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方舟，原名兰渚，又名芳洲，1900年农历8月22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现属天津市)口村一个农民家庭。他6岁入本村私塾，13岁转入口小学堂读书。他勤奋好学，手不释卷，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父母和老师经常讲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故事和林则徐、关天培等反帝抗英的事迹，使他从小逐步形成了爱国主义思想。
于方舟小学毕业后，于1917年秋考入天津直隶省立第一中学校。他看到租界的外国人持枪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心里愤愤不平。学校有一份《进修》周刊，他经常发表文章，后被聘为该刊的编辑。1918年10月，《进修》连续发表了他的纪实小说《庚子燹余记》，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他作《方舟歌》：“苍茫大海中，方舟一叶为萍梗，帆樯了不具，问君何以济群生?”表现了他立志救国救民，“以济群生”。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正在天津直隶第一中学读书的于方舟积极投身于运动之中。5月6日晚，于方舟作为直隶一中的代表，参加了在北洋大学召开的天津各大中学声援北京学生的紧急代表会议。回校后，立即成立直隶一中学生救国团，于方舟被推为团长。5月14日，天津学联成立，于方舟被选为评议会的委员。天津各界联合会成立后，于方舟又被选为学生代表之一，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领导成员。5月23日，于方舟率领直隶一中学生参加了天津15所大中学校万余名学生的罢课斗争。并在他主持编印的《醒》报上发表文章，指出罢课的目的是：“唤醒国民，拯危救亡。”他创办的“新生社”和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一起，在运动中为团结进步青年，传播真理，开展爱国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直隶一中学生成为天津五四运动的一支骨干力量。于方舟有勇有谋，被同学们誉为天津五四运动的“四大金刚”之一。当时有“谁人不知于兰渚(于方舟名)”之说。
在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人民的强大压力，迫使北京反动政府不得不于6月初释放了被捕的学生，撤去了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初步胜利。
北洋军阀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后，日本政府又提出山东问题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的无理要求，而北洋政府准备屈辱投降。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对“直接交涉”和抵制日货的运动。天津学联成立了演讲部，于方舟被选为宣传科及演讲队的成员。他经常带领一中学生到东门里、东北角等地演讲。面对军警的干涉，他侃侃而谈。衣服被军警撕破，他讲得更加激昂感人。8月23日，于方舟正在街头揭露山东镇守使马良枪击爱国民众的罪行时，被反动警察抓去。他不顾个人安危，拘押半月，释放后继续进行爱国宣传。
10月10日，天津各界联合会在南开操场召开万人大会，于方舟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大会一致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群众运来大批日货当场烧毁。会后举行游行示威，于方舟站在队伍的最前列，带领队伍高呼口号，沿途演讲。为了动员和督促各商号抵制日货，于方舟积极联络各界爱国分子，组织起来，身穿白孝服，手持哭丧棒，到不抵制日货的商户讲明抵制日货的重要意义，痛陈亡国的危险。当时在天津造成了“不买仇货，提供国货”的社会舆论，形成了日本货船到港无人卸、日货一律封存的局面。
随着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反动当局对爱国学生的迫害日益加紧。1920年1月，天津反动警察殴打了抵制日货的学生，扣押了各界代表，查封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29日，于方舟和周恩来等率领数千名爱国学生，到直隶省公署请愿，要求代电中央驳回日本政府通牒，拒绝山东问题“直接交涉”，恢复各界联合会和学联，释放被捕代表。反动当局竟出动军警野蛮镇压，酿成流血惨案，50多名学生被打伤，于方舟和周恩来等4位代表被捕入狱。
于方舟入狱当天，就给警察厅长写出质问书。反动警官问他：“你们到省公署何事?”于方舟慷慨陈词：中国“外交失败，正在‘一发千钧’的时候，所以请愿省长，让他代打电报给北京政府，秉承爱国之心，这有什么不好呢?”他借机反问：“公署为什么拘留爱国学生，学生爱国犯了什么罪?”问得反动警官瞠目结舌，灰溜溜地走了。
为了抗议当局非法拘捕学生，周恩来和于方舟等向警厅提出，限三日内公审，否则全体绝食。警察恫吓说：“厅长还怕你们。”于是，周恩来、于方舟等人4月2日全体绝食。第三天，邓颖超等24人来到警察厅，要求替换代表坐狱绝食。当局害怕事态继续扩大，便于4月7日将因病和未成年的3名代表释放，于方舟和周恩来等21人被移送地方民事看守所”。此间，于方舟曾写有“红日过墙三丈透，监狱门开来走兽，看到绝食眉头皱，面对英雄身发抖”的诗句。
在狱中，于方舟又写了要求学习和聚会自由的请求书，从而为被捕难友争得了读书聚会的自由。他们当即订阅了《时事新报》、《晨报》等，凑钱买了新书，办起了读书会。周恩来还向难友们介绍了马克思生平，讲述马克思学说。于方舟讲了《平民教育实施办法》，狱中斗争十分活跃。这时，宁河县有位绅士以“关心青年前途”为名，前来劝说于方舟要以从学为要。于方舟则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以驳斥。
在周恩来和于方舟等强烈要求下，检察厅于1920年7月6日至8日开庭公审。判周恩来、于方舟等4人“骚扰罪”。于方舟反驳说：“试问省长是中国行政长官，学生是中国学生，以中国学生请愿中国行政长官，何得谓之触犯刑律?”法官无言以对，最后只得强捏“聚众骚扰”罪，判处周恩来、于方舟等4人有期徒刑两个月，于7月17日和先后被捕的二十多名各界代表一起“期满”释放。周恩来和于方舟等以自己的铁窗生活，换来了代表们的释放和斗争的胜利。于方舟在狱中不仅经受了锻炼，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而且加深了与周恩来的战斗友谊，斗争意志更加坚强。
于方舟出狱后，他被学校开除学籍。这时，他的家乡宁河县政府贴出增税告示：盐、碱、薄、洼地每亩增征二钱六厘银子。于方舟决定借机发动农民进行抗税斗争，召集暑假回乡的进步同学与贫苦农、渔民到县政府请愿。于方舟质问县议会议长、劣绅刘瑞五：“为何巧立名目增加附加税?”“你身为议长，既不体贴民苦，又不讲出附加税的用途。”并代表农民要求：“立即宣布撤销原案，收回告示!”随去的群众在县府门外高声呐喊。宁河当局怕闹出乱子，当场宣布免征附加税，抗税斗争取得了胜利。
