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孟雄，原名定礼，字国正，号孟雄，求学期间，曾用过何子静、何纯、坦如等字号，参加革命以后，常用之君、江囚、刘小山、刘无和、廖慕群等化名和笔名，1889年6月2日生于湖南省酃县中村乡龙塘村。在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父母亲不幸先后去世，跟着两个哥哥生活。9岁那年，他进入了普育学校(后改为龙门小学)读书。1911年夏，初小毕业后，他进入该县梅岗学校读高级小学；1914年随进入长沙电话局作职员的大哥何国顺到了长沙，考入岳云中学读书。
在岳云中学读书期间，新文化运动开始在湖南兴起，岳云中学是新思潮比较活跃的学校之一，何孟雄有机会经常阅读提倡民主与科学的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反袁(世凯)驱汤(芗铭)和抵制日货的学生运动。因为带领同学们对贪污克扣学生伙食费的学校庶务主任提意见，而被加以侮辱老师的罪名，被校方挂牌开除。这之后，他先后进入长沙修业中学、长郡中学、省立商业专业学校学习，但都为时不长。1916年冬，何孟雄考入省立工业专门学校，不久又因校方从其日记和文稿中发现了有反对北洋军阀的内容，对其进行追究，被迫离开工业专门学校进入雅礼中学就读。
连续不断失学的打击，令他苦闷彷徨，当他获悉新民学会正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时，便于1918年6月奔赴北京，进入翊教寺法文专修馆攻读法文，准备赴法勤工俭学。学习半年之后，因赞同留在国内探求新生活等主张，1919年3月，他考入了北京大学理科当旁听生。
进入北京大学，是何孟雄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起点，在这所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之中，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新潮》、《晨报》等进步书刊，开始对李大钊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即转而改学文科。就在这时，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满怀一腔爱国热情的何孟雄，在北大的同学一道，集会天安门，并随游行队伍参加了包围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等行动。接着，他被安排进行营救在“五四”游行时被捕同学的工作。
6月3日，何孟雄在街上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时，被反动军警逮捕，关在临时改作监狱的北大三院礼堂。虽然身陷囹圄，何孟雄却不畏强暴，和被捕的同学们表示，政府一日不认错，一日不惩办卖国贼，他们就一日不出拘留所。在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抗议下，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学生，并罢去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的官职。这之后，中国代表团亦被迫拒绝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的洗礼，使何孟雄彻底明白了旧社会的罪恶，从而立定不屈不挠奋斗的志向。他曾主张仿效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建设“新村”的办法，以建立青年生活大本营，使青年一面做工，一面读书，使知识阶级变为劳动阶级，劳动阶级变为知识阶级。抱着这一信念，当北大部分学生于1919年12月组织北大工读互助团，试图走工读主义的道路时，他报名参加了该团的第一组，并在骑河楼斗鸡坑7号，负责筹办俭洁食堂和洗衣坊，从事中国新村的实验。3个月以后，该组由于经济不能自给和团员思想不一而宣布解散，何孟雄的工读主义幻想也随之破灭。于是，他开始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开始注意研究工人问题，探索工人运动。
1920年5月1日，北京大学举行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何孟雄响应李大钊的号召，带领七位同学，分乘两辆汽车，开往市区散发《北京劳工宣言》等传单，揭露统治阶级对工人阶级剥削和压迫，他们一路高呼“劳工神圣”、“劳工万岁”等口号，号召工人们“快快联合起来”。这一举动引起反动当局的恐慌，当汽车行驶到菜市口时，他们被军警逮捕。经过十多天的斗争，何孟雄等人才在北大、北京医专等几所大专院校校长的保释下得以出狱。北京舆论界称何孟雄等人是“在中国第一次‘五一运动’而入狱的八个少年”，“起到了唤醒社会的作用”。
如果说五一节时的斗争，还只是一种宣传活动的话，那么不久，何孟雄就开始了组织工人斗争的最初尝试。这一年的6月，何孟雄来到北京大学印刷厂，拜工人为师，并领导工人斗争。这所印刷厂是该校庶务处所属的100余名工人的小厂，劳动条件极差。当时，工人们已经有四个月没有领到工资，许多工人被迫典当衣服、棉被，生活极其艰难。何孟雄发动70多名工人开展索薪斗争，迫使校方立即发放了一个月的欠薪。在组织斗争的同时，何孟雄还专门写了一张启事贴在宿舍区，向广大师生员工说明罢工原委；并且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北大印刷工人罢工始末》专文，以取得广泛的社会同情和支持。
已经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些了解，并且受到爱国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锻炼的何孟雄，逐渐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秋，当李大钊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于11月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时，何孟雄和邓中夏等人先是成为首批团员，随后又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不久，该小组改称为北京共产党支部。
