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惠，原名绍矱，又名爱生，1897年6月2日生于湖南省慈利县甘堰乡平溪峪。他7岁开始读书，小学毕业后考入慈利县立初级中学。因学校错误处分一个同学，余惠强烈不满，气愤地撕毁学校的布告，并砸烂学校的记过牌。他的这种反抗行为触怒了校方，将其开除。此后余惠先后在长沙明德中学和上海大学读书。从上海大学毕业后，他又转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学术院学习。
这时，正值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余惠被派往国民党南昌市党部任秘书。不久，他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南昌起义后，余惠随起义部队撤至抚州，不期突然生病，行动困难，组织决定他去上海治疗。他在上海治好病后，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只好回到老家，到一学校当教员。然而，环境一天天恶化，慈利也掀起“清党反共”的恶浪，余惠在家待不下去，于1928年2月离乡外出。他如一叶孤舟飘泊到天津，应同学陈先章之邀，到新编教导第五师政治部任秘书。5月，他转到开封，又经同学介绍到《河南民报》当编辑。
1929年7月，余惠离开开封前往上海寻找党的组织，被派往南宁广西省绥靖司令部做兵运工作。他受同情革命的绥靖司令李明瑞和广西省主席俞作柏委派，担任教导总队政治教官。在教导总队负责人张云逸领导下，他在连队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使教导队所有营连主要干部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为党组织掌握这支部队打下了组织基础。
9月底，余惠受李明瑞和俞作柏之托，起草了讨蒋通电。他带领一个营于1927年秋到达百色，创办了石印小报《右江红旗》(一说称《右江日报》)。经过紧张的准备，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等领导部队在百色正式宣布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张云逸任红七军军长，余惠被任命为军政治部秘书处长和代理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在那些日子里，他为起义部队起草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以及起义军布告和告群众书，协助一纵队进行整顿和改造旧军队的工作。
1930年2月，余惠和孙醒侬结婚。婚后，夫妻俩分别随军赴隆安作战。余惠负责伤员的抢救工作，带领政工人员深入前沿阵地，一面宣传鼓动，一面抢救伤员。他把伤员从阵地上背下来，送到船上，然后奉命和孙醒侬护送这些伤员去平马，再往亭泗(现属巴马)一带山区撤退。这一路翻山越岭，天公也不作美，雨水连绵，路面滑溜溜的，他带领队伍艰难地跋涉。在路过苗族地区时，为了不侵犯苗胞利益，余惠对干部、战士做了许多工作，讲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讲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讲红军是人民军队的道理，讲红军的群众纪律。由于民族工作做得好，很快打消了苗胞对红军的疑惧，得到苗胞的热情支持，使部队得以顺利通过苗区。
1930年10月初，余惠奉命率部参加执行攻打柳州、桂林的作战计划。这时，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他回到住处，将组织上安排孙醒侬去上海隐蔽的计划告诉她，嘱咐她要作好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还说，生下孩子，如果实在无法扶养，可以送给别人。
余惠送别妻子后，随军于1931年1月开赴江华休整，任第五十五团政治委员。随后，他与部队转战桂北、湘南和粤北一带。3月，部队到达江西崇义，红七军前委改为团党委，由邓小平任团党委书记。不久，邓小平去党中央汇报工作，团党委书记由余惠继任。不久，部队在崇义遭到蒋光鼐、何键等部的合围。他率两个连作后卫，乘着细雨浓雾的天气，掩护大部队从前往莲花的小路撤退，顺利地甩开了敌人。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余惠率部在安福等处打了一些胜仗。1931年7月，红七军扩大编制，他被任命为红三军团第七军第二十师政治部主任。
1931年秋，红七军参加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奉命开到会昌县小密镇一带从事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的工作。
1932年初，受王明“左”倾错误领导的影响，苏区“肃反”严重扩大化。李明瑞等起义将领和红七军许多干部，多因莫须有的“改组派”、“AB团”而遭误杀。不久，余惠也因与李明瑞等的关系密切而受到株连，含冤被害。
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余惠等进行平反昭雪，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湘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