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静轩，原名陶定运，曾用名静仙、经轩、鑫元、金元、振元、景宪等。湖北省江陵县白马寺陶家咀人，1890年出生在一个贫穷农民家庭。全家有父母及弟共四人，靠种十余亩湖田和打鱼挖藕为生，家境十分贫寒。陶静轩从7岁起进私塾读书，先后共读了7个半年头，即农闲读书、农忙种田，农村称为“读麦黄书”。由于他聪颖好学，通情达理、能文善辩，加之身材高大魁梧、相貌堂堂，很受邻里、尊长、亲朋及老师的钟爱。
17岁那年，因房族无故侵占他家的地基，在双方论理不通的情况下，陶静轩因感情冲动，失手误伤人命，从此逃离家乡，过了一段流浪生活。不久，他以其聪明才智，健康体魄，考取了荆群陆军学堂。辛亥革命成功后，他满怀爱国热情，参加了北洋军，任第十六师炮兵营书记等职。在职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军阀对外屈膝、对内残暴的种种罪行，又饱尝了军阀之间互相倾轧，勾心斗角，使士兵遭受蹂躏的种种苦头。特别是1923年二七大罢工爆发以后，他更看清了军阀的反动本质。于是他深感再也不能盲目为军阀卖命了。只有设法投身革命，才能实现报效祖国的宿愿。为此，他愤然脱离了军阀队伍，辗转到了当时革命的大本营——上海。从此陶静轩开始了他一生中的根本性转变，踏上了他一生中最富传奇色彩的革命征程。
1923年春夏之际，陶静轩脱离军阀部队后，顺利地到达上海，落脚在湖北同乡会馆内。4月，被招聘到上海内外棉十五厂粗纱车间当揩车工。在纱厂做工期间，残酷的现实使他更加气愤。当时沪西小沙渡是日本资本家开办纱厂的集中地。仅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在沪西就开办有20个工厂。此外还有诸如“日华”、“丰田”、“同兴”等日商纱厂多家。在这里做工的工人就像生活在地狱一般。厂房低矮潮湿、密不通风，没有安全防护，车间里尘土飞扬，工人每天上午6时进厂，下午6时才能出厂，每天要劳动12个小时，有时还要连班滚。吃饭限时，入厕凭牌，管理苛刻得几近于残酷。厂长每天每班都派有外国巡捕和中国工头对生产工人实行全天候监督，如发现体力不支、稍有不慎行为者，抓住以后非骂即打，或扣发工资、奖金，甚至开除。就这样，工人劳累一天，只能收入两三角钱，有时还不到一角钱。工人除工资外，一切福利全无，生老病死，全由自己负担。即使如此，工人还要将名目繁多的诸如所谓储金会，节日礼钱，寿礼及婚、丧钱等送给工头或监工。谁不送礼，谁的日子就不好过。工人们每天吃的是霉米饭，住的是既不挡风，也不避雨的卷席棚。很多工人年纪轻轻就染上了风湿、气喘、咳嗽、虚痨等疾病，得不到医治。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陶静轩认识到，军阀和帝国主义资本家都是一丘之貉，工人要想改变这种悲惨命运，只能团结起来，奋起反抗，夺回属于工人阶级自己的权利。
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部分工人利用旧帮会的形式，先后在厂内组织起了湖北帮、安徽帮、江北(苏北)帮等群众团体。但因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和统一意志，这些帮会不但没有在团结工人们与资本家斗争方面发挥作用，反而使工友之间，往往因一些小事而互相斗争不已。陶静轩对这种局面非常痛心。他在湖北帮的一次集会上对各工友说：“工友们，我们结会，难道是为了你斗我，我斗你吗?大家想想，我们当初是为什么目的而集合起来的?”“我们兄弟们集合起来，是为了对付厂主对工友们的种种不平等待遇的。是为了争人格、争平等、争自由，兄弟们说说，是不是?”一席话，说得工友们心里亮爽爽的。
陶静轩虽然身材高大、气宇轩昂，但待人和气，特别是他身上表现出来的一股正气、勇气、魄力以及组织和演说能力，使全厂工人都很拥戴他。经过陶静轩无数次的细致工作，不同帮会的工人思想统一起来。就连厂里的翻译及部分工头也先后站到了陶静轩一边。不久，陶静轩等100多人在沈家私人的庵堂里，杀鸡歃血，结拜金兰，成立了洪门会，陶静轩被举为“大哥”。从此洪门会在陶静轩的带领下，为反抗资本家的压迫、改善工人福利待遇，作了许多工作，同时显示了陶静轩的组织才能。
