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恺泽，乳名阿培，笔名砍石，化名视晋年、郑百年，1905年10月生于浙江省奉化县松岙村。其父卓祥光为人正直，常给村里人看病；母亲庄氏主持家务，生2女1子。家境较富裕，后来逐渐破落，在卓恺泽成年时尚存十多亩地和四间楼房。
从7岁起，卓恺泽就上附近的松溪小学读书；11岁考入20里外的裘村忠义高等小学；14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宁波最大的一所学校——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当时已是五四运动的后期，受当时进步思潮的影响，这所学校有不少思想进步的教师，学生运动十分活跃。在这种气氛的影响下，卓恺泽如饥似渴地追求各种新文化、新思想。他经常到学校图书馆阅读课外书刊，与同学交流学习心得，磋商对某思潮的看法。同时，他劝导和督促成绩差的同学努力学习，共同进步。大家都尊他为“学长”。
1922年，卓恺泽把活动的范围扩大到校外，参加了宁波青年知识分子的进步团体“雪花社”。他按照这个社“本互助之精神，作社会之改造”的宗旨，投入社会活动，向宁波的守旧势力作激烈的斗争。他利用担任学生会工作的便利条件，带领同学们参加校内外的活动，帮助其他知识青年走向进步。卓恺泽虽然人在外地求学，但心中仍然挂念着家乡，更想把外面的世界和各种进步的思想带回家乡传播。他写信给在宁波第四师范学校读书的同乡好友裘古怀，提出创办松溪图书馆，为家乡“办点小小公益”。他的提议得到裘古怀的积极响应，两人热情捐助书刊和资金，并向学界、商界、当地士绅募集经费。卓恺泽本着内容新颖、通俗易懂的进书原则，给图书馆购书刊300多种，为家乡群众学习新思想、新文化提供了条件。
1923年8月，卓恺泽考入北京的华北大学预科。来到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在这座具有革命传统的城市里，卓恺泽如鱼得水，他吸吮着知识的营养，在革命斗争的风浪中接受锻炼。在大学里，他担任学生会的干部，一面积极参加校内外活动，编辑壁报，开展宣传；一面抓紧时间学习马克思主义，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这些活动中，他结识了北京的一批共产主义者，不久就光荣地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他和陈毅、乐天宇等20多名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卓恺泽入党以后，以主要精力投入革命工作。他先后当选为北京团地委委员、宣传教育委员会书记、中国共产党北京地委宣传部长、共青团北方区委宣传部长等职，并协助赵世炎编辑党内刊物《政治生活》。他十分注重对革命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以探寻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对自己不明确的问题，或者对某件事有不同看法，他总是大胆地提出来，向同志们请教。例如，他读了《中国青年》上刊登的林育南的文章《军事运动与革命》以后，对文中的一些提法有疑义，就写信给《中国青年》的主编恽代英。他在信中提出，中国“有沦为殖民地的危险”，因此要在最短的时间完成革命，革命的步骤是由宣传而组织，由训练而军事行动。他还提出革命青年可以打入军阀的军队和军事机关中去，“宣传我们的主义，扩张我们的势力”，利用旧军队培养和锻炼我们自己的军事人才，并努力将旧军队改造成“赤色的革命军”。他对《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译文感到不明确，也写信向恽代英请教。恽代英十分欣赏他的求知欲望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对他提出的问题，都一一作了答复。
卓恺泽还注意将其研究理论的成果，运用于指导革命运动，他积极撰写稿件，发表文章，阐述革命理论，宣传党的主张。在《政治生活》第44期上，就发表了他的《取消不平等条约》、《第一次国际会议》、《中国学生为英国大敌》等5篇时事短评。在这些短文中，卓恺泽说，中国是贫弱的国家，因此而受人欺凌、宰割，人民要奋起斗争，督促军阀政府取消不平等条约。在这种斗争中，中国青年要明白，全体被压迫民众紧密团结，共同打倒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在反帝联合战线中，努力求得我们民族的解放的道理。他还指出，中国学生不听洋大人“念圣经”、“做祷告”的胡言，不听研究系“多读点书、少干点事”的昏话，而要在铁蹄下挣扎起来，领导全国民众，去摇动帝国主义在华的基业，以求我们民族的解放。在《中国青年》第84期上，卓恺泽又发表了《讨论国家主义并质曾琦》一文，对国家主义派干扰革命斗争方向的谬论进行了批驳。文章尖锐地指出，“君主的迷信已打破了”，“国家是什么东西”呢?“国家不过是统治阶级利用之以掠夺别人的工具罢了”。“在军阀统治下的国家，我们被压迫的人们，是否值得死心塌地去爱它?”“我们也主张爱国，不过我们爱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不是资本家的国家，是以国家为过渡到世界主义的工具，不是把它看做终极的偶像。”他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为武器，明确指出了中国人民应当具有的国家观，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国家主义”的虚伪性和反动性。这篇战斗的檄文体现了卓恺泽的共产主义世界观。
