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一，1901年8月生于河北省阳原县小盐厂村。在兄弟姐妹7人中，他排行第二。父亲王玉珂为了维持一家9口人的生计，在家主持酒坊。为了节省开支，母亲亲自掌管酒坊帐目。
王仲一聪明活泼，深得全家疼爱，父亲视其如掌上明珠，从小给他规划未来，长大攻读师范公费生，娶妻成家，守好祖业。父亲为了实现其愿望，特地给王仲一起名振翼，字壮飞。
王仲一未满7岁，就与四叔家堂兄振钧入村里私塾学习。后来，王仲一与王振钧作伴就读于阳高县第二学堂。当时，辛亥革命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军阀割据混战，列强入侵，新旧文化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碰撞。面对这动荡的社会现实，无数仁人志士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对阳高第二学堂也不免产生影响。王仲一与王振钧从小同窗，但性格各异。王振钧主张要埋头苦读，王仲一的意见却与其相左。他们的不同意见往往通过演讲的方式表达出来。王仲一演讲时常常打着手势宣传他的“理论”：不读书，必然蒙昧，蒙昧必然落后；落后就谈不上救国。若只是一味埋头苦读，不抬起头看看这个世界，书本知识必然与社会实际脱离，那只能是书呆子，谈何救国!?他的演讲常常博得同学们阵阵热烈的掌声。
第二学堂毕业考试的作文题目是《变法论》。王仲一见解独特，大胆写到：天地之变必然要求社会的变革，社会之变就是改朝换代，当代的热血青年，要勇于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从第二学堂毕业后，王仲一又与王振钧来到大同第三师范学习。为了进一步了解外面的世界，没等毕业，王仲一就转学到太原省立第一中学。
当时的太原作为山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较大，宣传、介绍十月革命的书刊较多。在太原，王仲一处处感到新鲜，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乳汁，各种报刊成了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效仿俄国“十月革命”，实行工农革命成了他朦胧的信念。
1919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在太原，大中学校也相继成立学生会。5月7日，太原3000多学生走上街头，在文瀛湖公园集会。王仲一在会上发表演讲，并与贺昌、张友渔发起组织省学联，进而发动学生举行罢课、示威游行。太原古城往日的沉闷被这革命的暴风雨打破了。
王仲一在运动中日渐成熟。他擅于演说又长于交际，不久即被委派到北方学生运动的中心——北京作联络工作。在北大，王仲一找到同窗好友、北大学生会负责人高君宇，又结识了北大学生会负责人罗章龙。在他们的帮助下，王仲一开始接触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列宁传》和《俄国革命纪实》等书籍。这些革命的理论，使王仲一逐步充实起来，坚定了他走救国救民道路的决心!
1919年8月，王仲一与贺昌等在太原创办了《平民周报》。这张小报，立场鲜明，言辞犀利，抨击了阎锡山黑暗统治，在山西早期革命思想的传播上占有重要地位。翌年，阎锡山邀请胡适和社会党党魁江亢虎来太原“讲学”，贩卖资产阶级改良哲学，蒙骗青年。王仲一在《平民周报》发表署名“虎啸”的文章，痛加驳斥，使山西反动当局大为震惊。阎锡山指使一中校长和王仲一的亲属劝诱围攻，但都丝毫未动摇王仲一的革命意志。
1920年春天，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成立。这时，王仲一再次来到北大，经高君宇和罗章龙介绍，被吸收为“通讯会员”。在这里，他第一次聆听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的讲演，使他澄清了不少模糊的认识，世界观有了新的飞跃。
1921年5月1日，在高君宇主持指导下，在省立太原一中十三班教室，秘密成立了有7人参加的“太原地区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将7人编为一组，王仲一被推举为团小组组长。《平民周报》也改为团小组的刊物，先后出版了78期，影响很大。在“五四”两周年纪念日，王仲一率领团小组全体同志，在太原市散发《共产党宣言》2000册。此举又一次震动了省城。团小组还相继开设晋华书社，组织青年学会，出版青年刊物，团结教育了周围青年，被誉为太原马克思主义传习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秋天，中共北京大学支部正式批准王仲一转为中共党员。
王仲一以手中的笔作投枪和匕首，射向敌人。他成了阎锡山的眼中钉、肉中刺，备受迫害。1921年冬，王仲一不得不离晋赴京，参加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工作，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工作任务繁重，同时负责全国铁路总工会工作。1921年底，分部派出特派员走向铁路干线，深入矿山，在北方区相继组织了全国八大铁路干线的罢工斗争。京绥、京汉、京奉、道清、津浦各线及开滦、焦作等矿都留下了王仲一的足迹。
王仲一性格粗犷耿直，好打抱不平，不久就和工人们打成了一片。工人们亲切地称他为“王提辖”。
1921年冬，陇海铁路大罢工迫在眉睫。11月18日下午7时，中共北京地方支部在机关所在地沙滩红楼进行扩大会议，研究如何领导这次罢工斗争的问题，会议由李大钊亲自主持。会上，王仲一力排众议，主张采取积极的办法领导陇海路罢工，最后获得了大家的赞同。会后，书记部当即派人深入罢工第一线，指导陇海路铁路罢工斗争，不久在西起河南观音堂，东起江苏连云港的千里铁路线上，铁路工人坚持斗争近10天，最终以胜利告终。
