地区积极发展党员，建立革命组织，策划武装起义。全国解放后，他全力协助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创办了军政大学，期间还担任过全国教育工会副主席和中华书局副总编。“文革”期间，他遭受种种不公正待遇，1970年被迫害致死，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
肖炳实同志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
（供稿：兰州市委党史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