1924年春，就在陶静轩在厂里开展帮会活动的同时，中共中央派邓中夏、项英、李立三等来到沪西小沙渡开展工人运动。他们首先利用上海当时开展国民教育的机会，将两个小型工人补习班合并，在东京路(今昌化路)成立了沪西工友补习学校，以此为阵地向工人进行初步阶级教育和革命教育。陶静轩对此非常赞同和支持。他亲自动员工人到夜校学习。他说：“工友们，补习学校办到我们厂附近了，这是我们学习文化的最好机会，有了文化我们就不会再受愚弄了。”经过陶静轩的动员，十五厂先后有数十人参加了学习。接着他又动员了一批外厂工人来校学习，因此使补习学校很快发展到100多人。陶静轩也成了该学校的活动骨干，与邓中夏、项英等共产党人建立了亲密关系，成了他们在沪西开展工作的得力助手。补习学校的开展，为中国共产党在沪西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同年夏，邓中夏等根据党的指示，决定把“补习学校”扩建为“沪西工友俱乐部”，并通过陶静轩、孙良惠、刘贯之等一批工人骨干，到各工厂工人中进行宣传发动，筹集活动基金和各种物资用品。经过陶静轩等人的辛勤工作，8月31日，小沙渡沪西工友俱乐部在槟榔路(今安远路)宣告成立，陶静轩当选为外交委员。第二次换届选举时，陶静轩被选为俱乐部委员长。当时俱乐部的宗旨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互相扶助，共谋幸福”，其活动内容为：办补习学校，搞讲演会，办合作社，办书报室，办蓄金会，救济困难工人，办职业介绍所，举行各种游艺晚会等。俱乐部的讲演会，由项英、邓中夏、刘华、陶静轩等分别担任主讲，而陶静轩的每次演讲，联系工人思想和生活实际，因此很受工人欢迎。此外，陶静轩还在俱乐部教部分工人练武和一些军事常识。由于俱乐部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内，就有19个厂先后建立了俱乐部支部，部员由30多人发展到2000多人。
当俱乐部的活动开展起来以后，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指定项英对陶静轩等工人骨干进行重点培养。为此，项英曾多次找陶静轩个别谈话，对他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进一步提高他的阶级觉悟。是年秋，陶静轩经当时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上海区委委员徐梅坤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产业工人中第一批党员。以后陶静轩担任了中共上海内外棉十五厂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1925年初，沪西工友俱乐部得到很大发展，工人中的党员已发展到100多人，革命的力量和影响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和资本家也加紧了对中国工人的压迫和剥削，民族矛盾和劳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一场激烈的阶级冲突正在酝酿之中。
同年2月2日，内外棉八厂日本厂主无理踢伤了一个12岁的女童工。继而又强行开除抗议领班及厂主暴行的粗纱车间50名男工，并扣发其工资。还勾结巡捕房逮捕了6名工人代表。后内外棉八厂工人曾就此事与各方进行多次交涉，但却毫无结果。工友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乃奋起罢工。史称“纺织工人二月大罢工”。
这时，中共中央决定发动上海纺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为此，组成了以李立三、邓中夏为总指挥，有陶静轩等工人骨干参加的“沪西小沙渡纱厂总同盟罢工委员会”。陶静轩分工担任对外联络兼工人纠察队队长。
紧接着2月9日又有内外棉五厂、七厂、八厂、十二厂等9000余工人同时罢工。10日，九厂、十三厂、十四厂工人罢工。11日，陶静轩欲带领十五厂工人参加罢工，因日方厂主早已派保安人员将铁门严锁，并系上四百磅电力之电线，又用自来水管冲散外来之工人，因此第一次罢工未成。12日，厂主害怕工人上街游行，就派人运来面包，强迫工人在厂内就餐。面对这种形势，陶静轩心急如焚，趁中午就餐时，他召集工人商议，鼓动大家说：“其余十厂均已罢工，我等尚在此工作，太无义气，现在大家必须拿出勇气，坚决冲出厂门参加罢工。”说完他举手向空中一挥，喊道：“是好样的，都跟我冲出去。”这时早已怒火中烧的200多名工人，愤然搬起铁锤，砸烂铁门，像潮水一样都冲出了厂门。陶静轩不失时机的带领大家高呼：“反对东洋人虐待!”“要求惩办打人凶手!”“为国家争体面!”“为同胞争人格!”加入了总同盟罢工队伍。
