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夫，原名徐柏庭，又叫徐白，1910年6月11日生于浙江省象山县东乡大徐村。
殷夫出身在一个农村小康之家。父亲徐孔甫是个民间医生。母亲钱月嫦善良能干。殷夫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殷夫最小，家里爱称“阿白”。
殷夫幼年聪明好学，在县立高小读书时，成绩名列前茅，1923年7月考取上海民立中学是读初中。他英文学得很好，并对新诗发生兴趣，《放脚时代的足印》等八首诗，就是他十四、五岁时的创作。五卅运动对殷夫的思想影响较大。他参加了民立中学师生支援五卅工人罢工斗争的活动。1926年夏，殷夫越级考取上海六里桥的浦东中学高三级。浦东中学是当时享有“北南开、南浦东”美誉的一所名牌中学。殷夫在那里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加入了共青团组织，是校学生会骨干。1927年二三月间，为配合北伐军到上海。他奉命带领同学到浦东的工厂宣传，到南京路等街头进行募捐。4月3日，当他得知同乡、小学同学何志浩是国民革命军军人时，曾去信说：“为民众奋斗的军人是比什么都可敬可佩。为少数人出力的军人，是强盗、是土匪、是世界上最可憎、可鄙、可弃的东西。”他说到当时革命队伍中有“开倒车”的毛病，还对革命军人提出了希望，充满了爱憎分明的精神和投身革命的决心。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殷夫因被人告密，被捕入狱，囚禁三个月，险遭杀害。他第一次身处囚笼，经历了严峻的生死考验。但少年殷夫在狱中表现沉着、勇敢，气度非凡。他在狱中写下一首512行的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真实记录了他身在铁窗，心想革命的大无畏精神。诗中说到：
“朋友，有什么呢?革命本身就是牺牲，就是死，就是流血，就是在刀枪下走奔!”
他想念着同学：“别了，亲爱的同学，别了!你们都还这么年轻，你们别忘了，你们应当为工农的利益而牺牲!”
“别了，亲爱的同学，还有句话，牢记在心，千万地别学了少数的败类，中国需要真正的革命!”
他还鼓动劳苦大众：“记着，你被侮辱的人们，你们要团结得紧紧，你们要起来奋斗，来，来，来打死你们的敌人!
“你们是世界的主人，你们是地球的生命，起来，起来，流血，流血，流着惨碧的血，拿着血色的旗旌!”
长诗反映了殷夫献身革命的坚强决心，对朋友和劳苦大众寄于热情希望。他身处险境，但对未来世界是光明、自由的信念却是如此强烈。殷夫的大哥徐培根，当时任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殷夫被捕前，有一天曾去看他大哥，徐培根对他说，“你这个小孩子，决不要再胡闹了，好好地读书吧!”后又压低声音说：“我告诉你，将来时局一下变了，你是一定会吃苦的。”殷夫当时问：“时局要变，你怎么知道呢?”徐培根说：“你不要管，小孩子，我要警告你的是，不要再胡闹，你将来一定要悔恨。”他要殷夫回学校去。此时，殷夫两种思想矛盾着，是后退，还是前进?三天后，在党组织帮助下，特别是当他后来被捕，面对皮鞭和死亡威胁，他觉悟到：“我得前进，我得更往前进!”当他认识到自己的生命不是自己能支配的，要活着为革命时，他设法向大哥报信。徐培根托人把殷夫“开释”出来，并把他软禁在身边，要他预备功课，准备考大学。徐培根要按照自己的模式造就他的小弟。这时如果殷夫听他大哥的话，可以得到优越的生活及以后的名禄与荣誉。但是殷夫内心却说：不!他“现在饥渴的是永久的真理，不要荣誉，不要功建，只要向真理王国进礼。”“想做个普鲁米修斯偷天火给人间以光明。”因此，殷夫虽在他大哥身边抓紧时间学习，更多的是学习革命理论和革命文艺。他的革命志向坚定不移。
1927年秋，殷夫因没有高中毕业文凭，便通过他的女友盛淑贞(后改为孰真)，借用上虞人徐文雄的高中文凭，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德文科一年级乙组学习德文。故学名徐文雄，号之白。他在同济大学读书约一年时间，学习非常努力刻苦，他在认真学习的同时，经常阅读《文化批判》、《创造》《奔流》、《太阳月刊》等进步文艺刊物。1928年1月《太阳月刊》创刊后，他把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署名任夫，寄给这个刊物。著名文艺评论家钱杏(阿英)当时被殷夫那种充满热烈的革命感情的诗作感动了。他从附信里证实了殷夫是“同志”，情不自禁地写了信，约殷夫来上海见面。按约定的日子，殷夫从吴淞来到上海市区内约定地点，与钱杏村见面。不久，殷夫成了“太阳社”成员，经常为《太阳月刊》写稿。同年2月，殷夫用徐文雄名字向创造社刊物《文化批判》投寄题为《彼奥伏赫变的话》的读者来信，对该刊1月号上彭康的《哲学的任务是什么》译文中“批判不仅是解剖刀，而是一种武器”等译文内容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应力求明确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原意，译文应是“批判只是一种武器，并不是解剖刀。”当时他只有18岁，攻读德文只有半年。
殷夫在同济大学读书时，身处白色恐怖环境，仍勇敢参加革命活动。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制造惨案后，蒋介石政府发出通令，要“忍耐处置”。消息传到同济大学，校方与学生会领导要大家等待政府“妥善处理”。殷夫竭力主张全校同学集会游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罪行，抵制日货。同学们的强烈要求，使同济学生会决定罢课三天，以示抗议。
殷夫在同济大学读书时，写下不少诗篇，抒写自己的心声。当他没有接上党的组织关系时，写下了《孤泪》一诗：“忍耐吧!可怜的人，忍耐过这漫长的夜，……”“黑暗和风暴终要过去，你呀!洁圣的光芒，永存!”
