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辛德，原名王新德，又名王建英，1911年出生于陕西省洋县东韩村的一户贫苦农家。
学生时代，王辛德曾就读于汉中省立第五师范。1929年，陕南发生旱荒，饥饿遍及城乡，王辛德失学，同群众一样挖草根、剥树皮度荒。1930年春，王辛德离乡去汉中省立五师复学。同年暑假回到家乡，与李含秀、陶禾人、王建伯等联合返乡师生，创办了讲演队，以演讲和排话剧等形式，宣传启发农民群众。他们还在洋县西区谢村镇田家祠堂创办了一所农民夜校，吸收贫苦农民吴建华、吴治生、陈和吾、田定隆等70余人。在夜校中通过教“农”、“穷”、“豪”、“富”、“共”等汉字，通俗地讲解了农民受地主、豪绅剥削的痛苦，启发农民阶级觉悟，鼓励他们推翻黑暗统治，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这年8月，梁益堂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到汉中恢复陕南特委，王辛德经梁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王辛德出席在汉中召开的中共陕南特委成立大会，参加了中共陕南特委工作，后来担任了陕南特委宣传委员。
王辛德入党后，积极参加了中共陕南特委和洋县县委领导的学生运动和农村斗争以及洋县地区建党活动。
中共陕南特委为了加强宣传工作，派王辛德、王燮、吴建昌等党员同志在校外的汉中钟楼东租一间偏僻房屋，做为秘密印刷室，主要是刻写油印党的指示、政策、宣传提纲，以及大量的向外散发的传单、宣言、文件等。待上述文件材料刻印好后，又由他们三人于次日送出分发给五师附小、东关 下小学等联络点。这项工作既秘密且危险，每次分发都要通过敌人的层层岗哨搜查和敌特跟踪。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机智地与敌特周旋，把材料安全地送到各联络点，保护了党的机密和革命同志。
1931年8月，为了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王辛德担任了洋县西区区委组织委员，先后在智果寺、东韩村、小池等地建立了党的支部，扩大党的组织，发展党员吴建华等，并领导群众切断敌人的电线，发动谢村群众清算大豪绅李振德贪污庙会公产，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地主恶霸欺压百姓的罪恶行径。
九一八事变后，在陕南特委领导下，汉中各地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王辛德奉党的指示，积极帮助洋县中学主编刊物《春雷》，揭露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行，大讲抗日与革命的道理，并指出青年学生的革命斗争方向，旨在唤起民众。他和王燮在洋县一中成立了学生“抗日救国会”，派王建伯担任读书会主席。从此，各校学生自治会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
1932年春，王辛德任共青团陕南特委书记。春荒期间，他领导洋县西区农民进行抗捐抗税、杀班头、打差人的斗争，帮助农民度过了春荒。是年5月，当发现国民党洋县县党部后院种有鸦片烟后，他同赵定太等在洋县城关组织县中、女高、西高等校学生及市民1000多人，捣毁国民党县党部，痛打书记长王勉生，并迫使反动当局撤去王的县党部书记长职务。国民党汉中专署派一姓雷的委员到洋县催收契税，搜刮民财。王辛德闻知雷系特务，作恶多端，便和王燮赶到洋县召开党的会议，发动城内学生200多人，冲进县政府将雷拉到官寺痛打一顿，并以学生联合会名义发出《宣言》百余份，揭露雷危害人民的罪行，迫使其狼狈逃跑，洋县契税得以缓征。同年，王辛德还参加了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的武装斗争，使汉中反动当局震惊和恼火，绥靖司令部调动了军警，到处追捕进步学生和革命领导者。王辛德在群众的保护下，由党组织安排，从汉中五师转学到汉中五中高中部，负责发展五中党的组织，做争取学生的工作。不久，在五中高中部成立了党支部，王辛德担任军事委员。他以学生抗日同盟会为基础，推动各界人民大众，进行抗日反蒋工作。洋县教育局长陈杰三公然宣布，县中的教育经费由学校下乡催收，并克扣在外学生的津贴。王辛德奉特委指示，同陶禾人、王建伯等党员教师，率领五六十名学生砸了教育局，打了陈杰三，要求清算教育局的账目，迫使陈收回成命。
7月，汉中绥靖司令部设洋县民团指挥所。该所指挥杨某赴洋县坐堂逼款，将学校经费移作民团经费，令学生下乡收款，引起公愤。王辛德、赵定太等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发动学生市民四五百人，冲进洋县县政府西院，将杨痛揍一顿，赶出本县。这年下半年，王辛德在汉中同赵定太等组织并参加了特委领导的抗日宣传大游行，1600多名学生市民上街示威，宣传抗日救国，揭露蒋介石卖国阴谋，并捣毁警察局，赶跑了局长谈栖山。这一斗争刚结束，接着他同王燮又领导汉师、女师、五中、联中等学校学生千余人罢课、游行，开展反对反动校长白浩如的斗争。这时，王辛德已名声很大，与王燮、牟心钊被誉为洋县“三杰”。
1933年初的一天下午，国民党汉中警备司令部突然派军队冲进学校，逮捕进步学生。王辛德等正在教室上课，发现情况紧急，立即通知王燮、吴建昌等，急奔学校后院。敌人追了上来，王辛德和王燮迅速越墙逃跑。吴建昌未及逃出，只好潜回教室。由于敌人认不出吴建昌，便抓住校长易厚庵纠缠。在易的保护下，王辛德等三人幸免于难。专署强迫学校开除了他们三人的学籍，并下令通缉。