1925年，国民党新右派向共产党和主张与共产党团结合作的国民党左派展开了进攻。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的“理论家”们，大造反革命舆论，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先后抛出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小册子。面对国民党右派的攻击，卓恺泽在8月19日出版的《政治生活》第47期上，以《戴季陶心劳日拙》为题撰文，论述了孙中山先生在40余年的革命中，摸索探求中华民族解放之路的奋斗过程，阐述了“三民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用鲜明的事实对比，证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给国民党注入了新鲜血液。在文章中他提醒大家，在反共健将江亢虎复辟阴谋暴露的时候，在国民党右派正想由国民党中驱逐共产党人的时候，在中国民众正在和帝国主义及媚外军阀肉搏的时候，自称“中山先生的信徒戴季陶”，纠集一伙人，又“在上海从事于小册子的著述，隐含着‘反共产党’的意味，这是值得注意的事!”在卓恺泽以及其他共产党人的文章抨击之下，戴季陶的面具被揭穿，共产党的许多鲜明的观点为人民所接受，戴季陶主义的影响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削弱。
卓恺泽不仅在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做革命的宣传，还在与友人的交往通信中抓住一切时机讲述革命道理，影响更多的人投身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仅在1924年，他就给当时在宁波四师读书的裘古怀写了13封信，议论国事，交流思想，他所谈的话题有：“论中国之政治经济”、“论孙文北上”、“松溪社会改良之论战”、“择友首以有无革命思想为标准”等等，他还经常将《向导》、《政治生活》等刊物寄给裘古怀等人阅读。在他的启发引导下，裘古怀毅然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伟大的中国革命不仅需要研究与探索，更需要行动和实践。卓恺泽不但注意革命理论的研讨，尤其注重实际斗争的锻炼，在北京近3年的时间里，他参加了历次有影响的革命活动，发挥了骨干作用。
此间，1924年初，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促进中苏建交活动，广大人民感谢苏维埃俄国提出废除帝俄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及其在华一切特权的建议，并对军阀政府拒不接受苏联建议的态度极为不满。1月，革命导师列宁不幸逝世，消息传到北京，广大团员万分悲痛。北京青年团通过北京学联、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团体发起，举行了有一千多人参加的列宁逝世遥祭大会，高君宇、卓恺泽参与了大会的组织工作。在广大群众的压力下，北京军阀政府被迫于1924年5月同意与苏建交。
1925年春，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下，全国人民广泛开展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集国民会议运动，卓恺泽为会议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并积极参加悼念孙中山逝世的活动。由于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又能阐明自己的观点和见解，4月间他被北京地委列为宣传工作最佳和对马列主义有相当明了的同志之一。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党组织领导各阶层群众举行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卓恺泽被派到学联中工作，和邓鹤皋、杨善南一起，在学生中组织沪案雪耻会，发动学生罢课和游行，投入反帝爱国运动。6月底，他被选为共青团北京地委青年部负责人。
在这段时间里，卓恺泽还受中共北方区党委的派遣，到西北和华北地区的兰州、归绥、大同、张家口等地，了解党、团组织的发展和活动情况，传达党的指示，指导各地的革命斗争。沿途他除了工作，还调查各地政治经济情况，了解民情，为指导当地的革命活动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卓恺泽从实际出发、不畏艰苦的良好工作作风，受到了同志们的赞扬。从西北、华北巡视回来后，正值北方区党委为培训干部开办党校，卓恺泽不仅积极听课参加党校的学习，还参与了党校的部分工作，和团北方区委书记肖子(肖三)一起，编写了《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讲课稿。
这期间，北京城里“要求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和以推翻卖国的段祺瑞政权、建立国民政权为目标的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运用游行示威、演讲等形式与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进行斗争。但是，斗争经常遭到残酷镇压，党团员和革命群众不时有人被捕。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卓恺泽临危不惧，机智勇敢地与敌周旋。情况紧急时就到亲友、同乡处躲避一下，事后依然勇敢地参加各种革命活动。
