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宏文，1904年生于四川省宜宾县一个破产的小地主家庭。父亲余家佑在满清末年曾留学日本、获博士学位，后来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投入推翻封建帝制的斗争。父亲为人正直，拒交贪官污吏，在部队任团长时因发现军米中掺有杂质而愤打了州官，毅然弃官回到成都教书。
余宏文小时候就从在父亲那里听到军阀官吏间的种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欺压百姓的罪恶，心灵上埋下了反对罪恶的军阀官僚统治的种子。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余宏文正在宜宾叙联中学就读。学校掀起的反帝反封建高潮，使他的思想受到了很大震动。接着，他又在老师、共产党员郑佑之的指导下，通过阅读《向导》、《新青年》等革命书刊，开始接受马列主义。1924年，经郑佑之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华西大学辍学回到故里，与郑佑之一起以教书作掩护，向农民传播革命真理，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抗捐抗税。1925年秋，他在观音镇组织数千名农民游行示威，要求取消苛捐杂税。满街群众高呼口号，惊天憾地，官吏豪绅吓得紧闭大门，不敢露面，不得不答应取消当年的多种杂税。
1930年春，余宏文调重庆工作。当时正是军阀刘湘利用一些意志薄弱自首叛变分子破坏四川党组织最严重的时候，省委决定将计就计，选派一名最优秀的党员打进敌人心脏。省委委员郑佑之决定选派自己最信任的余宏文担当此任。余宏文接受任务后，不久就公开登报“自首”。已经自首叛变的周云芳见后竭力向第二十一军推荐。因为他和余宏文共过事，了解余宏文是文武双全的人才。余宏文一方面在敌特中周旋，一方面应付特务机关的各种严厉审查，终于当上了第二十一军军部特别委员会的秘书。每月薪饷100多元大洋。他省吃俭用，把节约下来的钱交给省委机关作活动经费。
在郑佑之的直接指导下，余宏文利用特委会秘书身份的特殊条件，对原来自首叛变分子进行了详细摸底，了解到有的叛变分子对共产党并无什么仇恨，只是由于对某个领导人或对某件事情处理不满意而自首的，有的则是被捕后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叛变自首的。他认真分析他们的心理状态，觉得只要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就能使他们不再对党组织进行破坏，于是大胆地成立“良心会”。入会的人都必须起誓向党组织悔过自新，重新为党工作。“良心会”的成立有效地遏制了党组织连续遭破坏。同时，余宏文又通过“良心会”及时了解和掌握第二十一军的反共计划、特务和叛徒的行动部署以及突击搜查户口的时间、逮捕共产党员的黑名单等等重要情报。一位省委负责人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刘湘已下令枪决。余宏文得悉消息后立即向党组织汇报，研究营救方案，同时通知负责人准备越狱。他通过“良心会”的紧密配合终于使省委负责人越狱成功。他还精心组织了对那些死不悔改的叛徒进行秘密处决的行动，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在短期内得到好转。
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邛(崃)大(邑)游击队因混进去土匪武装叛变，与反动军队里应外合，部队遭到突然袭击，损失很大。剩下的五六十人思想波动很大，战斗情绪低落。为了挽救这支游击队，党组织派余宏文前去担任游击队大队长。余宏文到任后，首先抓住党员和骨干分子作为依靠力量，严格纪律，树立正气，加强思想教育，使队伍里的不良作风和错误思想很快得到纠正。接着，游击队就在当地打土豪，发动和组织农民开展“三抗”斗争。在斗争中，队伍不断扩大，增强了战斗力。一次，敌人出动优势兵力突然将游击队包围，余宏文立即指挥部队沉着应战，准备突围。同时他还将被包围的群众集合起来，放鞭炮，大声吼叫。敌人一时不知游击队的虚实，不敢深入进犯。余宏文趁机将部队迅速带出包围圈。