中共陕南特委为了配合红二十九军的斗争，建立城固、洋县、佛坪边区，决定在洋县西区成立党的区委。王辛德因在汉中不能公开立足，被派回洋县工作，参加了胡哲领导的红二十九军第二游击队，对敌展开了积极的武装斗争。1933年4月，特委派王辛德为特派员到安康工作。成立了中共安康军特支，直属中共陕南特委领导，王辛德任特支组织委员。
王辛德通过社会关系到安康“绥靖军”迫击炮营当帮办司书，后来又到“安绥军”司令部主办的《民知时报》社当记者，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广泛接触学生、市民及“安绥军”中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他利用《民知时报》副刊《山雨》发表文章，揭露反动政府贪赃枉法、横征暴敛的罪恶行径，博得读者好评，外报常有转载。他在报社办了一所夜校，招收贫困儿童，亲自上课，讲时事常识，宣传革命道理。他有时还替报童送报，借机和读者接触，征求对报纸的意见，了解民情，发动群众。中共安康军特支书记梁步鲁调往汉中工作后，王辛德接任安康军特支书记。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南特委对兵运工作的指导思想，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安绥军”士兵的武装起义上。军特支在“安绥军”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在“安绥军”、兴安师范和社会上联系了不少党的同情者，进行武装起义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至1934年，特支在“安绥军”中发展有20多名党员，王辛德亲自发展的有机枪连连长李颜公、勤务兵赵恩普等人。与此同时，特支还注意在城内居民、小手工业者中发展党员，如当时的小贩万元兆、鞋匠惠兆海等。1934年1、2月间，中共安康军特支两次向陕南特委写报告，要求批准军特支在“安绥军”中组织武装起义。2月9日，“安绥军”司令张飞生率部赴汉阴、石泉进剿其叛属沈寿柏部及收编吴子贞股匪，“安绥军”除受党影响下的追击炮营和特务三连外，仅有孙鹤年补充团(实力一个营)留守，安康城防空虚。恰逢安康城西门外举办庙会，唱戏放花，军民等逛会者众多。安康军特支认为，此时正是举行武装起义的大好时机。王辛德便于2月22日上午，在安康城西郊西药王殿召开党员和骨干分子会议，宣布当日夜9时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后在西药王殿山下会合，沿汉江西进，经紫阳县投奔川陕革命根据地与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汇合。会上配发红布条为起义时的标识，约定天黑看不见就以拍枪托为联络信号。
决定起义后，追击炮营三连的党员詹屏藩去动员本连的班长段远和及连部司书张书德参加起义。段、张当面表示愿意参加起义，但当詹离去后他俩即向该连连长张文彬告了密。情况紧急，王辛德和王泰诚被迫提前于是日下午6时率领特务三连起义。他俩首先率部攻打安康绥靖司令部、军械科、手枪连。团敌已有防备，敌我众寡悬殊，王辛德、王泰诚便率特务三连和手枪连的起义人员从小北门撤出安康城，沿汉江西去。
由于叛徒告密，特务三连提前三个小时发动起义，迫使迫击炮营仓促应变起义。撤出的特务三连、手枪连及迫击炮营起义人员会合于西药王殿山下，共计69人，王辛德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第一纵队，王泰诚任纵队指挥，袁作舟任纵队长，王辛德任纵队政治委员。当晚10时左右，率红一纵队从西药王殿山下沿汉江西进，奔向川陕革命根据地。经过数日艰难行军，28日清晨，部队抵达距营盘大梁十华里的任河边乱石子沟。营盘大梁的东、北、西三面为任河、盘厢河环绕，南临石板河，山势险峻，少见人迹。红一纵队打算过任河，绕过紫阳县南部的大镇毛坝关，经黄草梁，进入川陕革命根据地。但当部队到达营盘大梁时，敌毛坝区区长、民团团长李靖山率区队、民团在此把卡围截。这时红一纵队已连续行军五天六夜，翻越大山十五六座，行程600余华里，部队极为疲惫。为了跳出敌人的围截圈，部队不顾疲惫，又越过营盘大梁主峰大堡，下到乱石子沟，准备强渡任河。但快到渡口时发现渡口已被敌封锁，不得不再转回营盘大梁。此时的东西两边的高地已被余贡三、王怀都民团占领，红一纵队被夹在了东西高地中间的冉家垭。冉家垭北是乱石子沟，沟口的渡口已被李靖山控制；西南边是十余里深的枇杷沟，悬崖绝壁，仅有条羊肠小道，且出沟则正是李靖山的老窝鲁家坊。红一纵队便占领冉家垭东南靠主峰大堡的一个小山堡，阻击敌人，欲拖到天黑以后突围，战斗从上午持续到黄昏，起义部队总共有50多支汉阳造的步枪和几支短枪，子弹本来就不多，经过全天战斗，这时弹药已尽，情势十分危急。红一纵队决定分散突围。突围中，王辛德、赵恩普等50多人被俘，王泰诚被民团队长余贡三、团丁覃景品打死，袁作舟下落不明。
王辛德等被俘后，被关进国民党安康县政府监狱。面对敌人酷刑审讯，王辛德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敌人嗜杀成性，决定对王辛德和他的战友们分批进行屠杀。第一次枪杀25人，第二次枪杀三人。连同前已殉难的王泰诚、詹屏藩和起义时被俘后枪杀的十人等，红一纵队就义殉难的烈士竟达40多人。
王辛德牺牲后，中共陕南特委书记张德生在《汉中工作报告提纲的补充》中写道：“王建英同志在安康兵变时被捕，牺牲时沿途高喊口号，在刑场上作了几分钟的讲话，给汉中一般同志非常好的影响。”
(王宏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