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亦石，原名城，字介磐，笔名啸秋、史庐、谷荪、白沙、石颠、巨涛、楚囚等，1889年12月21日出生于湖北省咸宁县钱家庄一个书香人家。7岁入蒙馆，勤奋好学，深得塾师的喜爱；15岁时升入经馆、攻读经、子、史、集；18岁时邀集几个青年好友，在离家几十里地的柏墩自学。他广泛阅读，刻苦钻研，连晦涩难懂的《金刚经》，也啃得很有兴致。在这一时期内，他打下了坚实的旧学基础。
1909年夏，钱亦石与堂弟钱塘一起入汉口商业学堂求学，开始接触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他好读章太炎、邹容等人鼓吹革命的文章、尤其爱读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后来，因家庭经济拮据，钱亦石中途辍学，回到家乡从事乡村教学。
1911年10月辛亥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咸宁乡下，钱亦石十分振奋，剪去辫子。次年夏，参加过武昌起义的张难先应邀在通山县“城山学会”讲课，钱亦石闻讯赶去听讲。张难先目睹辛亥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忧愤不已，当他讲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时，不禁声泪俱下。他以《言志》为题，令学员作文。钱亦石的文章直抒爱国胸臆，感情炽热，文才初露，深得张难先的赞赏。
1915年下半年，钱亦石再次到武昌，寻求救国的途径。在当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中，他认为“科学”和“教育”是救国之道，于是他决心进高等学校学习现代科学知识。1916年秋，他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预科，一年后转入博物部学习。他给自己取字介磐，以示自己献身科学事业的决心。自然科学的广阔天地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他孜孜不倦，潜心钻研。课余假日，他邀集同窗好友，或登蛇山，或远足郊外，收集和制作各种植物、矿物标本。他也关心社会问题，曾和中华大学恽代英等人讨论“教育之理想”等问题。他被选为高师博物部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倡导并主编《崇实》杂志，提倡科学，交流学术观点。他还在《光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史论，文笔畅达，思想深刻。
1920年夏，钱亦石以优秀成绩毕业于武昌高师，被湖北省教育厅录用为科员。
钱亦石在教育厅任职不久，即以精明强干、案无积牍而受到称赞。但是，他最热心的却是教育实践。他的家乡咸宁钱家庄是一个丘陵地区，教育落后，没有学堂，只有私塾。1920年下半年，他支持创办了云庄学校，这所新学校开设国文、算术、史地、音乐、体操等课程，学制六年。校门上题着一副“云程而上万里，庄岳之间数年”的对联，激励学生奋发向上。
1921年，董必武任湖北一师训育主任，钱亦石也被聘为伦理教员。这年暑假，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等相继到汉讲学，提倡职业教育、平民教育。随后，“湖北职业教育研究社”、“湖北平民教育促进会”宣告成立，进步人士郭肇明为名誉董事长，董必武为董事长，陈潭秋、钱亦石、恽代英等为董事。钱亦石热心编印平民教育课本，积极指导启明工读学校的学生一边劳动一边学文化。为了大众教育的迅速发展，他不辞辛劳地工作着。
当时湖北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省教育会被守旧的两湖、经心书院派把持，他们扼杀五四运动以来的一点点改革，压制学生的进步活动。1922年中共武汉区委成立后，在深入发动工人运动的同时，董必武、陈潭秋等还发动和领导了学生运动。继湖北女师学潮之后，又领导了湖北一师学生运动。湖北一师校长刘风章，是阳明派老学究，推行复古教育。该校几个进步学生因反抗学校守旧势力，遭到开除，后溺水身死。董必武因此发动学生掀起驱逐校长刘风章的斗争。钱亦石慷慨解囊捐款，激昂地发表演说，极力支持这一斗争，因此被督军撤去教育厅科员和一师教员职务。钱亦石不畏强暴，奋笔写了《受诬停职记》广为散发，进一步揭露事实真相。后来迫于舆论压力，当局又假惺惺地要给他复职，遭到钱亦石的断然拒绝。此后，他主要任武昌高师附小教导主任，兼任中华大学博物教员。
中共党组织在湖北建立后，马列主义得到迅速传播。陈潭秋对校内一批有“教育救国”思想的教员，经常进行耐心的开导，指出，救国是政治问题，教育决不能救国。只有改变社会制度，才是消除社会一切弊端的根本出路。钱亦石认真阅读各种政治理论书籍，仔细思考，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年4月，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钱亦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钱亦石入党不久，即根据党的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协助董必武筹建国民党湖北临时党部。临时党部成立后，钱亦石负责宣传工作。
当时武汉的革命运动处在北洋军阀的严酷压迫之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活动只能秘密进行。钱亦石机警沉着，出色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临时党部成立不久，为了试探军阀的反应，钱亦石组织了武昌高师附小三年级以上学生进行了一次游行。学生们手举“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小纸旗，队伍前面举着国民党的旗帜、后面是吹吹打打的笛鼓队。游行由钱亦石组织指挥，经过汉阳门、长街等热闹街道，绕了一圈，顺利结束。
