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生，字裘伍，号周远，1897年2月生于江西省乐安县金竹乡雷打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张昌科是老实本份的种田人，母亲兰代是一位克勤克俭、吃苦耐劳的农村妇女。童年时代，父母看到张连生聪明、活泼，就送他到私塾识字、读书。1907年春，父亲突发黄肿病卧床不起，全家靠母亲劳作及向亲友借粮借钱度日。张连生一面坚持读书，一面帮人家割草、放牛、上山砍柴、下地种田，还跟人打猎采药赚些油盐钱补助家用。后来，家境迫使张连生辍学，带着胞弟张南远，前往宁都东记等地帮大金竹“和招携”商店老板挑盐运糖。他和弟弟起早摸黑，冒严寒顶酷暑，赚几个钱勉强度日。社会黑暗和不公，在他的心目中埋下了反抗和仇恨的种子。
1929年2月27日，红四军来到张连生的家乡，点燃了大金竹一带农民运动的烈火。这年冬天，张连生秘密串连雷打石附近一些青年，成立了雷打石农民协会，在大金竹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打土豪分浮财运动。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张连生很快成为大金竹一带农民运动的带头人。1930年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调乐安县苏维埃政府工作。
1931年，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尽快恢复和扩大红色区域，中共乐安县委根据上级精神准备全面开辟乐安东南山区根据地。由于时间紧迫，敌我情况复杂，县委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委派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县委委员张连生带队进驻严塘一带工作。刚进驻时，由于群众不了解党的肃反政策，怕诬为“AB团”，加上一些土豪劣绅的造谣恐吓，许多群众都不敢加入农会，有的还躲避工作队。面对这种状况，张连生没有气馁，而是带领工作队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安抚因“肃反”扩大化受到错误对待的革命群众及其亲属。对一些同志要求成立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的急燥情绪，他耐心地告诫大家，应先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切实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只有水到渠成，不可急于求成。为此，他还吸收进步青年参加“活动分子”(即积极分子)小组，以此为阵地灌输先进思想和革命道理，启发和激发他们革命的反抗精神。在开展思想宣传工作的同时，他还紧密依靠群众，领导和组织群众开展打土豪分浮财、抗租、抗税、抗粮斗争，让更多的群众看到穷人团结一条心的力量。经过不懈的努力，1931年11月，严塘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使乐安红色区域得以巩固和扩大。
张连生雷厉风行的实干精神和办事公道的高尚品德，深受领导和同志们的赞誉。1932年2月他当选为乐安县职工委员会委员长；同年9月又当选为乐安县第三届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他任工会委员长时，主要任务是贯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当时乐安苏区制造草纸和毛边纸，成为根据地当时主要的支柱产业，也是根据地的重要经济来源。他上任碰到的首要问题是纸厂老板抽走资金、转移造纸工具、设备和产品，借故解雇工人和关闭纸棚，使苏区80%的造纸工人失业，苏区经济也受到严重损失，无法摆脱敌人经济封锁造成的各种困难。为此，张连生带领职工委员会干部分头深入到招携、杭村、坪溪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并根据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采取措施：对不理解党的政策、害怕群众打土豪而抽走资金、停止生产的纸厂老板，作好思想工作，并迅速组织他们恢复生产；对无故关、停的纸厂则限其恢复生产；对逃亡在外的老板、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及山场、纸棚全部没收，由苏维埃政府组织工人生产。由于上述措施得当，乐安苏区的造纸业不仅没有因战争而衰败，反而有了一定的发展，对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起着重要作用。毛边纸运往白区，换回苏区急需的药材、食盐、煤油等重要物资，有力地支援了反“围剿”战争。
1933年12月，张连生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江西省委执行委员、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这期间，他认真贯彻中央、省委精神，积极领导苏区人民发展生产，特别是发展苏区的土特产业。全县办红色毛边纸厂70多个，红色饭店4个，还发展了一批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等。为解决根据地劳动力不足，他在全县组织了规模不同的帮工组、犁田组、割禾组100多个，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换工互助活动。为搞活乐安苏区的经济，打破敌人的封锁，鼓励和保护白区商贩进根据地从事商业活动，他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到赤白交界的游击区筹集资财和推销公债。由于成绩突出，张连生受到省苏表彰。
在参战支前工作中，张连生更是任劳任怨地忘我工作。1933年2月下旬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在乐安登仙桥打响时，他正在善和、万崇等地组织游击队、赤卫军及苏区群众完成支前运输任务。此时家里也派人捎来口信，叫他回家看一下即将逝世的父亲，以了却老人最后的心愿。领导和同志们也劝他快去快回。张连生爱自己的父亲，但他更深知当时的革命工作不允许自己离开岗位，他捎话回家，说：“前线正在激烈地战斗，我们的红军战士正在浴血拼杀，我怎能离开工作岗位回家呢?就让我用胜利来告慰他老人家吧!”苏区军民粉碎蒋介石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后，他领导的善和区获得军区的嘉奖。1933年8月的一个傍晚，张连生刚刚从乡下回到县苏驻地南村，就听说家乡雷打石的扩(大)红(军)运动冷冷清清，9个“扩红”任务只完成1个。特别是自己的堂叔张昌庆，有两个符合条件的儿子，居然躲进深山去了。他向中共乐安中心县委书记李富槐说明回家的情况后，连晚饭也不吃，披星戴月赶了30多里路，回到了家里。他先做母亲的思想工作，动员18岁的弟弟张发远报名参军。后到堂叔家耐心、细致地宣传党的政策及“扩红”的重要意义，并亲自上山找到两个堂弟。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他们很快消除了疑虑，愉快地报名参军。短短几天，雷打石超额完成两名“扩红”任务，并出现了父送子、妻送夫，兄送弟参加红军的动人场面。
1934年，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乐安、宜黄、崇仁3县苏区也逐渐缩小。1934年，乐安中心县委在火嵊金竹召开三县党政领导骨干会议，根据省委文件精神，决定成立乐安、宜黄、崇仁3县苏维埃联合政府，张连生任联合县苏维埃主席。他和中心县委(又称联合县委)书记李富槐一道，领导三县苏区军民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先后消灭了十余股卷土重来的“还乡团”反动武装。同年11月，因工作需要，他调到省苏维埃政府工作，转战永丰、乐安、宁都等山区。
1935年初，张连生率领一支以乐安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为主体的队伍，辗转于永(丰)、乐(安)、宁(都)边界山区，与敌军周旋。他们尽量避免正面作战，有时也选择有利时机、有利地势，袭击敌人的小股部队和地方武装，使敌人防不胜防，遭受创伤。1月中旬，省苏维埃一支武装被敌重兵包围在永丰上溪。一天夜晚，张连生遵照突围命令，指挥一支部队杀出重围，后由于大部队仍未冲出敌包围圈，于是他又带领部队杀回去，吸引大部分敌人，为主力的安全转移争取了有利时机。战斗中，张连生英勇捐躯，时年37岁。
(梅绍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