北京共产党支部在长辛店创办了一所劳动补学学校，何孟雄和邓中夏等人被派作兼课教员。他们每天往返步行80多里，到长辛店补习学校给工人讲课。一个月只吃三元钱的伙食。靠着这种服务精神，他们获得了工人的信任，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并通过他们团结起长辛店的大多数工人，建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与此同时，何孟雄还曾前往南口、唐山、张家口等铁路工人集中的地方，了解劳工的实际生活和劳工运动的情况。
在从事工人运动实践的同时，何孟雄还非常注重从理论上努力探索和研究。一方面，他认真总结参与工人运动的经验，于1920年12月撰写长篇论文《劳工运动究竟怎样下手》，阐述了在我国发动和组织无产阶级劳工运动的特点和规律，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较系统地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的重要文章；另一方面，他积极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论战，1921年3月，他发表了《发展中国的实业究竟要采取什么方法》一文，认为：“中国要发展实业，只有采取社会主义的方法，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一文章批驳了当时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推动了建党工作的进行。
1921年4月，少共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邀请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分别派代表出席大会。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公推何孟雄为代表，并指定他起草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4月初，何孟雄和上海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书记俞秀松等代表，从北京出发前住苏俄。由于北洋政府一名密探混入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当何孟雄等人途经满洲里时，被军阀的便衣队所逮捕，并关进了黑龙江陆军监狱。敌人从何孟雄身上搜出了少共国际执委会邀请赴莫斯科的信函，于是对他施行了用竹签钉入十指等酷刑，妄图逼其就范。但何孟雄坚不吐实，一口咬定是赴莫斯科考察教育。尽管在狱中受尽了折磨，何孟雄仍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他写下一首《狱中题壁》的诗，以明其志：
当年小吏陷江洲，
今日龙江作楚囚。
万里投荒阿穆尔，
从容莫负少年头。
何孟雄设法将被捕情况和请求组织营救的信函转往北京，经李大钊设法在黑龙江省督署联系，罗章龙请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出面保释，何孟雄才获释出狱。这一次的历险，已是他第三次入狱。然而，他却风趣地对同志们说：“此次坐牢，殊出意外，但机会难得，确也增长了不少的见识”。
回到北京不久，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何孟雄和北京共产党支部的成员一起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10月，他与也是共产党员的缪伯英结婚。当时，这一志同道合基础上的结合，被同志们誉为一对“英”、“雄”夫妇。
1921年10月，何孟雄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工作，并被委派为该部赴京绥路工人运动特派员。不久，他代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主持书记部的工作，主编北方党和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
年底，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何孟雄被推为第一任书记兼组织委员。
1922年夏季，直系军阀吴佩孚占领北京，并抢占了几条铁路后，与交通部门产生了很大矛盾。中共北京区执委会、李大钊利用这一机会，通过军阀上层人士的并系，选派了六位共产党员，分别担任京绥、京汉、津浦、正太等铁路的密查员。名义上是调查交通部门的活动及骨干人物，实际上则是中共的工运特派员。何孟雄被委以京绥路密查员的职务。他利用这一身份经常出入张家口、南口、康庄一带的铁路工人居住区，进行调查访问，组织工人运动。他在南口铁路机车厂创办工人夜校，并逐渐推广到各厂、站；接着又在厂务、工务工人中发展工会组织；帮助张家口、南口铁路机车厂建立了工业研究所，即基层工会组织；改组张家口车务工人同人会，选出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的工人当代表，使之成为了有京绥铁路60多个大小车站1500多工人参加的真正的工人组织。在建立工会的同时，何孟雄还特别注意在斗争中建党和发展党的组织。这年的秋天，他发展了六名工人入党，及时成立了京绥铁路党支部。后来，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各大站也先后建立了党支部，成为领导工运的堡垒。
