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长卿，1900年2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五美乡一户普通农家。其家境困难，在同乡长辈和恩师徐特立的帮助下，他读完高小和师范。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正在长沙师范学校读书的蒋长卿积极投身这场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并被推选为学校学生自治会的会长。按照湖南省学联的部署，他率领同学们开展了一系列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如组织“救国十人团”，开展抵制日货的爱国宣传活动；利用假期组织进步同学到长沙东乡、浏阳西乡一带，演出《朝鲜亡国恨》、《孙文蒙难记》等剧目，向民众宣传反帝爱国思想。湘江岸边，岳麓山下，长沙街头，到处都留下了蒋长卿忙碌的身影。特别是在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反对损害中国主权的太平洋会议，追悼工人运动的先驱黄爱和庞人铨，以及声援长沙工人罢工斗争的活动中，蒋长卿带领长沙师范的学生总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表现得尤为出色。在爱国学生运动的浪潮中搏击，蒋长卿逐渐成熟了，树立了牢固的爱国主义人生观，并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蒋长卿从长沙师范学校毕业后，受聘到徐特立创办的长沙县五美高小任校长。他不负恩师的厚爱和期望，选聘进步教师，继承徐特立的办学宗旨、教育方针和教学方法，精心治校，向学生传播新思想、新文化。
1926年冬，五美高小先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成了当地政治活动的中心。
1927年春，徐特立回到五美乡，见到自己创办的五美高小师生都踊跃参加农民运动，恶霸地主的威风被打了下去，流氓、鸦片、赌博绝了迹，非常高兴，逢人便说：“农民协会伟大，伟大!”
1927年4月，突然传来了蒋介石在上海制造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接着，许克祥又在长沙制造了马日事变，长沙一片刀光血影。在这乌云滚滚、恶浪滔滔的日子里，蒋长卿顶风破浪、矢志不移，坚持地下斗争达3年之久，先后担任中共株州区委组织委员、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中共湘东特委常委、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及代理省委书记等要职。国民党反动当局将他列为通缉的“共党要犯”，多次搜捕他。但他每次都巧妙化装，瞒过敌人，甚至在被敌包围、极端险恶的情况下，也能随机应变，逃脱虎口。
秋收起义后，长沙反动政府派出清乡队300多人枪，杀气腾腾地开往株洲，声言要捉拿暴动头目蒋长卿等人。他和朱少连、汪起凤等率领工农武装，在白关铺埋伏堵截，打得“清乡队”惊慌失措，四处逃窜。
1928年9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在长沙的联络站被敌人破获，叛徒供出了蒋长卿设在安源的湘东特委交通处地址和联络暗语。湖南省“清乡”督办署派特务伪装省委交通员，谎称给湘东特委送经费和文件，并和特委交通员约定，下午两点钟在交通处与蒋长卿会面。蒋长卿从特委交通员口中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即令交通处人员迅速转转。待两个连的反动军警赶来包围时，交通处已人去楼空。气急败坏的敌人奔向蒋长卿的住处，又扑了一个空。蒋长卿脱险后，化装成乞丐潜回家乡长沙县五美乡泉塘垄，住了两天，就匆匆离家，来到长沙城内寻找省委。他冒着危险在城内城外转了20多天，才打听到省委早已迁往上海。在身无分文，有家不能回的情况下，他只得沿途乞讨，绕过敌人重重哨卡，终于在浏阳东乡的大光洞寻找到了红五军纵队队长黄公略和湘东特委常委潘心源等人。
1929年初，蒋长卿来到上海，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常委，负责宣传工作。同年4月，他随省委机关迁至武汉；10月，又随省委机关迁回湖南湘阴。
不久，为了传达贯彻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和省委第三次会议精神，蒋长卿化装成收山货的商人，从湘阴启程赴湘鄂赣边境各县巡视工作，前后三个多月，历尽艰险，多次化险为夷，特别是在铜鼓的经历，更富有传奇色彩。
当时，铜鼓的敌情十分严重。一天，他出席铜鼓县委召开的会议，会址设在一户农家。突然外面枪声大作，会场已被敌人包围，他与会人员向外冲去，当场有11人中弹牺牲，其余大部分被捕。蒋长卿乘敌人尚未进屋之机，跳进房东家猪圈的粪池里。敌人里里外外搜查个遍，也未搜到他，便误以为他已被击毙，于是11月30日在长沙各报刊登了击毙蒋长卿等共产党人的消息。中共湖南省委也误信了敌人的宣传，于12月7日向党中央报告：“湘委委员蒋长卿同志，据敌方报载，在铜鼓被害……”。不料过了一个星期，蒋长卿又回到了省委机关驻地湘阴。同志们惊喜万分，争相询问，他诙谐地说：“我是躲在粪坑里逃出来的，真是屎(死)里逃生啊!”