从10日开始，罢工委员会召集沪西工友俱乐部，内外棉纱厂各支部全体人员开会，研究并先后通过了《内外棉纱厂工会罢工宣言》，向日本资本家提出了“以后不准打人”；“按照每人原有工钱加给十分之一并无故不得克扣”等8条要求，散发《内外棉纱厂工会敬告各业工友书》，号召各业工友万众一心，联合起来，援助八厂罢工工人的正义斗争。
这次总同盟罢工，从2月9日起到14日止，共有内外棉12个厂，以及日华、大康、丰田、冈兴、裕丰、东亚等共22个厂，计35万多人参加，给了日本资本家一次沉重的打击。
罢工斗争持续到十多天后，工人们的生活开始发生困难。这时邓中夏等领导人被军阀逮捕，群众大会被禁止，工贼走狗也乘机大造谣言，威胁工人，警察、探捕等也加紧了对罢工工人的镇压。同时，资本家为了破坏罢工，扬言凡是到厂报到的发工资，以此分裂罢工队伍。眼看罢工有遭到破坏的危险，22日，刘华、陶静轩等召集各厂工会和纠察队干部连夜开会，研究对策。会后陶静轩带领工人纠察队，冒着纷纷大雪，分头深入到工人居住区，一家一户的进行动员，要工人不要听信谣言，不要上资本家的当。同时把从各界募集来的捐款和写着“决不可贪三个钟头的小利，上东洋人的大当。”的传单送到工人手中，又派纠察队分头把住各工厂出入要道，劝阻工人不要到厂报到。经过一昼夜紧张工作，终于稳住了罢工队伍，击败了各厂主的阴谋。
至2月26日，罢工取得了胜利。日本资本家被迫答应工人所提条件，同意增加并补发工资，释放被押工人。日本资本家因这次罢工，受到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约在1百万日元以上(当时1日元约合中国银元七角五分)，日本朝野上下为之震惊。邓中夏后来说：“上海日本纱厂这一次的大罢工，参加工厂达二十二个之多，人数达四五万之众，相持至十八日之久，确是二七后一个空前的伟大运动。他不仅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层新意义。”
为了巩固罢工胜利成果，中共中央暨上海区委决定加强工会组织建设。3月中旬，李立三等在沪西工友俱乐部召集陶静轩等20多个纱厂工会负责人开会。讨论并成立了纱厂总工会，陶静轩当选为组织委员，后被选为委员长。到3月下旬，仅小沙渡、杨树浦、曹家渡三个地区就发展工会会员两万多人，为此后五卅运动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陶静轩和项英、孙良惠等代表上海工人阶级出席了这次会议。陶静轩还在会上作了关于控诉军阀罪行的发言，受到与会者的好评，他本人也在会议中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自己。
二月大罢工胜利后，内外棉七厂日本资本家背信弃义，撕毁协议，不发还工人工资，不准工人进厂劳动，又无故开除工人30多人，封闭工会。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开枪打死工会支部负责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10多人。为此，上海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闻讯后无不义愤填膺，群起声讨，从而引发了五卅运动。
16日，陶静轩与刘华等发动内外棉各厂工人罢工，提出了严惩肇事日人，赔偿伤亡工友损失，恢复被开除工人和工会权利等8项条件。同时散发传单，揭露日人撕毁协议、进一步迫害工人的暴行。
17日，纱厂各工会代表到纱厂总工会开会，讨论反抗日人暴行的对策，会上决定成立临时罢工总指挥部，推举刘华为总指挥，陶静轩、刘贯之为外交联络委员。当天，陶静轩和刘贯之代表内外棉各厂全体工人，与日本驻沪领事馆交涉，并递交了由他俩署名的《为日人惨杀同胞顾正红交涉便文》，文内提出了“要求惩办凶手，赔偿损失，承认工人之要求”等八款，要日领事限期答复。
18日，陶静轩率指挥部部分领导人，会同死者家属，前往验尸所交涉并领回顾正红烈士遗体。从租界到坛子湾沿途数万人痛哭迎灵。陶静轩带领群众不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行凶的偿命!”为了各界人士能瞻仰烈士遗容，特在俱乐部门前设顾正红烈士灵堂，供大家前往悼念。
