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学增，1900年出生在广东省遂溪县乐民区墩文村一个贫苦家庭。他早年就读于乐民小学，1920年夏，赴广州考入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在此期间，认识了广东早期共产党员阮啸仙等，开始走上革命道路。1923年，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同年转为中共党员。
1924年，他从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根据党的指示立即投身农民运动，参加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深入花县等地调查实习。此后，他担任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兼秘书、中共广东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等职，与著名农运领袖彭湃、阮啸仙、周其鉴等并肩战斗。国共第一次合作后，他在1925年12月22日，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南路特别委员会委员，组织南路各县市党部配合革命军南征。有一次在从梅录到高州的路上，他不慎被民团捉去，身上物品和钱财被抢掠一空。脱险后有人劝他到外地避风头，黄学增却说：“为着党和人民的利益，再危险也得去做工作，革命党人，时时都准备牺牲的!”就这样，他不仅深入阳江、茂名，而且还到基础更差的吴川、遂溪等地农村做发动农民的工作，组织农民自卫军与民团作斗争。在他的领导下，南路各地农民配合革命军作战，打败军阀邓本殷，获得南征的胜利。
1926年1月1日，黄学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他坚决维护农民利益，在向大会作的《农民问题决议案》报告中，提出了取消民团、惩办反动防军及不法官吏、取消苛捐杂税等政治、经济主张，以保证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他还针对珠江三角洲一带土豪劣绅横行，专门与农会作对，随意拘捕农民等严重情况，提出农民运动要向纵深发展，农民要过上好日子，就必须由政府派出军队到农村帮助农会镇压反动土豪劣绅和他们的工具民团，才可以保障农民的权益。为此，他在会上痛陈农民被土豪劣绅鱼肉，农会遭到摧残的事实。他的提案得到与会代表的支持。并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会后不久，国民政府即派出军队赴中山、高要等地支持农民斗争，打击反动势力。
广东省农民协会为了加快南路农民运动的步伐，派黄学增担任南路办理处主任。为了尽快开展南路各县农运，掀起农民斗争高潮，他召集南路各县农运负责人开会，研究办事处工作计划，落实各县活动。他深入各县做调查研究工作，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写了《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一文，登载在省农会机关刊物《中国农民》第四期上。在长达35万字的文章中，他详细地叙述了南路的地理位置、交通实业、物产商贸以及外国在当地进行经济侵略的情况，指出南路人民所受的压迫和痛苦，“就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农民欲求解放，必先打倒帝国主义。”并明确南路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农民。
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各县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南路各县县长大都是头脑陈腐的官僚，虽挂名国民党籍，都不知国民党政纲为何，且拒不执行南路行政委员会决议，对如何改良地方警察、民团、建筑公路、安设电话、建筑公园、园林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不仅不去真心实施，反而以此去欺骗农民。黄学增曾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南路特别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两次参加遂溪县人民代表大会。在会上，他要求县区政府应支持农民运动，设法帮助农民解决生计问题，减免税捐，将各区保卫局所有款项拨给各区农民协会支配；还要求化州县县党部每月补贴农民运动费52元。在他的努力下，海康县长拨给农会600元筹办费，并裁撤各区民团局，将所有之款拨给各区农民协会支配。自此，南路各县农会声威大震，农民纷纷要求加入农会，农会势力一天比一天壮大。至1926年5月，南路各县都成立了农民协会，此外还有区农会13个，乡农会144个，会员10093人。