王仲一为了革命工作，奔波于革命需要的每一个地方，每到一地，都播下了不熄的革命火种。
1921年，王仲一参与了创建长辛店铁路工人补习学校和俱乐部的工作。1922年4月，到唐山交通大学、保定女子师范从事建党、建团工作。5月赴广州出席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秘密回到太原，发动了大国民印刷所工人的第一次罢工斗争。10月，到唐山大厂，组织工人挫败警察的镇压阴谋，保证了京奉路工人罢工的全胜。同年秋，受党的派遣，到南京浦镇机厂开辟党的工作。
1923年2月4日，京汉路工人大罢工爆发。王仲一以北方区工委代理书记的身份参加罢工最高领导小组，与何孟雄、高君宇驻守北京前门车站，负责郑州以北的联络任务。2月7日，吴佩孚武力镇压罢工斗争，领导小组成员史文彬及工人共11人被捕，29人负伤。王仲一星夜赶回浦镇，与津浦路工会主席王荷波一起发动了卧轨斗争。数千工人参加卧轨，声势浩大，使津浦路南段交通陷于瘫痪，有力地支援了京汉路罢工。此后，王仲一秘密来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地方兼江浙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3年6月，王仲一与徐梅坤以江浙正式代表的身份，赴广州出席了中共三大。会后王仲一又回到上海，主管上海地方兼江浙区的工运工作。
1923年9月，因王仲一精通蒙语，党组织决定他离沪赴京，到中共北方区民族工作委员会，参与创建北京蒙藏学校党组织的工作。王仲一充分发挥自己的蒙古语优势，广交朋友，扩大宣传，为党培养了许多的民族优秀干部，乌兰夫、吉雅泰就是在此入党并成长起来的。
1924年，王仲一受北方区委和书记部派遣到张家口做党的工作，先后任京绥铁路总工会秘书、张家口第一个党支部的支部书记、中共张家口第一个地委的组织部长、地委书记。
张家口为塞北重镇，京绥铁路的建成使其成为西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要地。王仲一在此创建了党的组织，并领导了铁路工人的索薪斗争和电灯公司工人的反日增资斗争。
索薪斗争爆发于1925年冬，当时奉系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对冯玉祥国民军的进攻，张家口铁路机修厂成了兵工厂，生产铁甲车、迫击炮和炮弹、手榴弹。当时，工人已3个月未发工资，战后生活更是饥寒交迫，而路局对此不加过问。为此，在党的支持下，工人开展了“要小米，饱肚子”的索薪斗争。王仲一直接领导了这一斗争。他组织沿线各工会召开群众大会，建立了交通、联络机构，并向路局与督办署递交了要求发清欠薪的公函。当局先是对工人进行威胁，接着又以“需向上禀报”来欺骗，最后又提出“召见代表进京谈判”。王仲一与工会骨干决定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一方面选出代表由身背大刀的纠察队员护送赴京谈判，并确定以“安”字作为联络电讯；另一方面，发动工人占领并控制电报房，通电各站工人听候统一号令，以支持前方的谈判。路局局长孙连仲接见了谈判代表。面对武装起来的代表，又慑于工人们的声威，他完全放弃了自己谈判前的如意算盘，接受了工人们的要求，索薪斗争取得全胜。
索薪斗争是张家口第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工人运动，它极大地震憾了反动当局，鼓舞了张家口工人阶级的斗争士气。
张家口华北电灯公司是一家日资比重逐年增大的企业，到1925年，“中日合营”早已徒具虚名，公司一切权力几乎全操纵在日本人手里。工人每天工作长达12小时，而工资微薄，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而徒工、杂工则工资更少，工人伤亡事故也频繁发生。王仲一了解到这些，义愤填膺，决定要同日方讨要公道。
1925年冬，王仲一召集电灯工会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推选李振庭、王敬唐、王之香3人为工会代表，出面同资方交涉，同时把由王仲一起草的《罢工宣言》送交当局，要求限期答复。为了防止不测，王仲一通过党组织从铁路工会选派代表充实到电灯公司基层，又组织起工人纠察队作后盾，保护工人。
农历腊月二十九，是要求答复罢工条件的最后限期。这天，工人代表与资方坐在谈判桌前。资方经理郭雨田，开始心存侥幸，态度十分傲慢；而工人代表态度十分坚决，针锋相对。这时工人纠察队包围了工厂。郭雨田见势不妙，忙表示：“千万不要罢工了，我们将报告天津董事会，等过了年，我们一切好商量。”代表们很快识破了这种欺骗手段，提出：“必须立即答复，过了年双方可以订立合同。”
斗争很快取得了成果，工人和职员同样都领取年终双薪。工人们第一次感受到团结战斗的巨大力量。
过了年，王仲一又及时组织工人召开会议，教育大家不要为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要巩固成果，乘胜前进。王仲一说：“我们不能光停留在加点工资的水平上，还要有劳动保护、劳动保险。”为此，王仲一主持起草了电灯工会和公司方面的《劳资互惠合同》，以张家口铁路分会会长李泽和谢继明等3名代表为中正人，共同与资方交涉。
《合同》草案散发各地，同时也送到经理郭雨田的办公桌上。经过双方唇枪舌剑的激烈谈判斗争，郭雨田被迫在合同上签了字。斗争取得了胜利，江岸、京绥铁路工会及上海、广州等地工会纷纷来信来电表示祝贺、支持。