1928年5月，党组织派来一位同志与殷夫接上了关系。他即以激动心情写下《我们的初次相见》一诗。“……我记得，我瞧见你的头发，浓黑的光彩表征了你丰富的热情，我这般默默地观察，我自此在心中印下你的人格。”当他成长为一名中共党员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满怀热情地投入了火热斗争。诗篇《给某君》、《啊!我们踯躅于黑暗的丛林里》，反映殷夫和他的同志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的情况，表示了殷夫在革命实践活动中逐步成长。同年8月，他在校内和国民党特务分子公开论争，被国民党当局第二次被捕入狱。当时，他的大哥在德国留学，大嫂张芝荣得知殷夫被捕后，出面托人把他保释出狱，并把他送往家乡象山。这时，党组织考虑到殷夫和其他两位同志的安全，决定他们一起转移到象山。10月，殷夫等在他二姐徐素云主持的女子小学任代课教师，殷夫教自然课。课余，殷夫等还组织学生排演话剧，到街头演出，进行革命宣传。殷夫这次回到家乡，写了不少诗篇，由于又一次暂时失去党组织的领导和不能参加火热的革命斗争，诗中不少是抒发自己孤独的情怀，更多的是表示他对党组织的深切思念和对参加革命工作的渴望心理。《归来》一诗，他写道：“归来哟!我的热情，回复我已过的生命：——昼日是工作与兴奋，每夜是红花的梦影!回归哟!来占我空心!”1929年初，殷夫在他二姐徐素云帮助下，离开象山，重回上海。
为了摆脱家庭的阻力，他也断绝了家庭的经济支持。一时找不到党的组织，殷夫在一段时间内过着极为艰苦的流浪生活。即使如此，他仍坚持看书学习、写诗作文。在流浪中，他写了《无题的》、《春》、《写给一个姑娘》、《梦中的龙华》、《给茂》等等。从他所作的诗文可看出，这一段流浪生活，使他对帝国主义统治下旧中国的上海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劳苦大众所受的苦难，有了更深的体会。磨难使他更坚强地投入革命。
殷夫接上了党组织关系后，结束了流浪生活。他从此离开了学校，专门从事青年工人运动和共青团的工作，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他的工作非常辛苦与忙碌，为了避免敌人的搜捕，得经常更换住址，生活很艰苦。殷夫曾在天通庵路一条弄堂内居住过，与他同居一室的林莽，曾这样说殷夫：“他每天忙碌着，生活是艰苦的。一天到晚，很少回家。一回来就疲殆得躺在一张高度一尺、宽度二尺五寸的床上。”“但他是快活的，他最会笑。”“他找不到爱人，他仍然快乐，他没有饭吃，他仍然快乐，一种超于一切的东西，在他的面前闪烁着光明。”尽管工作忙碌，生活艰苦，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的目标，使殷夫以忙为欢，以苦为乐。
殷夫在革命实践中成长、成熟。1929年4月12日，殷夫写了《别了，哥哥》一诗，算是向阶级告别。诗中说：“别了，哥哥，别了，此后各走前途，再见的机会是在，当我们和你隶属的阶级交了战火。”毅然宣布与在蒋介石国民党阵营里的大哥，从思想感情到阶级立场作彻底决裂。这表明殷夫在革命征途上已走向成熟。
同年5月间，殷夫根据德译本译出匈牙利民主革命诗人彼多斐(今译裴多斐——作者)的传记稿，投寄给当时鲁迅主编的《奔流》。鲁迅见后便发信，向殷夫要德文版原稿校对。6月24日殷夫带了《彼多斐诗集》去见鲁迅，鲁迅约他再译十多篇诗和传记一起发表。不久，殷夫又去鲁迅处，送上译诗。《彼多斐·山陀尔诗九篇》，后来发表在《奔流》第2卷第5期《译文专号》上(1929年12月20日出版)，署名白莽。殷夫译出的裴多斐格言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早在青年中广泛流传，引导和教育着广大青年。
1929年7月，殷夫在参加上海丝厂工人罢工斗争中，第三次被捕。在狱中，他遭到毒打，没有屈服，关押了一个月被释放。8月16日，他译出《一个青年女革命家的小史》——斯托亚·玛珂维赤的自述。这篇译文登载在同年11月20日出版的《列宁青年》第2卷第4期，署名徐白译。8月18日，虽然已过立秋季节，但天气还很炎热，他穿着棉袄，汗流满面去见鲁迅。这时他才告诉鲁迅，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放，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这么出汗。鲁迅热情接待了他，并在经济上给以资助。
殷夫第三次出狱后，很快接上党组织关系。1929年秋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干事，参加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的撰搞和编辑。1930年8月《列宁青年》改为周刊时，殷夫是《列宁青年》负责人之一。同时殷夫也是“摩登青年社”发起人之一，并担任反帝青年大同盟刊物《摩登青年》的主编。《摩登青年》从1929年12月到1930年只出了两期。殷夫在上述两个刊物上发表了不少优秀作品。