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同情和支持游击队，余宏文对一般的地主和乡绅官吏的政策是：只要不与游击队作对，愿意实行减租减息，取消高利贷，一律不予惩办。秋后，平落坝一个地主到游击区收租逼债，被群众抓送到游击队。余宏文经过了解后决定要利用他扩大游击队的影响。余宏文让人把这个地主的眼睛蒙上，今天东明天西，北面转了到南边，晚上还让他看游击队集合，听讲革命形势及党的主张和游击队的任务，然后就放他回去。那个地主回去后果然到处说游击队人多地广势力大，使敌人受到很大震慑，地主豪绅再不敢到游击区去收租逼债了。有的士绅还主动为游击队送情报、买子弹、办粮食。
游击队的日益壮大，敌人坐卧不安，加紧策划对游击区实行“围剿”。敌人设立“清乡”司令部，出动军队，派遣特务，收买叛徒。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了。
1935年1月，游击队的一些领导人突然间不断被敌人认出而遭捕。余宏文马上意识到内部出了叛徒。于是立即率部秘密转移到一个比较隐蔽的边远山区。可是不久，敌人又跟踪扑到新的驻地。余宏文率领游击队几经周旋脱险后，即刻在内部顺藤摸瓜，终于查出小队长何明全请假探亲超假未归。正要对何采取紧急措施时的那天晚上，何突然闯进余宏文的住室，见余宏文和何曼修正在烤火，便说他探亲才归队。余宏文心里已经清楚他自己和游击队的处境很危险了，便暗示何曼修出去通知部队转移。何曼修刚刚起身要出门，何明全就凶相毕露，掏出手枪。余宏文便一脚将火盆踢向何明全，顺势扑上去抓住何举枪的手。何的枪响了，敌人听到枪声拥进屋，将余宏文和何曼修抓捕。
第二天，敌人把余宏文、何曼修绑在滑竿上，抬到“清乡”司令部。敌人给余宏文戴上脚镣，并把他绑在柱子上，柱前摆满各种刑具。余宏文大义凛然，毫无惧色。敌人问：“你是什么人”?余宏文慨然答道：“共产党人!游击队的负责人，要杀就杀，何必多问。”“游击队有多少人?”“多得很，抓不完杀不尽。你们这些强盗、汉奸、卖国贼，国难当头，你们不去打日本鬼子，反把枪口对准老百姓。你们的日子是长不了的。”敌人把各种刑具都用在了余宏文身上，也没能从他嘴里得到想要的东西。于是敌人又把余宏文请到县长客厅，沏茶递烟，一番肉麻的奉承之后，许给一个重要官位。然而余宏文却毫不动摇。当敌人要他登报申明退党时，余宏文讥笑说：“只要你们指出哪种主义比共产主义好，我就申明退出共产党。否则，要我跟你们同流合污，出卖民族利益，这是白日做梦!”
白天，敌人将余宏文从监狱里押到县公署审讯和写材料。余宏文就利用这个机会写了大量的革命诗文和歌颂共产主义理想的论文。晚上回狱时，他就向狱友和狱卒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十几天过去了，一天傍晚他回狱时，正遇女监“放风”。他经过何曼修身边时，低声说：“我已经完成任务了，大概快了。”果然，第二天中午，敌人给他端来一碗放有毒药的面条。他回狱后毒性发作，腹痛难忍。同狱的一个党员医生，诊断他中了毒，立即写处方叫一个有同情心的狱卒去街上药铺买来解毒药，才把余宏文从死亡中救过来。但是余宏文感到自己很快就会被敌人杀害的。他不能让敌人悄悄杀害自己，要作最后斗争。于是他站在监狱里的狱神庙前，面对只隔一道夹泥墙的女监，大声把十几天来在县公署写的文章、诗文全部背诵了一遍。诗文有歌颂共产党的；有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有预言敌人要失败、人民一定要取得胜利的，等等。女监狱卒听了十分感动，见“女犯”们挤到墙下，想亲眼看一看余宏文，便找来斧子，在墙的半腰砍了个大洞。“女犯”们争先挤向洞口，一睹余宏文的英姿。这时只见余宏文迈着戴镣的沉重脚步走近洞口。呼唤道：“姐妹们，同志们，要坚强活下去，不要为我悲痛。若萍大姐(即何曼修)，我的真名叫余宏文，是宜宾县观音场人，如果你能出去，请告诉我的家里人，我已经革命到底了!”
余宏文这一举动，把敌人震惊了，县公署立刻派人拿了剧毒药赶到监狱。余宏文刚一转身，敌人就把一杯放有剧毒药的茶水递了过去。何曼修从墙洞里大喊：“不要喝，那是毒药!”余宏文却毫无惧色地环视监狱里的难友，扭头面对敌人一阵哈哈大笑，然后接过茶杯，举过头顶喊到：“同志们!我先走了，你们要多保重!”说完，将药水一饮而尽，慷慨就义。
(仲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