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达，号味泉，乳名寿生，1901年出生于云南祥云县城内北街一个封建大家庭里。这是一个书香世家，伯父王谦是清末云南的学者和书法家；父亲王台云和堂伯、堂叔都是前清的贡生；3个堂兄和大哥王孝藩是北京法政学校和云南高等师范毕业生。家中有藏书，并在王氏宗祠内设立私垫，聘请名师执教，所以王孝达自幼就受严格的旧式教育。王孝达聪颖、刻苦，11岁即能作诗赋词，书写对联。他的家庭是地主兼营商业，经济虽较富裕，但伯父和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很严，他自幼养成勤俭习惯，布衣粗食，清洁整齐，有条不紊。1915年，大哥王孝藩从昆明云南省立优级师范毕业回家乡当小学教师，开始在家里教他英文、算术、史地等。1919年春，王孝藩到昆明成德中学任教，便带王孝达、侄子友直和亲戚吴少默(王、吴两家侄世亲，王孝达与吴少默同年，从启蒙读书到昆明、北京、上海上学都在一起，同时入团入党，同到广东参加革命后才分手)一起到昆明。到昆明后，王孝达考入昆明十一属联合中学，半年后转入云南省立法政学校。他开始接受现代的教育，对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发生浓厚兴趣，并逐步从孔孟之道、封建礼教的思想牢笼中解脱出来。他像出笼的鸟，在新思潮的阳光照耀下自由翱翔。时值五四运动爆发，他参加了6月4日云南各界在金碧公园召开的国民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及宣传活动。
北京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王孝达从北京回滇的亲友那里听说北京文化界非常活跃，于是日日夜夜向往赴京求学，寻找真理。伯父和父亲同意他的请求。1902年秋，王孝达和吴少默一起赴京，转学北京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当时祥云旅京学生约20余人，其中王复生、王德三兄弟先后入北京大学，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王孝达与王复生、王德三兄弟交往密切，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前途等问题。王复生、王德三在北大的宿舍成为祥云旅京学生聚会之地，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场所，王孝达在他们兄弟的影响下，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1925年王复生、王德三、王有德、杨青田等北大的滇籍学生，筹组云南旅京学生的进步组织：“革新社”，并出版刊物《革新》。王孝达加入了该社并参加各种活动。该社实际已成为培养云南革命骨干的党的外围组织。以后，他们纷纷南下赴粤，返滇参加革命，有的成为云南建党的领导骨干，如王德三、李鑫、张经辰，他们都为革命献出了生命。1923年初，王复生、王德三、赵适然、吴少默和王孝达等发起创办《祥云》杂志，宣传革命思想，王孝达曾以“达生”笔名，撰写了题为《珍儿》的短篇小说，刊登于《祥云》杂志第二期。小说揭露缠足陋习摧残妇女健康，鼓励妇女为争取自由平等而斗争。该刊物寄到昆明及边远的祥云，影响深远。
1923年10月5日，曹锟以5千至1万银元1票的代价，贿买国会议员590人，当选“大总统”，10日通电就职。这天，王孝达参加了祥云旅京学生声讨受贿议员李华林(号方城，祥云人，孝达舅舅)的示威。20余名祥云学生到李的公寓，由吴海澄宣读了他草拟的《讨李檄文》，吴少默宣读开除李的祥云乡籍的决定。王孝达大义灭亲，愤笔疾书，致信声明与李断绝甥舅关系。
1922年，北洋军阀政府摧残教育事业，下令停办北京国立八所学校(包括法政专门学校)。4月12日，王孝达参加了八校2000多学生赴国务院、总统府请愿。此后，王孝达认为法政学校是培养学生走升官发财之路的，于是离开该校，入励群学院补习英文、数学，准备另考他校。
1924年初，国共合作的形成，加速了革命的步伐，全国革命中心转到南方。王孝达和吴少默于1924年春到了上海，准备投考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因考期已过，他们考入南方大学。南大校长江亢虎曾于1921年6月以中国代表资格出席第三国际代表大会。江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在学生界还有一定欺骗性。后来，上海报纸揭发江亢虎曾在1917年6月28日张勋和康有为等策划溥仪复辟时，有入宫叩见溥仪“上表劝进”的丑行。上海广大师生纷纷向江提出抗议，南大师生掀起了“驱江”运动，反对江当校长。王孝达参加了这一正义行动，向各界及全国散发抗议书和江的“劝进表”。这些宣传品曾散发到昆明和祥云，向各界揭发“复辟派”的罪行。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国共两党发动全国各界举行追悼会，王孝达参加了南方大学师生的追悼会，他写下了悲痛的诗篇，其中一首是：
后民而乐先民忧，愈是艰难愈不休。
四十年来如一日，临终救国犹咻咻。
一生奋斗为何由，帝制推翻建大猷。
还忆沪江欢戴日，而今流水逝悠悠。