1922年7月下旬，何孟雄通过京绥铁路同人联合总会领导了反对“亡路合同”的斗争。当时，北洋军阀政府交通总长高洪恩批准与美国太康洋行签订出卖京绥路权的合同，引起铁路工人不满。何孟雄利用这一机会，及时发动和领导了铁路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经过8天的斗争，终于取得全胜。这是北方工运史上最早取得胜利的工人罢工斗争。
10月27日，京绥路1500名车务工人举行大罢工。为了组织好这次罢工，何孟雄事先同京绥铁路党支部、车务工人同人会所召集各站工人代表会，详细研究了罢工的日期、条件等事项，商议了罢工后应付敌人破坏镇压的各种措施；并提出“争平等、争人权、争自由、争待遇”，“不能拿工人当牛马”等口号。组织宣传队、纠察队、敢死队，以团结工人群众，孤立和打击工贼，保护工人利益和维持社会秩序。由于计划周密、组织有序，挫败了铁路当局破坏罢工的一个又一个阴谋，最终迫使北洋军阀政府的交通总长不得不基本满足了工人们提出的七条十一款要求。
年底，何孟雄领导京绥铁路车务、厂务和局务等各工种工人实现了初步的联合，召开了全路的工人代表会议，成立京绥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他及时总结前段工运的经验，提出“有队就挂”(一有机会就领导工人起来斗争)，“见好就收，提高再斗”的斗争策略。根据何孟雄总结的经验和提出的策略，京绥铁路的工人运动颇有章法，罢工取得了成果就马上复工，党和工会的负责人迅速转入秘密活动。因此，当军阀用武力摧毁北方各铁路工会时，京绥路的革命力量得以保存，并在以后革命高潮到来时，能及时建立起京绥铁路总工会。
1923年2月2日，在郑州的京汉铁路总工会遭军阀野蛮查封，总工会决定全路总罢工，何孟雄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的其他负责人，及时组织和领导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当军阀制造二七惨案的消息传来之后，何孟雄又先后召开了北京地方执委紧急会议、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会议，决定成立救济机构，发动学生开展募捐活动，筹措救济费；并决定忍痛复工，以保存实力。与此同时，他组织学生罢课，举着烈士血衣上街游行，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惩办杀人元凶。
但是，北洋军阀政府继续采取武力镇压的手段，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和全国50多个工会被查封，书记部的工作人员和各地工会领袖被通缉。何孟雄、邓中夏等被迫离开北京，转往上海。他们在与上海学联负责人洽谈了支援事宜之后，又不顾个人安危，迅速返回北京，积极组织人员编写《京汉工人流血记》，举行遇难烈士追悼大会，坚持与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斗争。
1923年6月，何孟雄被推选为北京地区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赞成国共合作的决议。之后，中共北京区委进行调整，何孟雄被选为中共北京区委委员、秘书。同年4月，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他根据中共三大的决议，加入国民党，并担任该执行部秘书处文科主任助理。5月下旬，因张国焘被捕泄密，李大钊、缪伯英等离开北京，中共北京区委的工作重担多移到何孟雄身上。因为劳累过度，他不幸病倒。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后，他于1925年秋，调任中共唐山地委书记。
1926年冬，何孟雄担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长。大革命失败以后，由于中共江苏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何孟雄于1927年9月被调任江苏省省委委员、农委秘书和省委巡视员，分管农民运动。他一到任，就全力以赴地投入领导江苏省农民运动的工作中。
江苏省委传达贯彻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之后，何孟雄受托起草《江苏农民运动工作计划》，并被委派兼任淮安特委书记。他不顾敌人的频繁搜捕和血腥屠杀，昼夜奔走在沪宁沿线和长江南北，视察农民运动，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检查各地对《江苏农民运动工作计划》的执行情况。12月下旬，一直在各地筹备农民武装暴动的何孟雄从淮安回到上海，参加了省委贯彻党中央11月会议的限期普遍发动城乡暴动的指示的扩大会议，其以江北为重点组织农民暴动的意见，得到了省委书记邓中夏的认可。于是，他在会后即匆匆赶回淮安，召开党员代表会议，传达省委指示，正式成立淮安县委，研究和部署淮安农民暴动计划，决定1928年2月15日在基础较好的横沟寺首先暴动。恰在此时，由于邓中夏被调往广东，中共江苏临时执委于2月5日任命何孟雄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此时，国民党淮安政府则已调集了大批武装，准备“围剿”农民自卫队。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淮安县委因为一时无法得到何孟雄的指示，遂决定提前举行暴动，但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4月，何孟雄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分管农委和组织部的工作。他前往淮安调查，起草了《关于淮安北乡暴动的批评和决议》，总结横沟寺暴动失败的原因及经验教训，后经江苏省委通过，下达全省党组织。鉴于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何孟雄提出了当时的革命形势既非高涨，也非低落，而是处于由低潮向高潮转变时期的观点。他的这一观点，与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向忠发、李立三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有所不同。在此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何孟雄接二连三地遭受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打击。