不久，于方舟与李大钊和北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取得了联系，并成为研究会的通讯会员。1920年夏秋之间，于方舟在天津组织了马列主义研究会，发行了会刊，对马列主义在天津的传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0月，于方舟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建立起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小组。1922年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支部，不久，建立天津团地委。在于方舟领导下，团地委成员深入到工人中创办夜校，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列主义，为天津党组织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2年9月，于方舟化名于绍舜考入天津南开大学文科。他一面学习文化知识，一面从事革命活动。他首先整顿了宁河旅津学生同乡会，当选为会长；接着又整顿了天津学生联合会，被选为执行部部长。1923年经李大钊介绍，于方舟加入中国共产党。
于方舟入党不久，接受党中央筹建天津地方党组织的任务。1924年1月，经李大钊推荐，于方舟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他回津后和江浩、李锡九等一起，建立了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当选为地委书记。接着，他又帮助国民党成立直隶省党部，被选为执行委员。
孙中山赴北京途中，于1924年12月4日到达天津，于方舟等发动和组织一万多人前往码头欢迎。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于方舟、邓颖超等代表天津出席大会。不久，孙中山不幸病逝，于方舟等在天津组织各界人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中共天津地委派党员到工人集中的工厂创办平民学校，于方舟亲自到校讲课，编写课本，以“反对不平等条约”、“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等为内容，宣传爱国思想和马列主义。他通过对工人教育逐步建立工会，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25年5月1日，于方舟组织天津人民第一次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五卅惨案的消息传来，天津地委积极组织各界群众成立“沪案后援会”，同时恢复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地委连续组织了三次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游行，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接着，于方舟又领导了天津人民反对比利时资本家电灯、电车加价的罢工斗争，并取得胜利。8月6日，20多个工会联合成立天津总工会，于方舟到会讲了话。随着斗争的发展，天津党的组织迅速成长壮大，到1926年已建立20多个基层支部，党员发展到400多人。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的一些老右派，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反对国共合作，宣布“开除”李大钊、毛泽东等9位中执委和候补中执委的党籍，于方舟也在“开除”之列。1926年3月10日，在国民党直隶省代表大会上，于方舟挫败了国民党右派篡权的阴谋，仍被选为省党部主要负责人。
中共北方局为了积极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于1927年9月改组了中共顺直省委，于方舟调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此时，中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来玉田指导工作。早在1927年初中共玉田县委建立后，即领导农民开展反抗“旗地变民”和取消“警察捐”的斗争。王荷波认为玉田基础较好，指示县委响应南昌起义，尽快举行农民暴动，实行土地革命。10月18日，在中共顺直省委领导下，中共京东特委和玉田县委组织了第一次玉田暴动，攻下了玉田县城，暴动取得了初步胜利。但由于特委意见严重分歧，暴动受挫。顺直省委遂决定派于方舟前去领导第二次玉田暴动。
于方舟率领一批军事干部到达遵化城北王爷陵，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了顺直省委关于成立京东革命委员会和京东人民革命军及再次攻打玉田的决定。遂将现有参加暴动的队伍改编为京东人民革命军，任命杨春霖为总司令，刘自立为参谋长。经过动员，离队、失散人员归队，人民革命军很快发展到200多人。
于方舟主持制定了第二次攻打玉田城的计划。人民革命军经过短期的教育和军事训练，全体指战员精神焕发、斗志旺盛，高举“土地革命”红旗，浩浩荡荡向玉田进发。沿途张贴“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实行土地革命!”等标语。
11月初，人民革命军进入刘庄一带，于方舟、杨春霖等决定先攻打平安镇。这天正是平安镇大集，指战员们化装成赶集群众，进入平安镇，出其不意发起攻击，毙伤警察、民团数十人，缴获长短枪15支，没收了税务局和地主豪绅的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当天，在平安镇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土地革命纲领，宣布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动员青年参加革命军。队伍发展到300多人。
平安镇首战告捷后，于方舟等率领人民革命军进至鲁家峪。当地群众反映，东峪村恶霸地主刘玉梨为非作歹、横行乡里，群众恨之入骨，于方舟等当即派部队前去逮捕他，并准备好缴他的武器。但刘玉梨据墙堡顽抗，人民革命军当晚未能进入其院内。刘玉梨连夜串联十几个村庄的反动武装两三千人，拂晓前将鲁家峪团团包围。于方舟等暴动领导人率队突出重围，但当他们走到丰润县沙流河附近时，又与大批民团遭遇，于方舟、杨春霖、解学海、刘自立等不幸被俘。
于方舟等被俘后，被解往玉田县城。敌人施以种种酷刑，于方舟坚贞不屈与敌人顽强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为了营救于方舟等人，党组织曾酝酿武装劫狱。但敌人抢先于1928年1月一个寒风凛冽、阴云密布的夜晚，将于方舟等押往玉田城南门外杀害。途中，于方舟视死如归，高唱《国际歌》。临刑前他大义凛然，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年仅28岁的于方舟慷慨就义。
(于荣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