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炳文，又名传焕，1892年11月23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杨桥照霞村(现属望城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他1岁即过继给伯父周福堂为嗣，小时读了几年私塾。大约在14岁时，他随在安源煤矿任职的伯父来到安源，考入安源中学。毕业后，他在安源路矿工人子弟学校任教。
这时，学校教师的薪俸较高，生活较好，但他并不为此感到满足，心中有更远大的理想。同在一穹天空下，中国贫困软弱，西文主列强横行霸道，给周炳文刺激很深。于是，在教学之余，他刻苦追求新的知识，学习英文、日文和德文，希望走“实业救国”之路，1917年，他毅然辞去教职，考入了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即现在湖南大学的前身之一)。毕业后，他回到安源，应聘担任矿局的矿师(即工程师)。年轻的周炳文心中充满喜悦、充满信心，理想之门已经迈进，“实业救国”的目标似乎指日可待。他工作非常努力，组织工人学文化，学技术，为矿山创造财富。但理想与现实差距是很远的，他很快发现，“实业救国”的理想竟如日光下的肥皂泡，五颜六色，美丽缤纷，但被现实的冷风轻轻一吹，一个接着一个破灭了。他的种种努力，丝毫不能改变工人在饥寒交迫死亡线上挣扎的现实。他开始对所谓“实业救国”的理想失去信心，曾一度想从书本上再找另一条救国之路。书读多了，道理好像也懂得一些了，但都不能解答现实中的各种复杂问题。他又一次陷于沉思和苦闷之中……
1921年的秋天，对周炳文来说，是一个美丽的秋天，一个明朗的秋天，更是一个丰收的秋天。他结识了前来安源考察的毛泽东和李隆郅(李立三)。毛泽东渊博的学识，诙谐的语言，深入浅出的革命道理，给了他从未有过的启迪和帮助。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感到许久以来压在心头的那片乌云，被轻轻拨散了，心中有一盏灯被点燃了，越来越明亮，许久以来一直在苦苦追求、苦苦思考的那个问题终于找到了最好的答案。他知道中国革命应走什么样的道路，而且决心投入这一斗争，哪怕困难重重，哪怕流血牺牲。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安源路矿较早的党员之一。
一个人一旦找到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工作便分外有精神，周炳文入党后，即积极参加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斗争。1925年9月21日凌晨，当矿警和军队包围俱乐部时，他要求黄静源准许他留下来一起应付事变。黄静源不同意，将他一手推出窗外，得以脱险。他来到长沙，被郭亮安排去长沙县铜官(今属望城县)秘密从事工运工作。
昨日的风雨并没有熄灭周炳文心中的那盏明灯，他到铜官后，又执起教鞭，先到袁家湖第二小学任教，不久，担任新组建的中共铜官特支宣传委员。从此，三尺讲台成了他的新战斗天地。在工人夜校中，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讲述革命道理，在无数个工人的心中点亮了明灯。他成为工人夜校中最受欢迎的老师，大家都愿听他讲文化课，他与工人的友谊也越来越深厚。1926年7月，他带领陶业工人缴了叶开鑫部溃兵的20多支步枪，组建了工人纠察队，并尽力做好北伐军路过铜官的后援工作。
湖南农民运动在各县普遍开展以后，长沙县的很多农运干部也下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在杨桥，几个月来，人们常常看到一个小贩模样的生意人挑着担子，走村串户，贩卖辣椒。他时而坐下来和农民朋友促膝谈心，时而站立着顺便和农民兄弟扯几句家长。这位小贩，就是周炳文。原来他是奉派回家乡杨桥从事农民运动。在他的努力下，各个秘密农协组织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了，许多土豪劣绅为非作歹的材料也被详细掌握。他太忙了，脚下只有无限延伸的乡间小道，眼中是农友们一张张期盼的脸庞，他已顾不上照料快要分娩的妻子，虽然他心里深知一个临产的女人多么需要一个男人的呵护。奔忙不停的周炳文在女儿生下后才找了个机会回家，他给女儿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湘筠，算是对自己愧疚心情的一点弥补。这年年底，杨桥乡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他领导农协进行了减租反霸与平粜度荒等斗争。
长沙马日事变后，周炳文转入地下活动。1928年3月，他受组织的派遣，前往安源。6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迁到安源后，他任省委委员并负责秘密机关的工作。8月，省委及所辖湘东特委、安源市委均遭破坏，他又随省委迁回长沙。不久，湖南省委迁往上海，而他和部分省委委员奉命留在长沙，坚持地下斗争。1929年4月，他奉调去武汉，主持从上海迁至武汉的湖南省委机关秘书处的工作，并兼任宣传委员会主任。10月，他又随省委机关迁回湖南湘阴。为了应付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险恶环境，他化名周值生，做起了湘阴普田港“周鸿记”商号的老板，从事秘密联络、传递文件、收转经费及提供教材和宣传品等工作。1930年8月，中共湖南省委迁回长沙，秘密机关设在杨桥照霞村他的老家，他又不辞辛劳地担负起保卫省委机关的任务。这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再次攻打长沙时，他被委任为省苏维埃政府宣传部负责人，在距杨桥十多里的湘阴尖山设秘密指挥所，组织指挥长沙附近各县的工农赤卫队，配合红军攻打长沙。后红军攻城不果，移师江西，他又回到杨桥。不久，省委机关迁往铜官，他又在铜官对岸的靖港开一米厂，负责接待联络工作。但为时不久，长沙县委及靖港联络站遭到破坏，联络员王绍坤、王绍兰两姊妹被杀害，他也被“清乡”司令部悬赏3000银元到处通缉。这时，省委机关已迁往益阳，而他则被留下继续坚持地下斗争。
1931年3月，周炳文前往湘阴尖山联络工作时，不幸被捕，当即押往长沙司禁湾陆军监狱。国民党当局因他是知识分子，对他软硬兼施。妄图从他身上打开缺口，不断派人劝降，连省“清乡”司令何键都亲自接见，但都被他当面严词驳斥；接着又用各种酷刑拷问，同样也没有使他屈服。他深知敌人不会放过他，也抱定必死的决心，给自己做了块灵牌，并写下了“造成伯有以相惊，方为雄鬼；做到世人皆欲杀，才算男儿”的自挽联。他对难友说，“伯有”是春秋战国时郑国大夫良霄的别号，相传死后变为厉鬼；“世人皆欲杀”则引自杜甫诗《不见》。很显然，他是借“世人”泛指国内一切反动派，以表示自己变为厉鬼也要同他们斗争到底的决心。有一个黄昏，他站在铁窗前，凝望着西沉的夕阳，感到自己的生命之途将走到尽头。他热爱生命，热爱生活，但现在为党、为人民、为祖国、为信仰，他愿意去牺牲。他觉得自己还有千言万语要说，不禁提起笔来，挥笔写下了一副对联：
肉躯壳无足轻重，但求身后有灵魂，死一时实生千古。
鬼伎俩何等凶险，寄话党中诸巨子，鉴已往宜慎将来。
周炳文就义前两天，他的弟弟前去看望，看到他满身伤痕，血迹斑斑，忍不住恸哭起来。他一面劝慰着弟弟，并脱下自己的毛衣，留给弟弟作纪念，然后将分别写给弟弟和妻子的两封信，一起交弟弟带回去。他在给妻子的信里提到要子女走他的路，这就是他对革命和亲人最好的期望。
5月11日，周炳文被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时年39岁。
(湘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