22日下午2时，为了让社会各界，特别是新闻界了解日人暴行真相，陶静轩在宜昌路上海文治大学举行了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详述了顾正红事件前后原委，揭露了日人蓄意挑起事端的阴谋，并要求新闻界伸张正义，声讨日人暴行，声援工人罢工斗争。他的发言义正辞严，充满激情，从而获得了新闻界的广泛同情。会后各报社纷纷发表新闻和撰文，揭露事件真相，声援工人斗争。这次新闻发布会以后，在全上海乃至在全国都激起了各界人民的广泛同情，造成了强大的政治攻势，给日人和反动军警以巨大的压力。
陶静轩等指挥部人员于24日，在闸北坛子湾召集全市30个团体共1万多人参加的“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会场四周挂满了各团体送的挽联和挽幛，正中烈士遗像两侧悬挂着刘华亲书挽联：“先生虽死，精神不死”，“凶手犹在，公理何在”。会议由陶静轩主持，刘华、恽代英及工人、学生等各界代表都发表了讲话。陶静轩不断高呼：“为顾正红烈士报仇!”“向凶手讨还血债，血债要用血来还!”会场上群情激昂，充满了阶级仇、民族恨，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反帝怒潮。追悼会变成了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誓师大会。
就在追悼大会召开前后，帝国主义租界当局逮捕了上海大学前去参加追悼大会的四名学生和文治大学进行募捐的两名学生。
28日，中共中央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示威，发动学生上街演讲，反抗帝国主义迫害无辜学生的罪行。陶静轩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配合学联，分赴各大学向学生进行宣传动员，呼吁学生与工人团结起来，到租界演讲示威，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军阀走狗的斗争。
通过陶静轩和学联等的共同工作，上海各大学学生很快就发动起来。30日上午，各校学生约两千多人，游行到上海公共租界各马路，沿途高呼反帝口号，散发反帝传单。然后每10人分为一个小队，分布南京路各段，分头发表反对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逮捕学生和限制中国发展工商业的所谓“四提案”的演讲。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惹怒了英帝国主义。下午3时，在南京路老闸捕房等处，英巡捕拘押学生100多人，开枪打死13人，打伤几十人。南京路上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围聚在南京路上的数万群众群情激愤，愤怒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反帝口号。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下午4时，纱厂总工会邀集100多名工会干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发动工人罢工示威，以支援被捕学生。陶静轩在会上说：“学生在游行时被巡捕杀死，学生已为工人牺牲，我们一定要号召工人奋起报仇。”
深夜，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的统一战线，发动各工厂、各学校、各行业举行总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一致向帝国主义进行反击。并向各工会指出，现在的斗争，已由经济斗争转变为民族反帝斗争，并号召工人阶级应当站在运动的前列，领导其他阶级共同夺取胜利。为便于统一指挥这场斗争，中共中央决定迅即成立上海市总工会。
6月11日，上海市总工会公开宣布成立。李立三、刘华分别为正副委员长，陶静轩为执行委员。为了便于工作，总工会又在小沙渡、曹家渡、浦东等五个地区设立了办事处，刘华兼第四办事处主任，陶静轩为组织委员。刘华被捕后，陶静轩任办事处主任。
上海总工会成立立即宣布实行总同盟罢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6月1日起，以上海工人阶级为主体，团结广大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罢工、罢课、罢市斗争 。这场斗争不仅震动了全国，而且震动了世界。全国和世界各个政党和民众团体都给予了上海工人阶级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充分显示出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广大人民的巨大战斗力和斗争的正义性。三罢斗争的实现，使整个上海的工厂不冒烟，学校不开学，商店不营业，轮船不进港，面包无人做，垃圾无人清理，使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上海，完全陷于瘫痪之中。
