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钧，又称常有君，1911年出生于辽宁省岫岩县洋乡沟一个农民家庭。8岁时，母病逝。9岁时父亲带着哥哥和他逃荒到黑龙江省珠河县(今尚志市)落户。不久，父过世。为了谋生，13岁的常有钧只好跟着哥哥一起到地主家去放猪、扛活，社会的不公平和黑暗，使常有钧自幼就饱尝了生活的磨难和艰辛。
1932年5月，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了珠河这片土地，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强盗的兽行，激起人们心底的怒火，一时间，大刀会、红枪会等民间反日组织，纷纷建立起来。
1933年秋，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在常有钧的家乡三股流成立了珠河反日游击队。关东有名的共产党人，黄埔军校训练出来的赵尚志亲自担任游击队队长。队伍起初虽只有13人，但个个英勇善战，拔据点，袭大排，炸铁路，毁桥梁，使敌人胆战心惊。各村屯也相继建立了反日会、妇救会、农民委员会、儿童团等抗日组织，常有钧积极热情地投入到这一反日斗争的行列。他把自家的被褥、粮食无偿地送到游击队。平日，他总是通宵达旦地为部队站岗、送信。常有钧的爱国行动，深深地感染着周围的人，并受到乡亲和战士们的称赞，被推选为屯农委会会长。
一次，赵尚志率游击队与敌人战斗了一整天，滴水未进。常有钧得知之后，跑回家里，拿出早晨新做的干粮，装进提篮，顺着枪声向山上飞奔。这里山地险峻，荆棘丛生，且前一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雨，道路泥泞。常有钧甩掉鞋子，赤脚攀登，树枝划破了他的脸，野草扎坏了他的脚，子弹“嗖嗖”地从他身边掠过，但他不顾一切，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点把干粮送到战场去。当他一脸血痕，两腿泥浆地站到战士们面前时，这些刚强的关东汉子们都被他的赤热的情怀深深地感动了。
珠河游击队在战斗中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抗日根据地也发展成片。面对如火如荼的抗日烈火，敌人如坐针毡。日伪当局从1934年秋开始，部署对哈东地区的冬季“讨伐”，事先在珠河周围的大小城镇和交通要道上的乡村，分别设驻扎点，暗探遍布村屯。
为粉碎日伪军冬季“讨伐”，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哈东支队(1934年6月珠河反日游击队改编为哈东支队)向珠河外围伸展，以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常有钧毅然加入了哈东支队，在第三大队当战士。1935年1月，哈东支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常有钧在三军三团。
常有钧时刻牢记着军长赵尚志的一席话：要想赶走日本鬼子，光有满腔的抗日热情还不够，还应该具有娴熟的枪法，既能节约子弹，又能稳、准、狠地消灭敌人，他发誓要使每颗子弹都发挥作用。每到宿营地或行军休息时，大家总是发现他一个人或站或卧用枪比划着。很快他就练出了一手好枪法，真是指眼睛，不打鼻子，而且还能双手射击，弹无虚发。
这期间战斗较为频繁，在战斗中，常有钧凭着自己坚定的斗争意志和熟练的枪法，英勇善战，屡立战功。不久，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9月，常有钧受命担任东北人民革命第三军第六团政治部主任，后任该团团长。
此时，珠河游击根据地大部分已被破坏，许多村屯已成为戒备森严的兵营，铁路两旁的高秆农作物也被一律割除，游击队的行动受到极大的限制。根据珠河中心县委指示，除留少数部队坚持斗争外，其余人员向外部转移，开辟新区。赵尚志率主力部队远征松花江下游地区，以打通与汤原游击队的联系。常有钧奉命带领六团在延寿、方正两县活动。
延寿、方正过去也是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经常活动的地区。抗联三军的声威在这一带影响很大。附近山头的义勇军，反日山林队常常被三军的勇敢作战，纪律严明所折服。但有一段时间由于三军执行“左”的政策，使他们与游击队总是保持一定距离。这次常有钧带六团单独在这一带活动，他根据党的“八一宣言”的精神，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以往的失败和挫折中吸取经验教训，争取把附近的山林队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便争取了“三江”、“天义”、“海山”等零散的抗日武装。
三军六团先后与十余支义勇军、山林队协同作战，在方正县牛尾岗，常有钧率六团与两支山林队紧密配合，偷袭了一个伪警察分驻所，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常有钧把这些战利品全部分给了山林队。此后，六团又和这些友军多次攻打五影山、二截力、双凤、黑瞎子等地，均获胜利。
1936年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与东北抗日同盟军、汤原抗日游击总队的主要领导以及谢文东、李华堂、祁明山等在汤原县吉兴沟召开了东北反日联合军政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赵尚志当选为总司令。
