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风，又名梅村、伟度，1886年2月22日出生于湖南省华容县龙扬合垸一户佃农家庭。华容素称鱼米之乡，但由于土豪劣绅的残酷欺压剥削，农民苦不堪言。高风幼年时，家里租种了地主家的30亩湖田，一遇上大水，往往颗粒无收，即使碰上正常年景，也只能收一季春收作物，交租后所剩无几。高风从小就懂得生活的艰难，因此他读书十分勤奋。1907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南洲中学。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学会了用胶泥捏成各种小动物，饰上各色羽毛，配上小竹哨，拿到集市上去卖。悠扬的哨声唤来了一张张孩子们的笑脸，也换来了一枚枚铜板。1911年，他以名列第一的成绩从南洲中学毕业后，考入了一所免费学校——湖南高级师范学校，学习音乐和体育。1915年毕业后，他回到华容南山高级小学当教员。他教学认真，仍却丝毫没有读书人的架子，长年粗衣布鞋，教学之余，常和农民交谈。
高风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敢于仗义执言，为乡里所称颂。有一年，邻县闹水灾，一户姓刘的老两口逃荒到华容县城，租了一间房子做小生意。隔壁有个绅士欺他们是外地人，找借口强占他们的门面，夺取他们的货物，附近街坊都不敢讲话。老两口走投无路，经人指点，跑几十里去找高风。高风问明情况，立即赶到县城，迫使这位绅士把强占的门面及货物都退了出来。由于他爱管“闲事”，因而赢得了“高疯子”的绰号。不过他的确有股“疯劲”，敢于抨击封建势力。他后来又和同校教师罗喜闻等撰写了题为《华容教育丑史》和《今日之华容》的材料，并散发到全县，以致遭到地方豪绅的攻击，被迫离校。
1918年夏初，处于苦闷彷徨中的高风，听到北京正组织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消息，立即邀同罗喜闻等5人辗转到达北京。他们在内府库8号“租房自炊，日间至大学旁听，夜晚入大学法文班习法文。”暑假后，入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学习。在这段时间里，他结识了毛泽东、蔡和森、赵世炎等，并积极参加了北京学生掀起的五四运动。
为了向县政府申请赴法留学津贴，高风和毛遇顺等几位代表，在1919年秋天从北京回到华容。这时，正值他的母亲病故。他在家料理丧事，要毛遇顺等6名代表先去县署请求领取赴法津贴。不料，毛遇顺等人却被县知事扣押起来，一名代表还被打伤。他得知这件事后，一面联合华容学友会电告省政府，据理控诉；一面四处奔走，寻求社会舆论的支持。当时长沙《大公报》曾连续三次报道这一事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华容县知事被迫将毛遇顺等代表释放。不久，高风来到上海，因得到教育总长范源濂的同情和帮助，1920年12月15日，高风等人终于登上法轮智利号，作为最后一批勤工俭学生启程赴法。回首往事，百感交集，他写下了如下一首诗：
旅馆残灯思旧盟，那堪江笛送人行。
英雄未必长飘泊，时事可能尽变更。
花雨洒残爱国泪，秋风愧老劫余生。
而今我亦伤春客，怕听阳关三叠声。
经过远洋航行，1921年1月20日，高风抵达法国。为了维持生活，他做了几个月的纸花和花边，后来进入巴黎比朗古尔工厂做杂工。不久，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因华法教育会断绝经济接济，集体向中国驻法公使馆提出“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要求。不料，公使勾结法国政府派出军警镇压，这就是著名的“二二八事件”。后来又出现了勤工俭学学生抢占里昂大学校园的斗争。这些，都使高风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在赵世炎等人的帮助下，他开始接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对如何拯救危难的中国有了认识，懂得必须有一个党来领导，要走俄国革命的路。所以，当赵世炎写信同他商讨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他积极赞同，并与同乡好友毛遇顺、何坤等联系，成为赵世炎、周恩来在1922年6月组建的中国旅欧少年共产党最早成员之一。
加入少共之后，高风在政治上日臻成熟，革命热情也更加高涨。他除了积极为当时少共所办的两个刊物——《少年》和《工人旬刊》撰稿外，还和同乡罗喜闻等办了《海外乡谈》的油印刊物，把斗争矛头直指华容县的土豪劣绅和反动当局。
1923年2月17日，高风出席了在巴黎西郊召开的少共临时代表大会。为了培养党的骨干，他被中共旅欧支部选送去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周恩来还赶到柏林为他及其他同志办理去莫斯科的手续。3月18日，他同赵世炎、王若飞等12人第一批由巴黎起程，于4月到达莫斯科，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旅莫支部。
1924年8月5日，高风由王若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王若飞在介绍高风等人情况时称赞说，他的优点是对党组织有极清楚的认识，并在党组织领导下积极工作。
高风于1925年春结束了在东方劳动大学的学习，秘密回到阔别5年的祖国，立即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他先受中共北方区委的指派，到河南汲县新华纱厂从事工运工作，任工会秘书(实际上是党的负责人)。7月，他在领导工人争取“缩短工时，增加工资”的斗争中被资本家的走狗打伤。在开封养好伤以后来到北京，被安排在中共北方区委创办的印刷厂当厂长。1926年4月，他出任中共保定市委书记。
当时的保定是北洋军阀盘踞的中心城市之一，反革命势力极为嚣张。高风到保定后，首先抓紧建党工作和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仅半年时间，党员发展到100余人。在市委所辖的清苑、望都等十几个县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并把工运、农运、学运、妇运从城市发展到农村。
由于北伐战争的胜利和保定一带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直系军阀吴佩孚为之惶恐不安，密令驻保定直鲁联军军法处限期破获保定的共产党组织。9月19日凌晨，叛徒王永福带领军警包围了中共保定市委机关所在地石家花园和高风的住址清苑苗圃。高风和其他十几名同志不幸被捕，党内文件和李大钊给高风的亲笔信均被搜走，市委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被捕的同志被关押在直鲁联军军法处的一座院子里。第二天，高风乘看守不备，利用“放风”的机会向同志们交待了“互不牵连，改名换姓”的斗争策略。他改名高凤，在多次审讯中，任凭敌人施用什么诡计，用什么毒刑，他都严守党的秘密。
敌人的刑讯一次比一次更残酷了。高风对关押在同房的王志远(市委组织部长)、谢光沛(市委宣传部长)说：“现在正值北伐军节节胜利之时，敌人一定会更加疯狂，不付出牺牲是不能结案的。估计一种可能是我们三人全部牺牲，一种可能是只牺牲一人或两人。”谈到这里，他毅然决然地表示：“为了党的利益，少牺牲同志，出去后继续为党工作，你们什么也不要承认，叫敌人杀我一个人好了!”当王、谢两人争着要为党殉难时，他果断地说：“只能牺牲我一人……”
10月7日下午，高风在审讯他的敌人面前高声宣布：“我就是高风!”“我初到北方来，只接近了一些人，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当日，敌人把高风押到保定西门外杀害了。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高风无怨无悔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时年40岁。
(湘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