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还纠集英、美、法、意、荷、比、西七国公使，向中国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并以武力相威胁，要求国民军撤去防御。帝国主义的这种蛮横挑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18日，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2000多人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奔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卓恺泽等自觉担任指挥、联络、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的工作。当请愿队伍到达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国务院门前时，执政府卫队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开始了一场早有预谋的大屠杀。惨案中死亡50余人，重伤2百余人，卓恺泽在翻墙转移时遭反动军警用门杠猛打，从几米高的墙上摔下来，背部、腰部多处受伤。惨案发生后，他转移到同乡友人蒋著卿家中治疗养伤。从此，北方的党团组织转入更为隐蔽的地下斗争。
6月，卓恺泽离开北京到南方从事革命活动。他先在家乡与卓兰芳一起领导农民运动，组织成立了农民协会。7月30日，他被上海区委主席团任命为中共闸北区委书记。
卓恺泽到任后，深入基层，做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宣传发动工作。他根据自己亲身体验，为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程度和政治觉悟，于1925年起就着手编写《青年平民读本》，这时已完成了一、二、三、四册，每册均为24课。第一册的内容是人们最容易了解的事实和观念，如“工人的红血，清晨的红日，两个相比一样红”；“穷人的黄脸，富人的黄金，两个相比一样黄”；“富人的黑心，炉中的黑炭，两个相比一样黑”；“富人坐在家里吃鱼肉，农工劳苦做工喝薄粥”；“士农工商四种人，父母生来本相同，为甚要分富和穷”等。第二册起，内容由浅入深，通俗易懂，主要是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资本家、土豪劣绅横行城乡各地，弄得劳动人民困苦不堪，非起来革命不可。这四册读本的稿子，经恽代英等人修改后，由上海书店公开出版发行，影响很大。孙传芳军阀当局认为这是“赤化”书籍，加以查禁。但它已流入江苏、浙江、上海等城乡各地，被进步组织采用为工人和农民夜校的教材，使许多工人、农民从中受到启蒙教育，走上革命的道路。
10月，卓恺泽调到团中央宣传部编辑《中国青年》。他一面做好编辑工作，一面撰写了许多文章。至1927年1月这4个月时间里，他在《中国青年》发表的文章就有20多篇。这些文章观点鲜明，说理清楚，针砭时弊，切中要害，有几篇短文，每篇虽只一二百字，但却如投枪匕首，直刺敌人的心脏。在20多篇文章中，揭露和批判国家主义派的占相当篇幅。他指出：国家主义者每以民主为口头禅，实际上却“羡慕法西斯专政”；鼓吹“日本宪兵司令部又帮他们把‘少数不良分子’捉了”，又说什么“没有五色国旗，就无所谓中华民国”，无怪他们只爱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诸爱国军人治下的中国”。文章还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右派叫嚷“国民革命的新障碍”，一是“世界主义”(指国际主义)，二是“无产阶级专制”，三是“阶级斗争”，“可知右派的国民革命和醒狮派(即国家主义派)的全民革命，根本便是一个东西”；“北伐军占领武汉、九江以后”，那些“从前反对国民政府”的右派和“北伐将领亲戚故旧”，都跑到青天白日旗之下去图‘发展’了!“如果由他们这样发展下去，国民政府大有与北京政府合并的可能”。文章警告北伐诸将并提醒民众，要“谨防扒手”，不要把“革命前途的命运断送在这些人手里。”
卓恺泽的这些文章，不仅是在同敌人搏战，更重要的是教育和发动群众。他指出：“应极端重视下层群众革命的力量”，除了向群众作口头宣传，还做“推测群众心理”的“文字宜浅而精”的“切实”的“文字宣传”；要通过“列宁逝世”、“孙中山逝世”、“二七惨案”、“五卅惨案”等纪念日的活动，“使革命势力更深入于民众”。他主张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开展群众运动：革命青年不要“口头上冒称‘左派’，甚至冒称是‘共产主义的信徒’”，而应“快些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或是共产党”，为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小学教师“无论站在本身利益”，“或是站在教育问题上”，都应该而且必须“加入工农的队伍”，“从事农民、市民运动、小学教员运动等等实际的革命工作”，同时要组织“劳动儿童团”，开展“儿童运动”，培养“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战线，要“联合有民族觉悟的‘非洋奴’的基督徒，做反教会、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要把各条战线的群众都发动起来，“用全国革命的民众”推进“政府与军队的力量”，使帝国主义以及“封建军阀的最后营垒——安国军(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完全倒败于我们的脚下”。
1927年2月，卓恺泽被选为共青团江浙区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他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参加了武装起义的宣传工作，起草了《宣言》、《告民众书》以及标语口号、传单等。他杰出的工作能力和奋斗精神给周恩来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牺牲以后，周恩来曾专门作文悼念。