1929年深秋，寒风无情地吹扫着一片片枯叶，萧瑟的枯木坚强地挺立于北风中。万载一间普通的房子里，热气腾腾。红五军军委会议正在这里召开。会上，蒋长卿就政治、经济、地理位置和敌我力量对比等情况发表了较中肯的意见：“如果向西发展，必向平、浏、长等县游击，与湘省省垣迫近，政府必十分注意，定会用大力对付我们。向西发展，徒受损失，无益于事。向东、向南、向北发展，敌人力量均极薄弱，在经济上也有办法解决。”彭德怀听了，频频点头表示赞赏。此后红五军向南发展，一举攻克萍乡、上栗市。与此同时，湘鄂赣边特委将各县赤卫队合编为赤卫军，大部分向北发展，一部分向南发展，配合红军作战，使苏维埃割据区域迅速扩展到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通城、通山、大冶等县，革命的星星之火，呈现出燎原之势。
蒋长卿代理省委书记期间，更加重视工农红军的发展和壮大。1930年8月，他主持召开省委会议，并向党中央写出报告，决定在湘鄂赣红军独立师的基础上组编红十六军；将浏阳、万载、宜丰、醴陵、萍乡、茶陵、攸县等县游击队及安源工人纠察队组编为湘东独立团。这两支红军部队分别在同年8月中旬和12月份建立，均成为根据地主力红军。
1929年10月，中共湖南省委迁回湖南后，蒋长卿与省委各成员一道，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工作，使省委各项工作都有了很大起色，全省革命形势呈现出新局面。
但是，1930年3月起，省委开始接受李立三提出的“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主义观点，将全省划分五个暴动中心区域，主要负责人分赴各暴动中心区域组织地方暴动。而敌人更加疯狂地反扑，加紧了对省委机关的破坏。同年5月，省委在湘阴的总机关被敌破获，益阳的党组织也遭破坏。这时，省委书记因公外出，由蒋长卿代理书记。他果断地将省委机关迁至益阳，着手恢复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8月初，红三军团攻占长沙期间，省委机关迁至长沙县杨桥照霞村，因宁迪卿患肺病不能工作，蒋长卿仍代理书记。红军第二次打长沙未克而撤围后，省委机关又数次转移，最后仍迁至益阳。敌人虽派大批暗探四处盯梢，但因蒋长卿等安排周密，分散撤离，敌人始终未侦缉到省委主要负责人的行踪。
同年12月，省委机关驻益阳时，宁迪卿前往汉口向中共中央长江局汇报工作，因长江局交通主任叛变而被捕。在汉口的省委秘书长张常琅得知情况，立即回来向蒋长卿汇报。省委书记被捕，事关重大，蒋长卿和常委王首道、张学琅商量，为防不测，决定改变联络暗号，通知各交通机关和下属地方组织转移，王首道赴党中央汇报，张学琅留驻益阳，蒋长卿和唐继宗赶赴常德重建机关。
当蒋长卿紧张地布置各项应变措施时，一场叛徒与敌人共同策划的阴谋也在加紧进行。宁迪卿被捕后即叛变投敌。他深知蒋长卿机智多谋，不易抓获，于是向反动当局提出采取诱捕的办法。1931年2月18日，《湖南国民日报》上刊载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湖南著名共党宁迪卿(化名周荣华)日前在汉口被捕，解来长沙途中，买通看守相携越狱，现全城戒严10天，已严令军法处限期缉拿。”随后，宁迪卿带着军法处一个特务，谎称是帮助他脱逃的“老乡”悄悄来到益阳，骗取了省委秘书长张学琅的信任。张将他送到常德。宁迪卿一见蒋长卿，便绘声绘色地述说自己如何被捕、如何脱逃的情况，把自己打扮成“英雄”。
蒋长卿对敌人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可这次却没有识破叛徒的诡计。他万万没有想到，面前这位曾两次留学苏联，大革命时期就入了党的“老革命”、“老上级”会叛变投敌。
蒋长卿被捕后，敌人采用了同对付宁迪卿同样的办法，先是由常德县县长唐佑越出面，以同学的身份请蒋长卿吃饭，劝他自首；后是押送到湖南“清乡”总司令部，用各种酷刑，逼他供出上至中央，下至基层的党组织负责人姓名、住址、交通联络站地址以及党内重要机密等情况。但蒋长卿宁死不屈，只字不吐。1931年3月，他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壮烈牺牲。
(湘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