1929年初，中共中央改组江苏省委，何孟雄等受到警告处分，并曾一度调到上海沪西区任书记。在政治上受排挤之时，他的家庭也蒙受了巨大的灾难，缪伯英因积劳成疾，不幸去世。
接踵而来的打击，并没有摧垮何孟雄这个硬汉子，他一方面继续参与组织和领导工农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坚持与“左”倾错误路线斗争。
1929年11月，在中共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何孟雄两次发言，对李立三在会上的报告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这时党的路线不应该是“进攻路线”，而应该是准备进攻。何孟雄的意见遭到李立三等人横加指责，而被扣上“调和派”的帽子，降为省委候补委员。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何孟雄先后在多次会议上从多个方面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进行批判，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为此受到了各种不同的打击和批判，9月，江苏总行委撤消了他的沪中区委书记职务；接着，在上海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他又被批判为“一贯调和主义路线”和起了“隐藏在党内的取消派暗探作用”；10月，中共江苏省委扩大会议在未通知何孟雄出席的情况下，作出开除其江苏省委候补委员资格的决定，剥夺了他仅剩下的一个职务。
何孟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坦荡胸怀对待这一切。1930年9月，他向总行委和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何孟雄政治意见书》；10月，他一次向党中央提出了《何孟雄意见书》，反复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在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明确表示：“我现在唯一的目的，只要实质上一切策略改变过来，我个人怎样打击毫无问题，我还是要很努力很勇敢为党工作。”
1930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共产国际十月来信，肯定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之后，中央政治局又作出《关于何孟雄同志的决议》，指出“何孟雄同志政治意见书一般是正确的”，“给孟雄同志以取消派暗探作用和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评和攻击，是很大的错误”。然而，这个决议迟迟未予公布，也未恢复何孟雄的工作。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扶持王明等掌握了中央领导权。何孟雄等人对米夫、王明所采取的欺骗手段和高压政策十分气愤，遂向共产国际写信控告；还和罗章龙等出席六届四中全会的16位代表，发表《反四中全会代表告同志书》，发动了一场反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的斗争。然而，王明利用权力，给何孟雄扣上“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代表”、“右派领袖”、“反党”、“反国际”等政治大帽子，除了开会批判，写文章攻击外，还在中央文件中对何孟雄公开点名批判。
就在何孟雄受到党内“左”倾领导者打击的巨大压力之际，他于1931年1月17日，被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会同帝国主义巡捕房逮捕，关进了龙华看守所。
敌人从叛徒那里获悉到何孟雄的党内处境不佳的情况，就在提审他时别有用心地问：“你死后，共产党会给你什么处分?”
何孟雄义正辞严地回答：“革命队伍内部出了叛徒固然可恨，但叛徒再多，不能影响革命。今天叛徒出卖了我，明天将有千百个革命的后来人!我们的党不像你们国民党腐朽没落!”
敌人对何孟雄等人无计可施，于是就下了毒手。
2月7日夜晚，上海市龙华看守所内戒备森严，看守所长亲自到每间牢房点名，查完一个号子便锁上一间。这样严密的收封是非常少见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何孟雄坦然地对一些不安的难友说：“一个革命者为革命牺牲他宝贵的生命是份内的事。”
过了不到半个小时，看守长一手拿着电筒，一手拿着名单，指挥看守进监提人。何孟雄早有准备，当看守长走到他的号子门口时，他已经穿好了衣服，微笑着向难友们告别，自动走了出去。看守在过道里大声说：“恭喜你们，解南京，快要开放了。”
何孟雄等23个共产党员，拖着沉重的脚镣，缓步走到一座小桥边。桥旁摆了一张茶几，挂了一盏大马灯，茶几上放着一叠照片，每走过一个人，都要与照片对一下。过了小桥，敌人要他们在方塔旁的围墙边排成两行，突然宣布执行死刑。行刑队躲在小屋里，将枪口从窗口伸出来。一阵枪响，第一排的同志倒下去了。第二排的同志大声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又一阵密集的枪声响过，第二排的同志也都倒在血泊之中……
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何孟雄等党的重要干部，“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这是对何孟雄等人作出的公正评价!
(刘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