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书堂，字新国，号家有，化名朝举，1908年10月17日出生于湖北省通城县中段老新屋的贫苦农民家庭。他7岁入塾，学习勤奋，不仅能背诵四书、五经、《左传》、《幼学琼林》等古书，还能写一手好诗和毛笔字。1923年春，他考入通城县立高等小学校，积极参加学生爱国活动。由于家境贫困，他靠卖文、卖字和代课赚钱，勉强维持生活和学习，直到高小毕业。
1925年7月，共产党员赵世当从省第一师范回九岭家乡进行革命活动。组织发动了进步青年学生、农民、手工业者30多人，成立了青年读书团，刘书堂担任组长。读书团以刘书堂讲授古文为掩护，学习《共产主义问答》、《十月革命》、《农民运动》、《中国青年》等小册子。刘书堂对这些书报爱不释手，先后写了50多篇学习笔记。在学习会上，他慷慨激昂地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救国于危亡，拯民于水火，是吾等热血男儿之重任。吾等要紧携劳苦民众之手，冲破腐败黑暗之天，开辟光明灿烂之途。”同年12月，刘书堂、黄云岸等三人由赵世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刘书堂根据党小组的决定，以教书为掩护，联络进步青年，开展党的活动。农历正月十六，刘书堂在中段老屋刘少成家设立私塾馆，招收穷人的孩子上学。他白天教书，晚上邀集刘福康十多名青年到塾馆识字，学习革命理论，探讨穷人出路。私塾馆成了青年人的夜校，吸引了周围十余里的杨文甫、黄少海、刘元香、刘德成、杨幼雄等穷苦青年参加学习。他们后来绝大多数参加了青年读书团，成为共产党员、革命的骨干力量。
由于通城县连续两年遭受特大旱灾，土地龟裂，草木枯萎，田地颗粒无收。1926年春，穷人抢吃观音土、树皮，饿殍遍野，目不忍睹。富人则乘机催租逼债，囤粮发财。为救民于水火，党小组决定发动农民“吃大户”，开仓赈饥。刘书堂和黄云岸到袁家山、建基山、张师山、马洞、彭洞、飞坳、灵官桥等地发动群众，建立联络站。饥饿的农民像干柴，一点就燃起熊熊烈火。刘书堂和他的夜校学员一马当先，带领数千手持梭镖、大刀、口袋的饥民，喊声震天地冲进杨仕斌等几家大地主家开仓分粮，夺回耕牛、农具，既解决了眼前的饥荒，也为生产自救创造了条件。杨仕斌等从此对刘书堂恨之入骨。同年5月，赵世当从广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来信，带来了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是当前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指示。刘书堂从此更加心明眼亮，他认识到农民只有组织起来同地主豪绅斗，才有生存的出路。党小组决定公开举起“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大旗，首先在中段成立农民协会，刘书堂被选为主席、刘福康为副主席。8月，马港党支部成立，刘书堂任支部委员兼飞坳党小组长。
此时，北伐军已进入湖南，逼近长沙。刘书堂坚决执行党组织的决议，积极编写传单、标语，揭露驻通城、平江一带防守司令陆云的罪行，发动群众支援北伐军。8月22日至24日，北伐军经过通城，刘书堂组织群众沿途欢迎、慰问。9月，赵世当在县城成立国民党通城县党部筹备处，刘书堂等人留南区发展党的组织和建立区农民协会，他被选为南区农民协会副主席。他先后发展农协骨干20多人加入共产党。10月初，飞坳党支部成立，刘书堂任书记。
1926年冬至1927年春，南区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农协会员发展到5199人，成立了24个区农民协会。各农协还建立了农民纠察队，在中共通城县委和国民党县党部统一部署的“三杀”(杀贪官污吏、杀土豪劣绅、杀流氓地痞)、“两抗”(抗捐、抗债)、“两减”(减租、减税)、“一赶”(赶天主教神甫)的斗争中，刘书堂和黄云岸、徐步云带领南区农协会员和纠察队，打开八斗寺、观音堂、城隍庙、寿龙寺等公仓济民，捉拿李石保、赵应奎、毛际时、徐晓凤等10多个土豪劣绅游行示众，并将他们的庄田、庄屋、谷子、银元、耕牛、农具分给没有土地的贫雇农，实行“耕者有其田”。农民运动的胜利，使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不敢横行，劳苦农民能挺起腰杆说话，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刘书堂深有感慨，挥笔作歌；
劳苦农工商，团结志好钢。
梭镖擎天柱，手戴红袖章。
只要不怕死，又有谁敢挡?
