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先洲，又名仙州，1904年出生在湖北省石首县毕家铺一个小康之家。吴先洲7岁启蒙，从师袁国启。他勤奋好学，但十分顽皮，天生一副野性子，先生常常拿他没办法。一次，他与同学追逐，竟将一本《三字经》撕得粉碎。袁国启老师得知，大为恼火，当即罚他三天内将《三字经》背完，不然就责打50板。那知，吴先洲毫不在乎，当天就将一本《三字经》全部背诵下来。他的惊人的记忆力和放荡不羁的性格，使先生既喜且忧，担心这匹“野马”难以治服。果然，吴先洲上学三年，因时常闯祸逗闹，接连换了三个老师。其父吴永江只好送他到离家几十里的三奶堰毕楚清所办的私学读书。毕楚清是吴先洲未婚的岳祖父，吴永江考虑到吴先洲在此既可以深造，又可得到管教。毕楚清学识渊博，思想开明，见吴先洲敢作敢为，思想敏捷，十分高兴。课余饭后，他时常给吴先洲讲一些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的故事。吴先洲尤其喜欢打富济贫的梁山泊英雄好汉，他想：我长大后也要当一名被人称颂的英雄。
1924年春，在中华大学读书的易在田回到了家乡小河，给这个闭塞的乡村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气氛。吴先洲从易在田那里知道了五四运动、辛亥革命等等。这些“四书、五经”中不曾有过的东西，使吴先洲十分着迷。他和毕国栋、吴桂生等一班青年一起要求易在田专门为他们讲讲外面的新情况，传授些新知识，易在田欣然应允。在易在田的影响下，这些学生逐渐懂得了如何才能团结起来，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道理。
1925年春，大地主刘代夫把几个拖欠租子的农民关了起来。吴先洲等人闻讯后，立即组织毕国元、毕桂生、傅忠武、吴先灯等10多人去营救。这天晚上，他们用削尖的竹竿为武器，摸到刘代夫的家里，把那几个被关押的农民救了出来。
吴先洲的“越轨”行为，使其父亲大为不安，深怕吴先洲再闹出大事来。为了制服这匹脱缰的“野马”，他决定提早让吴先洲成家，好让其收心。然而，结婚成家，并没有拴住这匹“野马”。结婚后的第三天，吴先洲说服了新婚的妻子，告诉她，为了和刘代夫一伙斗争，他要到武汉去买官。妻子虽不懂他所讲的一些道理，但朦胧的意识到丈夫干的是正经事，不仅没有制止他，反而将80块光洋塞到丈夫手中。
1925年秋，吴先洲、廖学愚、马章成、毕国元等18个青年，怀着和恶势力作斗争的强烈愿望，决定到武汉花钱买官。在这班天真烂漫的青年人的心目中：买到了官，有了枪，就能够斗败刘代夫。
他们来到武汉，几经奔走，终未如愿。三个月之后，吴先洲才在北洋军阀驻武昌的部队中买了一个连长的职务。军阀部队虽然给他发了一套军官服，但既未发枪，手下也无士兵。吴先洲感到迷惘，感到痛苦。正当他们悲观失望之时，共产党员、同乡李兆龙来到武汉。李兆龙在汉口的一家旅馆找到了吴先洲、廖学愚等人。他了解了他们买官的始末后，对他们说，投靠军阀，买官弄枪是没有出路的。李兆龙叙述了全国革命形势，并就革命的前途、命运、性质等问题进行了讲解。吴先洲感到新鲜，又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就在这时，袁国启、袁凤林受吴先洲父亲之托来汉寻找他，让他务必尽快回家。
吴先洲回到家乡后，走村串户，四处奔波，发动农民组织起来和封建地主进行斗争。经过一个月的努力，他们联系了二十多个农民积极分子，为建立秘密农会奠定了基础。
1926年5月，李良耀、李文龙等人来到小河口毕家铺，以吴先洲组织的农民积极分子为骨干，开展农民运动。在贫苦农民车六斤的家里，李良耀、李文龙召集了有吴先洲等十多人参加的农协骨干分子会议。会上，李良耀阐述了要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地主阶级专政，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够实现的道理，并鼓励大家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革命力量，尽快地把秘密农协会建立起来。会后，吴先洲等人分头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又陆续地联系了李为高、朱远乡、何西湖、吴先灯等大批农民骨干。党组织根据这里的发展情况，于8月上旬建立了四乡秘密农协会，吴先洲当选为农协会的委员长。