1930年初，殷夫将自己的诗作编成诗集《孩儿塔》。他在《“孩儿塔”上剥蚀的题记》中写道：“我的生命，和许多这时代的智识者一样，是一个矛盾和交战的过程，啼、笑、悲、乐、兴奋、幻变……一串正负的情感，划成我生命的曲线；这曲线在我诗歌中，显得十分明耀。”
《孩儿塔》全部诗篇共65首。其中1924至1925年小诗一组，1927年2首，1928年44首，1929年18首。鲁迅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对殷夫的诗作了高度评价：“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旗，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1930年2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殷夫是发起人之一。他是左联有影响的作家和红色诗人，但他首先是一个革命者。当他从事青年工人运动与共青团中央的宣传工作后，视野开阔了，创作诗文的内容涉及工人运动、青年运动、苏维埃运动、红军的宣传教育、东方殖民地解放运动、文化工作、共产国际运动等多方面的题材。其中红色鼓动诗《五一歌》、《我们是青年的布尔什维克》影响很大。在《五一歌》中写道：
“在今天，我们要高举红旗，在今天，我们要准备战争!怕什么，铁车坦克炮，我们的伟大队伍是万里长城，怕什么，杀头、枪毙、坐牢，我们青年的热血永难流尽!”
“我们过的是非人的生活，唯有斗争才解得锁链。”“不建立我们自己的政权——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永难翻身!”……
在《我们是青年的布尔什维克》一诗中，更是热血奔腾，铿锵有力，充满自信：
“我们是青年的布尔什维克，一切——都是钢铁，我们的头脑，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纪律!”
“我们是劳苦青年的先锋军，我们的口号是‘斗争’……什么是我们的进行曲?少年先锋!伟大是我们的队伍，无穷是我们的弟兄，共产主义青年团，新时代的主人翁。”
这时，殷夫勤奋自学俄文，已能翻译作品。他掌握了英、德、俄三国文字。同时他在政治思想上、文学创作上更趋成熟，使革命者与红色诗人两者之间得到了较完美的结合与统一。他是无产阶级革命者，以笔为武器，把创作诗文作为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文是反映他革命生涯的曲线与轨迹，是他的心声的表露，他以火热的感情投入革命斗争，因而他的诗充满激情，像大进军的号角，像鏖战的鼓声。他深入斗争第一线，和群众在一起，因而他的诗也就使读者能听到厮杀声，看得见狂奔的人群，了解他们的心里活动，让人感到热血沸腾，勇往直前。殷夫创作的诗文不仅是为革命进行宣传教育，也是教育自己，身体力行。他在《李卜克内西生平事略》一文的最后，用了李卜克内西的一段格言：“人生必定要勤劳的，奋斗的，辛苦的，不要安闲地过快活日子，因为困苦中就有你的幸福了!……当我在斗争中，不顾死活地向前冲时，痛苦刺激最厉害时，我特别快乐!”回顾殷夫参加革命的历程，可以看出这也正是殷夫坚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反映。
正当殷夫在革命道路和文学创作上走向成熟与发展时，敌人向他下了毒手。1930年9月30日，国民党政府密函第6039号，发出了缉拿归案的通令，殷夫、柔石等革命者与进步作家，被列上了黑名单。1931年1月17日下午1时40分，由于叛徒告密，殷夫、柔石等在三马路(今汉口路)东方旅社，被英帝国主义租界老闸捕房警方逮捕，1月19日送到上海特区法院第二分院审讯，随即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公安局；23日又转移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关押。在狱中，殷夫自知这次被捕人数多，案情重，但仍镇静自若，置生死于度外，帮助柔石等学习德文。2月7日，一个寒风刺骨的深夜里，殷夫等五位“左联”作家及其他重要干部共23人，被敌人集体秘密杀害于龙华看守所刑场内。2月1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报道了23位战士被害的消息，3月12日，周恩来为《群众日报》撰写社论，发表了《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控诉国民党当局惨杀23位同志的罪行。
殷夫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光辉形象，彻底革命的精神，爱中华民族、爱人民的高尚品质，用血铸就的优秀诗文，将永远留在人间，鼓励着人们奋发前进。
(孙云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