打倒土豪劣，杀绝吃人王。
同心打天下，家由工农当。
一朝得成功，民富国也强。
1927年夏，夏斗寅叛军残部姚德安团窜扰通城，疯狂“清党”反共，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敌人的猖狂，激起刘书堂的满腔怒火。他同黄云岸率领农民纠察队，奋起反击，扼守九岭，击退了企图南扰的敌军，保卫了农民运动的胜利成果。在中共通城县委的领导下，以农民纠察队为基础，组建了一支2500余人、1500多支梭镖、大刀、鸟枪的农民自卫军。6月13日凌晨，农民自卫军兵分三路包围盘踞县城的姚团。刘书堂率领一支农军奇袭锡山，直捣东门，架起人梯，翻墙入城，同西、南两队农军一起，杀向姚团团部。敌人抵挡不住，仓惶从北门逃窜。农民自卫军缴获400多支枪和无数弹药、军用品。
通城农民协会和其他革命组织恢复不久，又发生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反动的团防局派兵四处活动，土豪劣绅卷土重来，白色恐怖笼罩通城。这时，混入农民协会的流氓分子孔广达投靠“保卫团”，充当反共密探。恶霸杨仕斌当上了“保卫团”头目，他指使孔广达侦察刘书堂等人的行踪，以便泄心头之恨。
形势极为紧张，刘书堂并不害怕，仍以办私塾为掩护，坚持地下斗争。7月下旬，他和黄云岸在湖北省委派来的罗荣桓的帮助下，恢复起一支农民自卫军。8月19日深夜，他们根据罗荣桓的部署，率领70多名农军骨干潜入县衙附近，第二天上午里应外合智取了通城县城，举行了震惊鄂南的通城八二○暴动。这年冬天，国民党第十三军陈嘉部的第十五、第十六团和第六、七军的两个团云集通城九岭。根据董必武的指示，刘书堂积极参加策动第十五团起义的活动。由于叛徒告密，打入该团内部的十多名共产党员惨遭杀害。赵世当、黄云岸、刘书堂、徐步云被悬赏通缉，血雨腥风弥漫九岭。尽管家被抄、亲人遭毒打，刘书堂的革命意志毫不动摇。他掩埋好同志的尸体，又投入战斗。
1928年春，刘书堂负责通城南区党的工作，秘密联络隐蔽的共产党员，恢复党组织的活动。7月22日，他和黄云岸率一支以党员为骨干的农军，参加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后南区农民协会、青年、妇女组织得到恢复，同时组建了湘鄂赣边挺进大队，黄云岸任大队长，刘书堂负责政治工作。
1928年秋，刘书堂化名刘朝举，同中共江苏省委取得联系，不断收到江苏省委寄来的《中国革命在现阶段中的十大要求》、《列宁青年》、《先锋小报》等文件、报刊。刘书堂同黄云岸根据文件精神，建立了湘鄂边区中段苏维埃政府，机关设在私塾老屋和黄云岸家地窖。刘书堂任主席，黄云岸任书记。他们以中段为中心，领导通城的姝岭和平江、岳阳边界地区的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发展党的组织，散发《农民的要求》、《赤色纪念口号》等传单，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及“保卫团”镇压革命、屠杀人民的罪行。他们带领挺进大队，发动1000多农民，秘密打造梭镖、大刀等武器，同修水四林铺韦子冈取得联系，准备春节大举暴动。后因组织不健全，未能举行暴动。
1929年上半年，中段苏维埃区域生机勃勃，敌人深为恐惧，加强对这一带的封锁和来往信件的搜查，寻找机会和线索进行“围剿”。不久，通城第二(中段)支部平江籍党员欧阳义雨被敌捕获叛变，供出刘书堂、黄云岸的暴动计划和党、团组织的全部情况。四五月间，通城县警备队又连续在县邮局和中段苏维埃的秘密交通站——刘万顺烟店，搜查出从中共江苏省委、工农联合会、青年团寄给刘朝举的27种文件、宣传品，查明刘朝举即刘书堂。通城县长大惊失色，立即与平江县政府密谋，于5月下旬调集“保卫团”等大批反动武装联合“进剿”。中段苏维埃政府和暴动指挥机关及党、团组织全部被破坏，共产党员被捕十多人，七人遭惨杀。刘书堂、黄云岸等人虽然脱险，但面对敌人的暴行、同志们的鲜血，心情十分沉痛，愤怒不已。尽管敌人严密封锁，孔广达带便衣队白天黑夜来往侦查，仍在湘鄂边界地区坚持活动，秘密联络未暴露的共产党员，重振旗鼓，为死难的烈士报仇。
7月6日晚，刘书堂回家探听情况。次日晚去看望未婚妻团妹，嘱咐她：现在环境恶劣，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坚强，要看到光明，同敌人斗到底。这晚，他婉言拒绝了团妹的苦留，毅然离开团妹去与黄云岸、龚濂溪等人碰头。
7月8日凌晨4点，刘书堂开会回到家，刚刚睡下，就被敌人抓住。“哈哈!刘书堂你有天大的本事也跑不了啦。”尖嘴猴腮的孔广达狂喜大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毫不费工夫。你的同党刘蒲贵为我们立了一功。”在后面探头探脑的刘蒲贵受宠若惊，点头哈腰。刘书堂这才明白，是身边出了奸细而落入敌人魔掌的。他愤恨的目光像两柄利剑射向刘蒲贵，厌恶地骂道：“呸!无耻叛徒，败类!”团丁把刘书堂捆起来后，又在他家里里外外洗劫一阵。刘书堂告别父母兄弟，昂首高唱《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南区“保卫团”头目杨仕斌得知孔广达抓到刘书堂，生怕夜长梦多，拿30块大洋收买孔广达和县保卫区队长张宏光，让他们就地处决刘书堂。7月8日，刽子手将刘书堂杀害于隽水堤边。
(葛先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