9月，吴先洲经李良耀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9月底，北伐军进驻石首，赶跑了北洋军阀。但是石首地区的土匪活动仍十分猖獗。10月初，北伐军驻调弦口部队派出一个排的兵力协助当地农会剿匪。调弦口的大土匪陈楚生闻讯，率部仓皇出逃，有一部分土匪逃藏到小河口的一个荒洲上。吴先洲得知这一情报后，即率领用梭镖武装起来的四乡农协会会员30余人连夜赶至荒洲，消灭了这股土匪，缴获步枪三支，鸟枪一支，杀死土匪八人。从此，吴先洲领导的调弦口区的农民自卫军成为全县农民自卫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农民武装，被编为县农民自卫军大队，吴先洲任大队长。
1927年春，袁家铺大土劣刘礼田、文天福等人组织了一支以自己亲属为骨干的二十多人的土匪武装，专门与农民自卫军作对。他们经常手持梭镖、鸟枪等武器到乡下摊粮派款，搜刮民财，当地农民恨之入骨。3月，文天福等人在方家夹一次就抓了拒交粮款的当地百姓十多名，将他们关进了米家铺的河王庙。吴先洲闻讯后，立即带领30余名农民自卫军到河王庙，歼灭了这股作恶多端的土匪，营救了无辜群众。从此，自卫军声威大震，当地群众还编了歌谣赞扬他们：自卫军，有德性，不放火，不扰民，专打土豪和劣绅，穷人个个都欢迎。
4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胥成轩不幸被当地大地主刘代夫暗杀，这对刚刚兴起的农民自卫军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吴先洲于5月1日在调弦口为胥成轩举行的追悼会上宣誓：一定要为胥成轩报仇!会后，吴先洲、廖学愚、屈阳春等人率领农民自卫军拆了刘代夫的房屋，杀死了刘代夫的几个帮凶和凶手。这次行动大长了农民群众的志气，大灭了土豪劣绅的威风，沉重地打击了刘代夫的反动气焰，全县农民运动出现了新高潮。
长沙“马日事变”后，反革命逆流很快波及石首，石首地区的地主豪绅、土匪等反动势力也蠢蠢欲动。5月下旬，塔市驿商会会长李竹玉从外地购回了一批长、短枪，拉起了团防队伍。这支队伍公开与农民为敌，叫嚣要消灭农民自卫军。他们在成立团防的第三天，公然抓走了一名自卫军队员。面对敌人的挑衅，吴先洲没有被吓倒，他坚定地说：“农民自卫军决不是泥捏的，一定能够打败李竹玉。”第二天，他率二十多名农民自卫军和廖学愚、胥道新率领的近300名农协会员密切配合，攻打了塔市驿团防，歼敌十余名，缴长、短枪11支。此役极大地震慑了敌人，打击了敌人嚣张气焰，鼓舞了农民自卫军的斗志。
此后，石首地区的地主、土劣惶恐不安，以李鸣翼等人为代表慌忙电告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派兵剿“匪”。石首县党部书记、国民党右派孙增立即派人四处捕捉吴先洲、廖学愚等人。
6月中旬，廖学愚不幸被捕关进了石首县监狱。为了伸张革命正气，营救廖学愚，吴先洲、屈阳春等人决定把调关地区的农民全部组织起来，到县党部请愿。这天，调关地区500多农民，肩背梭镖，手举红旗，在二十多名农民自卫军的带领下，沿路高呼“释放廖学愚”、“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经焦山河、庄家铺，当晚抵达县城。共产党员、县农协委员长李良耀分别接见了各路请愿代表的负责人，并就请愿斗争方法、步骤提出了意见。吴先洲作为请愿代表，在李良耀的带领下，与屈阳春、胥道新、胥克昌等人一道和孙增等人据理进行了辩论。孙慑于农民运动的压力，被迫释放了廖学愚。请愿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次斗争，显示了农民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巨大威力，吴先洲率领的农民自卫军也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
1927年7月上旬，湖南省华容县农民自卫军的张振甲叛变，调关区党部书记廖学愚被华容团防局杀害，石首地区的革命力量大为削弱。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在“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实行了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大屠杀。石首地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下，逐步转入低潮。全县各区乡农民武装被迫解散，党的各级组织纷纷转入地下。根据当时斗争形势，吴先洲征得县委同意后，将二十多名农民自卫军转移到小河口杨波坦一带隐蔽，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开始了艰难困苦的游击生活。