1926年5月25日，中共上海区委向上海总工会下达筹备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活动的指示，要求：29日各团体举行“五卅”烈士公墓奠基典礼，并举行和平游行与演讲。30日，各厂各校罢工、罢课，在公共体育场开追悼会，并再次组织学生到租界演讲。为此，上海总工会指派陶静轩为代表，统领筹备和主持工作。陶静轩接受任务后，经由各界协商，决定成立五卅惨案烈士公墓奠基暨追悼大会四人主席团，包括全国学联总会、上海学联、上海商会等四团体，陶静轩被推举为总指挥。在陶静轩等人的精心筹备下，公墓奠基礼会场布置得非常庄严肃穆。一门二门各扎白色牌楼一座，分别题“英灵万古”、“碧血黄花”四个大字。两旁挽联上书：“祝烈士精神不死”，“喜中流砥柱犹存”。在陶静轩的组织下，奠基礼大会冲破帝国主义工部局及军警的限制，如期于29日下午2时隆重举行。上海1000多个团体5000多名代表，手持白旗，胸挂兰花，在雄壮的汽笛和低沉的哀乐声中参加大会。30日，上海1000多个团体约6万多人，人人佩带有“卧薪尝胆”的黑纱，手执白旗，浩浩荡荡地参加了纪念大会并游行。在这次游行中，陶静轩代表总工会宣读祭文并讲话。还领头呼喊：“继续五卅运动精神”、“民族独立万岁”等口号。
同年10月24日，上海工人阶级为反对孙传芳的军阀统治，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陶静轩又一次站到了斗争的前列，并担负起了重要职责和使命。按当时上海区党委的分工，陶静轩担任浦东方面的总指挥兼码头工会委员长，负责训练码头工人纠察队并筹集弹药等物资。按事前计划，如果起义成功，陶静轩则是惟一代表上海工人参加上海过渡性的“市民和平维持会”13名成员之一。
起义前，北洋政府浙江省省长夏超、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主席钮永建曾表示愿意配合起义部队攻占上海。后夏超在嘉兴被孙传芳的部队击败。钮永建得知夏超兵败，则按兵不动，并向起义指挥部封锁消息。23日午夜，总指挥部从铁路工人那里得知夏超兵败的消息，决定暂缓起义。因时间紧迫，交通不便，来不及通知，结果陶静轩按原定计划率领码头工人纠察队130多人，携带20支勃郎手枪和几枚手榴弹，准备袭击第三区警察署。但因未听到炮声信号，未能行动。当陶静轩等6人在浦东吴家厅胡鹤云家里碰头研究进攻行动时，不幸被警察发现，搜查出起义袖章、传单若干，因而被带往警察署。几经审讯，均无结果。后因叛徒出卖，陶静轩被捕，中共上海区委的营救行动也归于失败。
淞沪商埠总办丁文江以保卫所谓上海的治安为由，一再催促孙传芳及上海警方，要尽快枪毙陶静轩。11月16日陶静轩惨遭杀害，时年36岁。
就义前，陶静轩从容不迫，大义凛然，沿途还向广大群众和行刑士兵演说，宣传革命真理，痛斥帝国主义和军阀罪行。很多人听后感动得泪水涟涟。就义时，他面西而立，深情而豪迈地说：“我生在沪西，死也要面向沪西的工人兄弟。”
陶静轩是中国工运史上一位有重要贡献、极富传奇色彩的领袖人物。他牺牲后，中共上海区委派专人找回尸体，安放于湖北同乡会馆内。上海全市工人、市民、学生及其他各界人士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通电全国。中共上海区委在《追悼陶静轩同志》一文中，盛赞他是“上海无产阶级的领导者之一。五卅运动的工人领袖，有肝胆，有煽动与领导工人群众的能力，实在是一个很好而难得的工人领袖。”并指出“他在沪三年革命期间，上海每次工人运动中，俱受党与工会的指挥，担负重要的使命……替工人阶级做了许多事”，因此“会众翕服”。原全总党组副书记张维祯称赞他“是一位卓越的工运领袖，这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光荣，也是江陵人民的光荣，很值得我们纪念”。上海、湖北省荆州城区及其家乡白马寺先后建有陶静轩烈士纪念碑和纪念馆，并塑有烈士铜像，供后人瞻仰凭吊。
(朱敬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