同年春，三、六军根据联合军司令部的统筹部署，携手共建汤旺河后方根据地。赵尚志率司令部直属队和三军五、六团开赴通河、巴彦、木兰、庆城、铁力、海伦等地，常有钧随队远征。
同年夏，远征部队到达木兰县蒙古山一带。蒙古山位于巴彦、木兰、通河的中心地带，有起伏的山峦和茂密的森林，是开展游击战的好地方。
常有钧率六团来到此地后，这里已是满目疮痍，断墙瓦砾之间长满青蒿。敌人早就将村屯捣毁，百姓被赶往戒备森严的“集团部落”。那里筑有围墙，各方有门，墙外挖有一米来深、两米来宽的护沟，沟上布满铁丝网、鹿柴等。四角砌有四座炮楼。部落里驻有伪军，大约还有日军一个小队。
常有钧想要在此地开展游击战，必须摧毁“集团部落”，解放老百姓，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援。一天，他带领七八十名战士，于凌晨向正在睡梦中的伪军发起攻击。战士们搭起云梯越过城墙，常有钧首先奔向一个炮楼，端起冲锋枪一阵扫射。不一会，从炮台里跑出两名狼狈不堪的伪军，嘴里还不停地喊着：“别打了，我们投降。”常有钧命令身边的一个战士：“把他们押走!”又继续往围门冲去，打开了门，外面的部队冲进“集团部落”，很快歼灭了大部分日伪军。
正当常有钧指挥部队追歼逃敌时，从侧面突然射来一梭子弹，常有钧顿感左臂一麻，一股鲜血从袖口流淌出来。“团长，你负伤了!”通讯员沉着地从身上撕下一片布进行包扎。“不要紧，我们必须把敌人彻底消灭!”常有钧推开通讯员，又带领战士向敌人射击。
这个“集团部落”被攻破之后，常有钧才感到左臂钻心的疼痛，头重脚轻，眼冒金花，昏厥过去。
当他苏醒过来时，已躺在一户农民的家里。他看到守护在身边的通讯员，便焦急地问：“敌人都押到哪里去了?我们损失了多少?”通讯员告诉他：“伪军关押在一个大院里，两名鬼子关在团部。有五名战士牺牲，负伤的不少。”
常有钧伤势较重，又缺医少药，伤口开始化脓，他只好在这家农户暂住下来。这家的老乡，抱上家里的老母鸡，跑了几十里山路，到镇上换回了伤药。常有钧在大娘的精心护理下，伤口渐渐愈合，一个月后，他返回了部队。
1936年8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改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10月，常有钧继任一师师长。并奉命带领一师返回方正县大罗勒密，一边解决给养，一边做自卫团的反正工作。
方正二截力有个自卫团团长名叫王简。他是这一带的地主，因他养有不少家丁，日本人便迫使他组成自卫团，负责该地治安。可王简心里明白，这是让他当炮灰，去打抗日军。他不甘心为日军效劳，但又苦于无法脱身。常有钧了解这个情况后，便约王简出来密谈，给他讲明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反日爱国不分先后，抗联随时欢迎。恰在这时，日军命令王简进山“讨伐”抗联部队。王简带队来到山里。胡乱地往树林里放了一阵枪后留下弹药和给养，打道回府。
不久，事情败露，日本人决定给王简一点颜色看看。王简感到大祸临头，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他和手下士兵放火烧了自卫团大院后，带领队伍和家眷投到一师。后来，这位抗日志士牺牲在战场上。
1937年夏，抗联三军为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调常有钧任一师政治部主任和政保师师长。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伪当局抽调各地兵力，对三江地区的抗联部队进行反复“围剿”，纵横“扫荡”。为了保存实力，冲破敌人包围圈，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军共同决定，除一少部分留守部队外，其主力分别向海伦远征。
1938年夏，常有钧和第九军政治部主任魏长魁率三军政保师和九军二师共计90余人从依东出发，向黑嫩平原进军。部队行至苇子沟，不幸与敌遭遇，魏长魁中弹牺牲。常有钧独自承担起领导远征的重担。为避敌锋芒，他带领部队进入荒无人烟、野兽出没的原始森林。
8月，到达目的地——海伦，与抗联许亨植部会师。不久，组成抗联三军新编三师，常有钧任新三师政治部主任。
休整后，军部命令常有钧带领三军八团和六军二师十二团到通北、龙门一带开展游击活动。这时，常有钧发现，因长期作战，给养缺乏，有些战士士气低落，情绪不稳。作为这支队伍的最高指挥员，他深感责任重大。他首先把连队干部召集起来，告诉他们，目前的形势。确实对我们不利，但只要大家同心协力，就一定能战胜眼前的困难，迎来胜利的曙光。
全体干部都表示：困难再大，我们也能克服。但六军二师参谋长韩铁汉不但不做战士的政治思想工作，反而利用一切机会造谣惑众，挑唆人们离开抗联，另谋出路。
9月，一天傍晚，部队宿营在通北县一个叫“一撮毛”的地方。山上有一个炭窑，常有钧和韩铁汉便把团部设在那里，然后他命令炊事员烧火做饭，其他战士到山后休息。常有钧刚放下挎包，韩铁汉就在门口招呼他：“常师长，你出来一下，我有事和你说。”
“有什么事，你进来说吧。”常有钧没有回头，继续洗脸。
“里面不方便，咱们到炭窑后面唠唠嗑。”韩铁汉执意将常有钧叫了出来。
常有钧走在前面，想着如何同韩铁汉谈话。可韩铁汉这个叛徒竟从身后向他射出了子弹……
常有钧牺牲了。这年，他仅27岁。
韩铁汉的叛逃阴谋并没有得逞。当他带着20余人仓惶出逃时，被三军三师游击团追获，当即正法。
(陈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