1925年2月，湖北督军肖耀南病死，吴佩孚用联军司令部名义，任命其死党陈嘉谟为湖北省长，引起湖北各界人民的公愤，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日益高涨起来。这时，钱亦石起草了《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对本省政治宣传大纲》。大纲历数直系军阀在湖北的罪恶，吴佩孚再起后给湖北人民带来的痛苦，提出“反对吴佩孚把持湖北政权”、“废除督办、省长制，组织委员制之省政府”、“保障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等项作为斗争目标、推动斗争的发展。
在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1925年7月15日，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正式成立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钱亦石和董必武、蔡以忱、吴德峰等共产党人被选入执行委员会。钱亦石兼任宣传部主任，主办《武汉评论》，并常以“石颠”为笔名发表时评。
钱亦石和董必武、陈潭秋一起，把武昌高师附小变为开展革命活动的一个阵地。他们在师生中传阅革命书刊，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共产党、共青团组织。钱亦石在高年级开公民课，用《马克思主义浅释》为课本，给学生以革命的启蒙教育。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后，1925年9月，钱亦石根据党的指示选派胡彦彬(共产党员)、伍修权(共青团员)等11名进步学生前往苏联学习，为革命培养干部。
1926年1月1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钱亦石和董必武、蔡以忱、袁溥之、刘伯垂等五人作为湖北省代表出席。会上，中共中央派往大会任党团负责人的张国焘，在讨论国民党中央委员人选时，没有安排湖北的名额。在党团会议上，钱亦石据理力争，他对张国焘说，你是中央代表，要懂得各地区、每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和价值。湖北是辛亥首义之区，牺牲了很多人，作出了重要贡献。董必武跟随孙中山革命多年，做了不少工作，在湖北最有威信，完全符合中央委员人选。这不是一个委员名额的问题，这是关系到革命工作的大事!经过一番斗争，董必武在共产党的推荐下，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从广州回武汉后，钱亦石尽力协助董必武做好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准备工作。1926年7月13日，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对迎接北伐军的工作做了具体部署。9月7日，北伐军攻占汉阳、汉口，武昌守敌闭城作困兽斗。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事先已迁到汉口公开办公，董必武、钱亦石等组织民众，慰劳将士，支援前线，瓦解敌军，夜以继日地操劳。10月10日，武昌城攻克。11月，钱亦石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名义负责起草了《湖北目前最低纲领》十一条，提出了“尽力赞助工农组织之发展”，“切实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一切之自由”，“肃清贪官污吏，建设廉洁政府”等政治纲领。
1927年1月1日，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武昌阅马场省党部召开。钱亦石和董必武、邓演达等七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分析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制定了新形势下的工作方针。钱亦石根据大会精神起草了《大会宣言》、《关于党务之决议案》、《大会宣传大纲》。大会产生的第三届执行委员于15日开第一次会议，选出董必武、钱亦石、何翼人三人为常务委员。钱亦石还兼任国民党湖北省党务干部学校校长、党义研究所教员以及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共产党党团书记。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1926年12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蒋介石迁都南昌的阴谋未能得逞，遂于1927年1月9日到武汉观察形势，窥测方向。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占据多数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蓬勃发展的湖北工农运动极为不满，回到南昌后加紧了他的反革命活动。面对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开展了巩固党的权威运动。