吴先洲率农民自卫军进入杨波坦芦苇林后的第五天，国民党反动派出动一个连的正规军开赴杨波坦一带，妄图一举歼灭吴先洲的农民自卫军。在这紧急关头，吴先洲率部利用芦苇这一天然屏障作掩护，机智地和敌人周旋了一整天，歼敌十余名。当天晚上，吴先洲在当地群众杨右阶等人的协助下，找到了四只木船，迅即率部转移。敌人见吴先洲领导的农民自卫军摸不着、抓不到，神出鬼没，决定对芦苇林实行封锁，妄图把吴先洲及其自卫军队员全部困死在芦苇林里。与此同时，敌人在石首县各地乡村以“清党”、“捉暴徒”为由，大肆捕杀农会领导干部和农会积极分子。敌人的重重封锁，使自卫军与当地党组织完全失去了联系，自卫军的粮食和衣物发生了极大的困难，饥饿严重地威胁着自卫军队员的生命。残酷的斗争现实使吴先洲清醒地认识到：摆到自卫军面前的路是十分艰难的，如不积极采取措施，这支队伍将难以坚持下去。他召开了全体队员会议，坚定地说：“我们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搞起的武装，无论斗争如何残酷，条件如何艰苦，只要我们有信心、肯吃苦，善于同敌人巧妙的周旋，我们决不会被敌人‘吃掉’!”吴先洲决定要尽快和当地群众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支持，搞到钱、粮食和衣物。
第二天，吴先洲带着毕国元、吴先灯等三名战士，驾着小船，驶出芦苇林，去联络当地群众。晚上，他们和当地群众张登榜、张久三、杨右阶及渔民杨腊道取得了联系。吴先洲委派杨腊道到毕家铺找他父母请求经济救援。严酷的现实，使一贯谨慎怕事的吴永江逐渐变得胆大起来。他得知吴先洲的处境后，毅然卖掉了家中二十几亩田，凑齐100元光洋，捎给吴先洲做粮饷。吴先洲用父母捎来的光洋，通过张久三、张登榜、杨右阶等人很快购置了一批粮食和衣物，解决了自卫军的暂时的困难。就这样，这支处于恶劣环境中的革命力量，在吴先洲的带领下顽强地坚持下来了。后来，当地群众赞扬这支队伍是“牛皮筋”队伍(即打不烂、啃不动的意思)。
8月中旬，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参加过北伐军的易在田，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到了家乡。当他得知吴先洲还保存着一支武装后，十分高兴，决定和吴先洲一道进行斗争。自卫军有了受过正规军事训练、有实战经验的战士后，如虎添翼，战斗力大为加强。
8月底，中共石首县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秋收起义计划，拟定了石首地区秋收暴动方案，并决定以吴先洲领导的农民自卫军为骨干力量，以攻打塔市驿为突破口，揭开石首地区秋收暴动的序幕。县委考虑到，塔市驿地处湘鄂两省边界，起义发动后既能与华容的秋收起义相呼应，又能扩大影响；加之，自卫军曾于5月在这里重创过敌团防，夺得过敌团防的枪支，守敌至今仍心有余悸，暴动易于成功。会后，吴先洲抓紧了对自卫军的政治与军事训练，做好了战前各项准备工作。
9月中旬的一天夜晚，月色朦胧，吴先洲、屈阳春率领农民自卫军和300多名起义农民，分四路向塔市驿挺进。四路大军将塔市驿团团围住，吴先洲第一个冲进敌团防局。起义农民在一片枪声、喊杀声中，潮水般地涌进了团防局。敌人被来势勇猛的起义队伍吓得狼奔豕突，乱作一团，二十多人的团防队全部被暴动队伍生俘。暴动首战告捷，农民很受鼓舞，纷纷要求加入农民自卫军。吴先洲从中挑选了十余名精干的起义农民为队员，自卫军发展到拥有二十多支枪、40多名队员。
在起义农民的配合下，吴先洲、易在田率领的农民自卫军乘胜攻打了小河口的袁家铺，捣毁了坑害农民的堤工局，收缴了堤工局十余人的枪支，枪毙了堤工局长刘礼田。
10月，国民党派一个连的武装进驻调弦口，在刘代夫的侄子刘夷富的带领下，开始对吴先洲领导的农民自卫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为避敌锋芒，保存实力，吴先洲、易在田迅速组织农民自卫军向洪湖一带转移。一天清晨，队伍抵达监利县余家台，和该县80多人的团防武装遭遇。吴先洲率领自卫军队员采取打消耗战的办法，引诱敌人放枪。敌人打了一整天，耗尽了子弹，在自卫军的奋起还击下，不得不仓皇逃命。第二天，监利北镇30多人的团防队伍见自卫军背着枪大摇大摆地向镇子走来，吓得魂飞魄散，闻风而逃。
自卫军到达洪湖后，易在田被派到郝穴去重建新的游击队，吴先洲留在洪湖一带活动。这时，鄂中游击队中个别同志因地方观念严重，对吴先洲心存戒意。为了防止内部出现分裂，吴先洲乃率自卫军原班人马返回石首。
吴先洲返回石首后，石首中心县委即决定以吴先洲率领的农民自卫军为主力，组织石首地区的年关暴动。大年三十晚上，吴先洲率领自卫军在南河口、八十丈两地数百名起义农民的配合下，攻打了石首重镇调弦口。第二天，吴先洲率领30余人从小河口乘坐两只木船到达湖南华容县的毛家口，和华容的朱祖光、丁子炎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并和他们一起攻打了毛家口的团防，获长枪四支、短枪一支。