农会组织起来后，黄学增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清匪斗争。南路土匪之患，为全省之冠，而雷州土匪之多，又为南路各县之冠。南路各县在军阀邓本殷统治下，官匪互相串通，土匪与兵士合混，匪即是兵，兵即是匪。兵匪一家抢劫农民，搅得到处鸡犬不宁。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黄学增指挥雷州农民擒获土匪头子庞玉清，为民除了一大害。此后，他还与特派员黄广渊等组织反对遂溪县长伍横贯鱼肉乡民、贪污渎职的斗争，发动农民到省城向广东省政府请愿，要求撤伍之职。省政府接受群众的请求，撤掉了伍横贯职务。消息传出后，高雷农民奔走相告，称这是“从未成就过的奇勋!”吴川农民与雷州农民相比更为清苦，所食均是番薯，所住几乎全是茅屋。农民一年辛苦所得之谷物，大多数要纳地主的地租，剩下的则为军阀、贪官、污吏抢掠。农民饱受苛捐杂税之苦，纷纷向农会提出要求官厅豁免苛捐，以保障其最低生活要求。吴川县第五区十八乡农民联合派出代表500余人扶老携幼，到南路办事处请愿，要求吴川县署取消蒜头捐。黄学增接过农民请愿书，随即致函吴川县长要求他“体恤农民至意，克日将该蒜头捐取消”，给农民以利益。县长拒不接受，执意继续收取。他愤怒至极，亲自到吴川县署交涉，批评县长，描述农民所受之苦痛。在他的坚持下，县长被迫答应取消蒜头捐。其他县农民知道此事后，都认为黄学增真正是为农民办事的，遂要求他向政府反映取消其他捐税。他不负重托，趁参加广东省农民协会大会之机，向国民政府提出取消农民所交之苛捐，以保证农民生活。正是在他的不懈斗争下，南路各县的“蒜串捐”、“壳灰捐”都被取消了，真正减轻了农民负担。黄学增出色的工作越来越受到农民的赞赏，农会的地位也更加坚固了。
在开展农民运动的同时，黄学增很注意加强党的建设，建立和健全各级党组织。他贯彻执行中共广东区委的有关指示，团结好各县做农民运动的特派员，开办农民运动训练班，培养先进分子加入党组织，在有条件的县建立了党支部，如阳江、吴川、廉江等县，都有党的支部，雷州和遂溪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此外，他还以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的名义，发起举办了“梅录市宣传学校”，培训农村干部。
在黄学增等的努力下，南路农民运动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由于黄学增的出色成绩，1926年5月举行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上，他和彭湃、罗绮园等同被选为执行委员。至北伐前，南路农会会员增至28万人，黄学增更加受到农民的爱戴。
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革命军纷纷北进讨伐盘踞在长江流域的军阀。广东各地土豪劣绅乘革命军开赴前线，后方空虚之机，不择手段地向农会进攻，指派民团破坏农会，枪杀农民。黄学增不畏强暴，挺身而出与反动势力斗争，写下了《为电白农民求救》、《仲恺死了吗?》等文章，揭露土豪劣绅摧残农民运动，进攻农会，杀害农民的罪行，提醒南路各县农会注意拿起武器与土豪劣绅斗争。同时，他继续不屈不挠地组织农民开展减租和抗苛捐杂税斗争。特别是在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广东农民运动处在最危险的时候，黄学增奉命先后在遂溪、高要、广宁等地部署农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打击敌人的进攻。10月15日，在中共广东省委与中共南方局联席会议上，黄学增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1928年4月被选为省委委员。6月16日，黄学增被任命为中共琼崖特委书记，渡海到海南岛领导革命斗争。他到达海南时，正逢国民党军第十师开到琼崖，会同琼崖地方民团和土匪武装向琼崖苏区“进剿”。琼崖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威胁。黄学增到了海口后，曾组织红军攻打海口，结果遭到失败。虽然琼崖红军遭受挫折，但黄学增并不气馁，仍然高举革命红旗，把特委一班人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总结经验教训，依靠海南群众和干部，重建组织，整顿军队，使琼崖革命力量得以恢复和发展，为党保住了中坚力量。11月又被选为省委候补常委。
1929年8月8日，黄学增从省里开会返回海南时，找不到特委机关的同志，知有事变，即装病住进美国人开办的福音医院，以便伺机联络党组织，但不幸被叛徒严凤蛟发现，旋即被敌人逮捕。在监狱里，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敌人为了从他嘴中得到琼崖组织以至广东省委名单及行踪，先是拿官职和金钱来收买他，许诺只要他招出党的秘密，金钱、官位随他要。黄学增威严地说：“你们以为用那几个臭钱就可以收买我吗，休想!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铁铸的，千金万银也动摇不了我革命的意志!”敌人碰壁后仍不死心，又说：“你什么都不要，那你给我们写上一个‘不’字，不做共产党的事就行了。”黄学增再也按捺不住满腔怒火，拿起笔朝敌军官的眼睛用力刺过去，大声地说：“我这就要革你的命!”敌军官捂住被刺伤的眼睛，狂叫道：“杀掉他!杀掉他!”敌人一拥而上，将黄学增押了下去。8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将黄学增杀害了。
黄学增从投身农民运动开始，就已经把个人的命运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解放后，当地人民政府授予他革命烈士光荣称号。
(江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