3月29日，钱亦石在省党务干部学校第一期毕业典礼上致词中指出，必须“打倒封建势力”，“建筑民治基础”，“绝对受党指挥”，“否则就会走反革命的道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5月30日，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会上，钱亦石作长篇政治报告，分析了政变的反革命性质以及革命的形势，在政治方面提出“集中革命力量，打倒蒋介石”的任务，并提出在党务、农运等方面的应变措施。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发出通缉共产党及跨党分子名单，钱亦石在通缉之列。汪精卫七一五叛变之后，在武汉地区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1928年1月，钱亦石根据党的决定，秘密到达日本东京。他在这里集中精力研读了《资本论》，并和杨贤江、董必武等领导了在东京留学生中的共产党秘密组织。8月，钱亦石和董必武转往苏联莫斯科，被分配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同班的还有何叔衡、吴玉章、林伯渠、叶剑英等人。1930年12月，钱亦石化装成铁路工人经满州里回国，到达上海。阳翰笙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指示，和他联系并接上了党组织关系。从此钱亦石开始从事文化的生涯，进行翻译著述工作。先后著述的《哲学常识》、《优生学大意》、《进化论浅释》等书。
从1932年起，钱亦石经中共党组织的联系，被上海法政学院和暨南大学聘为教授，主讲《中国外交史》、《现代教育原理》、《近代世界政治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等课程。他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联系中国实际，创新了这些课程的体系。后来，他还应教育家陶行知的邀请，常到山海工学团，讲授教育与实际结合和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专题，从而推动乡村平民教育运动。他为了给广大青少年介绍良师益友，编写了《世界发明家列传》、《世界思想家列传》，启发他们以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言行，作为“自己做人的指南”。在华北危机日深的时刻，为了激发青年的爱国热情，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写了《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一书，内容深刻，形式生动活泼，深受爱国者的欢迎，被列为《青年自学丛书》第一辑，广为传播，影响极深。董必武称誉钱亦石是一个“最优秀的教育家。”
钱亦石和周扬、阳翰笙、夏衍等领导了上海文化界党的秘密组织工作，并和党外进步人士团结战斗在一起。他加入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亦称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从1936年至1937年，钱亦石任“社联”党团书记、“文委”成员以及“苏联之友社”的党团书记。他的主要活动是团结左翼知识分子、出版刊物、组织读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小组，宣传马列主义、并在学生、职工中开展业余文化教育运动。钱亦石先后参与编辑或主编《新中华》、《世界知识》、《中华公论》、《辞海》等杂志和书籍。他和茅盾、陶行知、邹韬奋等人编辑《中国的一日》丛书，目的是“使大众能认识现实，引起改造现实的动机，勇敢地负起时代的使命”。钱亦石对于旧社会的斗争，丝毫不肯退让、姑息，虽在很困难的环境中，他与同志们继续着秘密的工作。钱亦石在中共中央迁入苏区之前，曾多次为中央组织部办的干部训练班讲授如何坚持在白区的工作，怎样粉碎敌人对革命文化“围剿”的问题。
随着德、意、日法西斯反动势力的猖獗，国际形势日益严峻，钱亦石更加关注形势的发展，潜心于国际问题的研究。他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解剖刀”，精辟地分析了世界形势的发展，深刻地揭露了法西斯侵略的阴谋。这些论文后来编成《紧急时期的世界与中国》、《战神翼下的欧洲问题》、《白浪滔天的太平洋问题》等书。
1936年西安事变后，钱亦石化名钱谷荪，以治病为名，再次赴日本东京。他以写作《产业革命讲话》为掩护，给留日进步学生详细介绍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经过，以及上海救亡工作开展情况；分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他说：“我们应该先把一切文化团体的内部健全起来，然后站在统一战线上去联络那些和我们思想不同的团体，只有这样，才能发生伟大的力量。”“在国内的救亡运动，虽然多次的被压迫摧残，但一般做救亡工作者，还是不怕危难地苦心地干着，只有用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干下去，将来一定可以争取最后胜利。”这次谈话达三个多钟头，听报告的留学生后来回忆说：“我们那久被幽禁着的心，好像得了新水的鱼一样，格外的欢喜。”