1924年秋，徐玮(江苏人、南方大学学生、北伐中牺牲)介绍王孝达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南大地处沪西小沙渡工人区(日商纱厂集中地)，校园外日本资本家镇压工人的枪声，工人们的反抗和怒吼，使王孝达再也不愿安静地坐在书斋里了，他走出课堂，投入到工人斗争的洪流中去。1925年2月，上海22家日商纱厂的4万多工人，为抗议日本工头殴打女工，开除50名男工而举行大罢工。罢工前，南大团支部派王孝达同何秉彝、徐玮到沪西工友俱乐部参加罢工的发动工作。“二月罢工”取得了胜利。这使王孝达亲身体验到组织起来的工人力量的强大。5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者无理枪杀工人顾正红，上海工人、学生、店员及各界掀起了以顾正红被杀害为导火线的五卅反帝运动。王孝达全力以赴地参加了工人游行示威的组织工作。5月24日，他参加了在闸北潭子口广场举行的顾正红追悼大会。这是控诉日本资本家暴行的大会。5月30日，他参加了上海一万多学生、工人、店员及各界群众到英租界南京路的游行，和群众一起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赶出上海!”下午3时，南京路上愤怒的群众如潮涌，游行示威达到高潮，英国巡捕疯狂地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余人，伤多人，逮捕100余人。他亲眼看到率领游行队伍的何秉彝身中数弹，倒在巡捕房铁门前的血泊里，还用手撑起身子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后才倒下。惨案后，王孝达参加了6月1日上海20余万工人总同盟罢工、5万学生罢课和6月11日上海20万群众反帝抗议大会的活动。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7月，王孝达参加了“北上宣传队”到天津、北京，向群众宣传帝国主义的罪行和上海工人、学生的英勇斗争，以发动北方城市群众一致行动向帝国主义者反击。
1925年秋，党派王孝达赴广东参加北伐战争，他毅然前往。到广州后，他见到了好友王德三、亲戚吴少默和同乡张伯简。旧友重逢，分外亲切，他们热烈欢迎王孝达来粤共同战斗。张伯简介绍王孝达到彭湃领导的广东省农民协会做农运工作。1925年冬，王孝达同李春潘(即柯柏年，李春涛堂弟)、徐克家(云南巍山人，北京工业大学毕业，1925年入党，与王孝达相识)到汕头工作。
东江地区原在军阀陈炯明盘踞下，工农运动遭到破坏。1925年10月，第一次东征后，中国共产党为恢复和发展东江地区的工作，决定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留下领导潮汕地区工作。广东革命政府任命周恩来为东江各属政务委员，主持东江25县政务。党还派彭湃到东江领导农民运动，后又兼任改组后的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农民部长。1926年初，党帮助潮梅国民党进行改组，建立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的地方各级国民党党部，派王孝达参加这次改组工作，并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潮梅办事处秘书，领导办事处的工作。他积极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1926年4月26日，共产主义青年团潮梅地委改组，王孝达任团地委委员、宣传部长。他同《岭东民国日报》社长李春涛(国民党左派，原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后任命为该报社长)密切配合，常在该报写文章，宣传巩固国共合作，发动工农群众运动支持北伐战争，驳斥国民党右派“溶共”等谬论。
王孝达在东江工作期间，常与在广州的好友王德三通信，讨论革命问题。1927年3月，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云南工作)派王德三回滇筹建云南特委。1927年3月中共云南特委建立，王德三任书记，他很希望王孝达回滇主持云南特委宣传部工作。1927年3月，雷旋乾(王孝达的侄子，原名王友龙，过继给姨父后改名雷旋乾)到广州前，王德三当面告诉他说：“你遇着味泉，告诉他这里宣传工作还无人负责，望他回来，此事不得忘，一定告诉他。”雷旋乾说：“请你写个亲笔信，我交给我叔叔。”王说：“不必了，你说是我亲自和你讲的。”雷旋乾到香港时听到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消息。他到广州后，全市已陷入白色恐怖中，萧楚女等已被杀害，后又打听到王孝达在汕头已被捕。
王孝达等被捕后，汕头党组织曾多方设法营救。1927年7、8月间，王孝藩接到由越南海防华侨转来汕头一同志的信，大意是：“急需‘孔方兄’救济令弟。”王孝藩立即筹借了200银元按地址汇去。后来接到汕头署名李钝的回信和归还200银元的汇单。回信说：“孝藩兄，款收到时，孝达已逝世，遗体暂厝汕头存心菩堂公墓。万望节哀，保重尊体。”
9月5日，王孝达和其他六位共产党员昂首挺胸、从容迈步，走向酒饭桌前，举杯痛饮。随后，王孝达一脚踢翻饭桌，与六位难友振臂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革命到底!”“中国共产党万岁!”
革命英雄的怒吼，气吞山河，吓得敌人目瞪口呆。敌人害怕革命群众劫刑场，行刑队不得不用铁甲车把他们押到汕头中山公园前枪杀了。这七位共产党员是：王孝达、陈兴中、江明钦、巫丙喜、杨慧生、赖炎光、郭兆堂。烈士们卧在血泊里，仰天含笑。汕头无数工农群众涌向街头，愤怒地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反动派的血腥罪行。
烈士虽然倒下了，但他们的革命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奋勇前进。
(马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