紧接着，吴先洲又带领自卫军攻打了监利朱河。这时，周逸群、贺龙已从上海经武汉到达洪湖地区。在朱河的柘木桥，吴先洲见到了他十分崇敬的贺龙军长。贺龙紧紧握住吴先洲的手说：“听说过你的名字了，我们一到这里就打听到，石首中心县委还保存着你带领的一支很精干的武装力量。你们这支队伍能坚持下来不简单。”吴先洲向贺龙详细汇报了石首一带的年关暴动情况。
元月底，以周逸群、贺龙为首的湘西北特委、石首中心县委以及鄂中特委在监利口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根据党中央“在湘鄂边组建红军和开辟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决定将石首农民武装吴先洲部(百余人、30余条枪)、鄂中特委领导的萧仁鹄部(几十人、四条枪)和活跃在石首藕池一带的贺锦斋部(170人、百余条枪)共300多人的武装集中起来，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十九路军，贺锦斋为军长，下辖三个大队，吴先洲为第三大队大队长。吴先洲表示：铁心跟贺龙，誓死不回头。他积极带领三大队战士投入了荆江两岸的年关暴动，并在贺龙的亲自指挥下，攻打了塔市驿和监利的堤头，配合华容的起义农民袭击了华容的三奶堰、墨山铺等地团防，湘鄂西的武装斗争，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28年2月中旬，周逸群、贺龙率领以吴先洲为主力的革命军百余人来到吴先洲的家乡毕家铺。在此期间，湘西北特委与石首中心县委在李尚林家里举行了第二次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在荆江两岸年关暴动取得一定胜利的形势下，乘胜攻打监利县城。会后，贺龙个别征求吴先洲对这次战斗的看法。吴先洲坦率地说，此仗不好打，难于取胜。贺龙很高兴吴先洲这种敢于直言的豪爽性格，说：“不过，此仗必须打，失败了，从中总结教训，因为革命要迅速扩大武装，不打不行呀。”尽管吴先洲对这次战斗持不同意见，但在执行任务中仍非常坚决。
2月18日，工农革命军在贺龙的亲自领导下，攻打监利县城，石首起义农民数百人配合行动。谁知在工农革命军攻城前夕，敌门炳岳师两个团已经入城，增强了防守力量，作战形势于工农革命军十分不利。后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攻城受挫。
撤出战斗后，吴先洲随周逸群、贺龙来到焦山河。湘西特委和石首中心县委在这里举行第三次联席会议，吴先洲担任了会议的警戒工作。会议决定，周逸群、贺龙与贺锦斋、李良耀等人按党中央原计划前往湘鄂边开辟根据地；萧仁鹄率原武装返回监利、沔阳活动；吴先洲部和贺锦斋部交石首中心县委，由吴先洲率领继续留在石首、华容一带活动。会后，周逸群、贺龙一行在吴先洲等十余名战士的护送下，经小河口、横沟市、新厂等地前往湘西。同行的还有原收编的九个棒客土匪。行至藕池河边，周逸群、贺龙和吴先洲握手告别。贺龙、周逸群在临别时勉励吴先洲保存好这支武装，把队伍带好。贺龙还拍着吴先洲的肩膀说：“往后，你这上面的担子越发重了。”吴先洲向贺龙表示：“我就是拼命也要把这支队伍带好。”说完，依依不舍地转身走原路返回小河。
原收编的九个棒客本来就不愿随周逸群、贺龙去湘西，待送行的吴先洲走后，其中一个姓王的提出留在石首的要求。贺龙见他们不愿再走了，也没有勉强，对他们说：“好吧，既然你们不愿去湘西，就留在石首协助吴先洲吧。”待九个棒客走后，贺龙考虑到事情不妥，估计他们返回石首后可能生事，遂命一名战士骑马赶回小河给吴先洲送信，让他务必小心提防。
果然，九名棒客一到调关，就投奔了调关的团防局长陈家典。在陈家典的指使下，九个棒客决定当天骑马到小河口去杀害吴先洲，以表示他们反革命诚意。他们在小河口柳家台暗杀了贺龙派来给吴先洲送信的那位战士，接着又赶到毕家铺附近的何家沟，与吴先洲、李道生、毕国元、傅润生等四人相遇。吴先洲不知他们已经叛变，未加提防。当他正准备同其中一位棒客拉手时，一颗罪恶的子弹突然从他背后穿胸而过。吴先洲倒下了，倒在生他、养育他的故乡的怀抱里，倒在他长期苦战的土地上。
吴先洲牺牲后，其父吴永江又把第二个儿子吴先举送到革命队伍里。1931年吴先举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不久，国民党反动派以“共匪”家属的罪名将吴先洲的父亲、母亲、妻子相继杀害。
吴先洲没有死，他永远活在根据地人民的心里。
(李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