钱亦石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之一。当国民党政府坚持妥协内战政策，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李公朴、史良、章乃器、王造时“七君子”后，钱亦石四处奔走，进行营救，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再度合作，他们被释放出狱为止。他的每一滴热血，每一粒汗珠，都洒在民族革命这株鲜花上、沃土上，使它发芽滋长。为了按时参加筹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集会，钱亦石置家里一个刚去逝的孩子而不顾，直到他在会上作了有条不紊的布置，才回家收殓爱子。这种对革命忠笃精神，只有在长期斗争中才能养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钱亦石全力以赴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他以“国难教育社”理事身份，常和夏衍等一起向广大民众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
八一三上海抗日烽火燃起后，钱亦石鼓励他的正在中学读书的次子钱远镜到延安学习。临行前夕，他亲自为远镜儿题词：“胆要大、心要小，思想要坚定，耳目要聪明，态度要廉和，行动要机警，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可参加民族斗争”钱远镜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鄂南抗日的第一线，担任县委书记等职务，狠狠地打击了敌军，直到他惨遭日军杀害，英勇牺牲。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组成大型的文化政治工作机构——战地服务队，邀他任队长，钱亦石欣然受命。他立即拟定计划，谱写队歌，集合队伍，于1937年9月25日，带全体队员到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报到，并表示：“我们这一群誓死努力工作，直到抗战得到最后胜利。”
由钱亦石率领的30多名作家、音乐家、戏剧家组成的战地服务队，首先在浙江嘉兴受军事训练，钱亦石和队员们一起上课出操，射击打靶，并亲自率领队员，每日徒步十里，往返于嘉兴县农村，发动群众，支援上海抗战。
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战地服务队的主要任务是动员沪杭线地区人民，实行军民联合抗战，打一场人民战争。这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各发挥其专长，做各式各样的宣传：刷标语、办壁报、撒传单、写诗、出小册子，利用报纸副刊、演剧、歌咏，以及各种形式的民众集会、军民联欢大会等动员民众。为提高部队指战员的政治素质，钱亦石多次到部队讲中国政治史，阐明政治与军事、经济的关系，使指战员明确为什么打仗和为谁打仗的道理(这些讲话，后来编成《中国政治史讲话》，1939年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
由孙慎作曲、钱亦石作词的战地服务队队歌是队员们的誓言和行动准则：
脱掉长衫，同赴战地，一面唤起民众，一面教育自己，我们愿在枪林弹雨中，把身体炼成铁，把意志炼成钢，把大家炼成分不开的集体，以热诚励士气，以鲜血染征衣，努力!努力!动员全国同胞，争取抗战到底!努力!努力!动员全国同胞，争取抗战到底!
10月16日，队员们奔赴浦东前线，出入枪林弹雨之中，进行慰问和宣传，激发战士们的士气。钱亦石的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精神，当时对上海文化界的影响很大。此后有很多人，受他的感动，不怕辛苦，不怕困难，成立或加入宣传队、工作队之类的组织到内地服务。
钱亦石领导的战地服务队，建立了秘密党支部。党员处处以身作则，事事起模范作用。钱亦石从全队的工作计划，到队员的个人生活，从文字宣传，到调查资料的整理，都一一参加和注意。往往直到午夜，队员都休息了，他仍独自在办公室桌前工作构思。催促他就寝，得到的回答是：“还不倦，做完它，明日还有别的事。”大家都佩服他精神好，哪知两个多月的工夫，早就因过劳而伏下了病根。钱亦石一天不得一饱，一夜不曾睡足五个小时。他原来丰满的脸庞逐渐消瘦苍白、憔悴，眼睛亦黯淡地下去了。虚弱的身体怎能抵挡住严重流行病传染。钱亦石在浦东先患疟疾，随之病情加重，转为伤寒，有时一天不进粒食，司令部批准钱亦石到上海治疗，而他为了工作宁愿在南桥乡村治疗。他人在医院里，关心的仍是队上的工作，工作是他的生命，病算得了什么呢?在江苏省奉贤县南桥沦陷前的一个小时，钱亦石才由组织上安排转沪就医，但终因积劳太甚，病情严重，加之上海沦陷，治疗困难，不幸于1938年1月29日在沪病逝。
钱亦石病逝后，《东南日报》发表了钱亦石逝世消息，《新华日报》刊载了钱亦石传记文章，发了追悼钱亦石专号。1938年2月27日，武汉各界在汉口商会大礼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会场上陈列了他的四十四种著作，摆满了挽联、挽幛、花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送的挽联上写着“哲人其萎”四个大字。董必武、沈钧儒、郭沫若等参加了追悼会。钱俊瑞致悼词号召巩固团结、一致抗日，学习钱亦石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3月1日，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在浙江召开了追悼钱亦石大会，指战员们在他遗像前唱起挽歌：
你是黑夜的明灯，你怒吼着号召奴隶们斗争；你用自己的心血，写着为民族解放自由而战!从书房到前线，从理论到实践；你生在斗争中，你死在抗战的前面。你虽没有看见光明的实现。可是，请安息吧!奴隶们在努力翻身，誓争取胜利的明天!
(杨存厚 赖钦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