王仲一在张家口不仅领导了两次工人斗争，还为当地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后继力量，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他举办秘密党校，并亲自讲课，有力地提高了党员的觉悟，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为张家口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6年8月，奉系军阀进攻张家口。王仲一受中共张家口地委委托，将工运领袖和技术骨干百余人组成工人交通大队，转战陕西、甘肃一带，支援了北伐战争。不久，为支援南方各省的工作，王仲一又受命调到武汉，先后在中央局和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做宣传和工运工作，并出席了1927年4月召开的中共五大。7月15日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后，王仲一随同周恩来到了南昌，在贺龙第二十军军部负责政治训练，并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失败后，党派王仲一到天津工作。1927年9月22日，顺直省委改组，工人出身的朱锦棠为书记，彭述之任宣传部长，王仲一任工委书记，于方舟任农委书记。不久，中央代表蔡和森赴天津，主持召开了顺直省委“九月会议’。会上传达贯彻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决定建立京东特别委员会，举行玉田暴动。
暴动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顺直省委随即召开常委会。会上，宣传部长彭述之表示要立即再次发动暴动。王仲一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共产党员个人不是包打天下的英雄，应先发动和依靠群众。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玉田第二次暴动又告失败，于方舟等4位同志遇难。此后，彭述之仍固执已见，主张暴动起来以后，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进攻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王仲一对彭的意见进行了严厉的批驳。
玉田暴动的失败，使顺直省委的班子几乎陷于瘫痪。顺直省委在蔡和森的支持下，一方面重新组建省委班子，另一方面加紧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六大选择代表。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出席会议的北方代表团由蔡和森、王仲一等7人组成，王仲一担任代表团的代理书记。这次大会进一步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同时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
会议期间，王仲一分别就政治问题、党的组织问题和职工运动问题，在分组讨论中发言，会上，王仲一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六大”闭幕后，王仲一从莫斯科辗转返回上海，由党中央另行分配到全总做党团工作。
1928年11月2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顺直错误”3同志(蔡和森、王藻文、王仲一)“应负最严重的责任”，决定分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对蔡和森的处理因共产国际的反对而未能成立，对其余两同志的处理并获得1929年9月25日六届二中全会的追认与批准。自此，王仲一被撤消了候补中央委员的资格。
1930年5月，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许多在白区工作的同志遭到错误打击，王仲一被作为“右派”，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在没有机会申辩的情况下，被开除党籍。
被开除出党的王仲一就像一位失去母亲的孤儿陷入了迷惘与孤独之中，但他的革命的理想仍未消失，他毅然决定北归天津。
在天津，韩麟符等人用骗取军阀石友三的20万元军火款开办了“大道书店”、“光明影院”、“慈惠医院”，安置和接济了在当时的党内斗争中一些投靠无着、生活困难的同志，王仲一由于同他们在北方地区工作时的旧谊和当时的处境，很快参加了进去。他们当时信心满怀，准备组织热察绥暴动。但这些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1931年2月16日，王仲一被敌人以“匪魁”罪名逮捕。
1931年四、五月间，王仲一被转到北京军法总处草岚子监狱。
在监狱，王仲一戴着沉重的脚镣手铐。监狱虽锁住了他的身，但锁不住他的心。
在押期间，王仲一受尽酷刑烤打，百般折磨，几度死去活来，以致精神失常。但他稍有苏醒，便呼喊：“红军进城啦!”表示了他对革命始终不渝的坚定信念。
1931年10月31日，王仲一终因饱受摧残而牺牲。
神州埋忠骨，苍天慰忠魂!王仲一的遗体由其弟王振洲收殓，寄埋于北京西直门外广通寺内。北平解放后，华北军区曾移灵至北京郊区烈士墓地。1958年由其妻、女扶柩迁返阳原县小盐厂祖墓安葬。
1995年8月1日，中共阳原县委、阳原县人民政府举行隆重仪式，为王仲一烈士墓树碑。
“王仲一烈士之墓”的高大墓碑永远树立在熊耳山下桑干河畔，永远矗立在人民的心中!
(张国庆高远孙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