同年5月，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卓恺泽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大会闭幕以后，他留在武汉团中央宣传部工作。八九月间，团中央派卓恺泽到江浙两省指导工作，他奔波于上海、杭州等地，宣传党的工作方针。
9月27日，卓恺泽参加在杭州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被选为中共浙江省委委员。会后不久，省委书记张秋人被捕，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卓恺泽仍坚持了在杭州的地下斗争。10月，省委派卓恺泽去宁波指导工作。他回到家乡松岙，带了家眷，在宁波西门附近租房子居住，以家眷作掩护，进行秘密活动。
卓恺泽首先整顿了宁波党、团组织，接着召集宁波市委全体会议。根据党的指示和宁波具体情况，他在会上就学运、工会名称、商民协会和妇女运动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些意见，并向中央作了报告。
在进行组织整顿的同时，他还利用党的联络点开展工作。到乡村、学校找党、团员开座谈会。深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和大家一起分析形势，动员大家武装起来，宣传：“革命需要武装，要用武装的革命来对付武装的反革命”的道理。
面对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严重形势，为了挽救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紧接着，中共中央又在汉口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中共浙江省委为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制订了在全省各地发动武装暴动的计划。卓恺泽对武装暴动十分积极，他一面派党员干部去慈溪北乡工作，进行“重建党支部，从联系农民骨干入手，组织农民，建立武装，举行秋收起义，夺取政权”的组织和准备工作，一面带领曹鸿塘、柴水香、周鼎、史东标、张雪痕等，去鄞南组织暴动委员会。
就在全省各地紧锣密鼓地进行暴动准备工作之时，11月，浙江省委突然遭敌人破坏，王家谟、贝介夫、徐玮等省委领导成员被捕。在这一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派夏曦、卓恺泽等重建浙江党、团省委。由于敌人搜捕甚严，新省委在杭州无法立足，便迁移到宁波秘密办公。此时，卓恺泽担任团浙江省委书记，为恢复和发展浙江的团组织，筹办经费和枪支弹药，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而日夜奔波操劳。当他得到消息说，松岙党支部的部分同志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有些动摇时，他立即赶到松岙，教育党员说：“要顶住逆流，战胜风浪，坚持斗争”；“即使只剩一个人，也要革命到底，春草会抽芽，革命一定胜利”，及时鼓舞了大家斗争的斗志和信心。为筹集暴动经费，卓恺泽去他姐夫和外婆家里要来近千元钱；还动员父亲变卖家产，资助革命，也筹来几百元钱。
12月，卓恺泽接到团中央通知，要他带家眷作掩护去上海工作。他带着妻子、儿子离开了家乡。到了上海，并很快设法搞到12支手枪和12支木壳枪，每支枪各配100发子弹，用木箱包装，秘密地托一只经商的帆船带到松岙；另外又搞到几支手枪，派邬景和史东标送到家乡，为奉化暴动创造了条件。
1928年3月，中共湖北省党、团机关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卓恺泽被任命为团中央特派员兼团湖北省委书记。在当时汉口形势逆转，国民党反动派疯狂血腥屠杀共产党人，每天都有大批共产党和革命志士惨遭杀害。局势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卓恺泽对妻子林文翠说：“武汉局势，确如一幢将倾的大厦，但总要有人去支撑，怎能眼看着它倒下去?就是必死，我也要去!”他服从党的派遣，偕妻携子赶赴武汉。
由于省委内部一个交通叛变，使湖北党团组织又遭到了第二次破坏，4月19日下午，卓恺泽正在武昌召开秘密会议，不幸当场被捕。随后，残暴的敌人将他妻和儿子也抓了起来。卓恺泽在狱中坚贞不屈，忍受着敌人的拷打，不吐露党的机密。他还鼓励妻说：“我决心一死，你不要难过，要坚强地生活下去。”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人总不免一死，死是最寻常的事。死于枪弹之下，更其比死于床褥之间的痛快而有意义。……我生时，因奔走各地，不克对我亲爱的父母有很好的物质与精神的安慰。但我想，明白的父母决不会以此责恨我。‘为公忘私’，‘为国忘家’，是古有格训的。……父母!你们乐天知命的等着光明的来到吧!”这些话语，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革命视死如归的伟大胸怀。
26日晨，卓恺泽从牢狱中出来，大义凛然地走向刑场，高呼口号，慷慨就义。牺牲时年仅23岁。
11月14日，卓恺泽牺牲半年多后，共青团机关刊物《列宁青年》刊登了悼念卓恺泽的文章，称赞他的“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和坦白爽直的胸襟是值得每个革命青年模仿的”。
(王淑玉汪成法黄永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