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泉，字仲苍，又名宝全，1901年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一个较富裕的家庭。父亲张宗厚在三原县城开杂货铺，常到四川做生意；母亲是四川人，早年去世。
张宝泉小时在本县上小学，1915年入源渭北中学，半年后，转学至西安省立三中。五四运动后，他产生了追求新生活的理想，遂于1920年联络堂弟张仲超(革命烈士，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等同学数人，赴天津，考入南开中学，插班二年级。
1922年，张宝泉加入了陕西旅京青年的进步组织——共进社。在南开，与陕西同乡武止戈、屈武、刘尚达等，发起创办进步月刊《贡献》，曾积极为《共进》、《贡献》杂志投稿、捐款。
1924年上半年，张宝泉在南开中学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曾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组织工作。和于方舟、邓颖超等一起指导天津各校学生的革命活动。7月，由党组织指派，和武止戈等由天津乘船赴苏联，进入东方大学学习。
1925年6月，党根据国内斗争的需要，调一批同志回国工作。6月27日，中共旅莫支部召开会议，将张宝泉、郭隆真等12名团员转为候补党员。张宝泉被调回国后，分配到中共中央机关，先从事工人运动，后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工作。
1927年7月，中共中央着手从武汉撤回上海前，曾派一批同志前往上海做准备工作。张宝泉、何叔衡等四人，是最早被党中央派回上海建立地下交通工作，并为中央机关物色办公地址的同志。这时，是上海正处于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四一二大屠杀后的白色恐怖仍在继续。特务横行，警察遍地，反动气焰嚣张，党的地下工作困难重重，危险异常。在这种情况下，张宝泉为建立党内交通线和保证党中央的安全而日夜奔波操劳。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国民党反动派在武汉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中共中央被迫迁回上海，转入地下活动。
1928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
罗亦农是中共的重要领导人，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在上海有很大的影响。他被捕的次日，上海报纸就传出消息。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新军阀认为：“首要已擒，共祸可熄”，正欲趁此一网打尽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机关。
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身为中共中央内交主任的张宝泉深知自己责任重大，马不停蹄地在各秘密机关之间穿梭。他先找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编辑部，通知了编辑郑超麟。郑超麟给他换上了自己的黑色大衣。改装后，他又赶到周恩来处送情报。得知周恩来已安全撤离，他放心地离开，又沉着地前往别处。不料途中，忽然遇见外国巡捕“抄靶子”(就是突然封锁某一路口，搜查过往行人)。张宝泉来不及转移身上的文件，不幸被捕。
巡捕房在张宝泉身上搜出许多党内重要文件，断定他来历不凡，把他当作“奇货”，想急于获得更多的东西。威逼利诱无结果，严刑拷打也不能使他开口。兽性大发的敌人搬出了叫做“九尾猫”的刑具，据说这种刑具可以使受刑人产生极度的痛苦，而不会立即毙命。但是，在张宝泉的面前，这种刑具也失去作用。
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听说巡捕房捕到这么一个“奇货”，便亲自出面要求引渡。张宝泉遂被引渡到龙华警备司令部。
在龙华，张宝泉遭到更加残酷的毒打，皮鞭打得他全身血肉模糊，两条腿被打断。他几次昏死过去，敌人又用冷水泼醒。但他紧咬牙关，怒目而视，回答敌人的只有一句话：“不知道!你们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什么有用的东西!”狱中的难友看到这种情况，没有一个不为之感动流泪。
敌人在这个铮铮铁骨的共产党人面前终于无可奈何，于是把张宝泉拖到院子里，打过200军棍后，又用盒子枪在他身上连击七枪，三把刺刀挑起他的尸体，扔出龙华监狱那高高的围墙。年仅27岁的张宝泉就这样壮烈牺牲了。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在张宝泉烈士的家乡陕西三原县为他修建了墓地。
周恩来、邓颖超曾多次回忆到张宝泉烈士，邓颖超曾心情沉重地说：“他死得很勇敢，是我党的一位很好的同志，我们应该怀念他”。
(禾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