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耀南，又名马方晟，1902年2月16日生于山东省长山县三区北旺庄(现淄博市周村区张坊乡)一个富裕农民兼手工业者的家庭中，他7岁念私塾，后转学周村高小，1920年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1924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机械工程系。
1933年，马耀南任长山中学校长。就在这时，国民党反动当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面前，一味奉行“不抵抗政策”，与日寇签订了《塘沽协定》；1935年又签订了《何梅协定》。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占领平津，华北危在旦夕。马耀南忧心忡忡，寝食不安。8月15日晚间，他在日记中写道：“上海炮火异常凶猛，全国已入血战状态，自顾尚在此安逸消闲，能不愧死!自即日起，应特别振奋，求有所报命国家，获取较大代价之牺牲，方不愧生世界。”他认为大敌当前，必须拿起武器，抗击敌人。但是自己不懂军事，感到报国有心，救国无术。经过反复思考，他明确地认识到，共产党以大局为重，妥善地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真正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他深信，只有共产党领导抗战，中国才有前途，去找共产党，才是唯一的出路。
9月底，一心找共产党的马耀南来到了济南，经林一山介绍，会见了山东省“民先队”队部负责人、共产党员孙传文。马耀南恳切地说：“哀莫过于心死，苦莫过于国亡；我愿尽自己的力量，通过学生、教员发动抗战，要求派有经验的人去领导。”林一山、孙传文向省委书记黎玉汇报了情况，得到赞许。接着，省委决定派刚出狱的共产党员姚仲明前往长山中学。马耀南在济南与姚仲明会面后，带着这一好消息高兴地回到长山中学，师生们心情振奋，热烈地唱起了自编的歌曲：“……马校长带来了新曙光，满校灿烂而辉煌!……”
11月初，省委决定再派从延安来山东的红军干部廖容标和原在鲁北工作的赵明新到长山中学，充分利用马耀南的威望，积极做好准备，适时组织武装起义。
不久，廖容标和赵明新出以“应聘教员”的合法身份先后进入长山中学，和姚仲明三人组成了党小组。从此，马耀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起义的准备工作。
12月下旬，日寇渡过黄河，一路进攻济南，一路直逼周村。在日渐紧张的形势下，马耀南在党小组的领导下四处奔走，准备起义。他在长山八区通过区长马汉三拉起了一个区队，在其他几个区，也组织起一部分抗日人员。
12月24日，长山东关赶大集。早晨，赶集的群众正在交易，突然从东南方飞来两架涂着“红膏药”的日本飞机，怪叫着俯冲下来，一连扔下几颗罪恶的炸弹。一幢幢的房屋被炸塌，长山中学的大门也被炸倒了；被炸伤的群众在惨叫，他们的亲属在痛哭，更多的是人们对日本侵略者在咬牙切齿的痛骂。
长山中学党小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在长山九区黑铁山举行起义。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等首先率领60多名骨干奔赴黑铁山脚下的太平庄安营，马耀南回家安排。他对二弟马晓云、三弟马天民说：国难当头，必须拿起武装，坚决抗战，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做亡国奴!他嘱咐弟弟先把全家老小分散到亲戚家，然后分头去联络抗日人员，搞枪枝弹药，拉起队伍打游击。第二天，他亲自到了长山八区，动员马汉三等亲友来抗日，为武装起义筹款弄枪。不到一星期，马耀南带着筹到的三支手枪、几百块钱，还有长山中学的油印机、急救包等，风尘仆仆地来到黑铁山西侧的太平庄。
12月27日夜，在太平庄学校的大院里汇集起抗日的武装，姚仲明宣布武装起义，部队番号是“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
部队初建，缺乏给养和枪支，为此，马耀南出面召开乡绅、名流座谈会，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在他的影响下，大家纷纷报名捐粮款、献枪支，为部队解决了困难。
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红旗在黑山上迎风飘扬，召唤着抗日救国的优秀儿女。在党的领导下，队伍不断壮大发展，攻长山、打周村、炸火车、袭汽艇，日寇、汉奸闻风丧胆。
马耀南坚持抗日的行动，使国民党顽固派大为震惊。1938年春，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派人带着委任状拉拢马耀南。委任他当什么“鲁北行署抗日纵队司令”。马耀南把“委任状”摔在一边，愤愤地说：“国民党想要我，我可不想要它了!”1938年4月，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将第五军番号改为“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独立第二师”，任命马耀南为师长，姚仲明为政委，廖容标为副师长。
同年6月，独立第二师已发展到七个支队，近万人，在当地五六个县的范围内广泛地开展了抗战活动。7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将独立第二师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任命马耀南为司令员，姚仲明为政治委员，杨国夫为副司令员。同年12月，根据中央决定，八路军山东纵队宣告成立，三支队改称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几个月后，三支队进一步发展，辖第七、八、九、十团和特务团。这支人民的子弟兵，在广阔的清河平原上纵横驰骋，杀敌保国。
1938年秋，敌人疯狂进攻第三支队，部队作战频繁，流动性大，生活非常艰苦。一天晚上，部队转移到回路峪村，战士们还没吃饭，马耀南来到给养处察看情况，刚走进院子，见到几个领饭的战士吵吵嚷嚷的嫌窝窝头不好。马耀南不声不响，上前拿起一个干裂的糠窝窝，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还微笑着对大家说：“这窝窝头不错，还怪甜哩!你们尝尝。”接着，他述说了日寇侵华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要求大家艰苦奋斗。他说：“眼下群众缺吃少穿，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应该和群众同甘共苦，战胜敌人，渡过难关，生活会好起来的。”战士们被他说得心里热乎乎的，愉快地把糠窝窝头领走了。
有一次，部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部署扩大游击战的任务。会议结束时，马耀南请客。他叫伙房炒了一个豆腐、一个豆芽，另外加了一盘咸菜，还有一筐黑窝窝头。大家边吃边谈，洋溢着亲密无间、团结战斗的情谊。
杨国夫每天清晨都要给战士们讲军事课。马耀南总提前起床，和战士们坐在一起听讲。杨国夫问他：“司令员，你怎么也来了?”马耀南扶扶眼镜诚恳地说：“不懂军事不行啊!听你讲课，学习学习。”马耀南感到上军事课最好有个课本，便建议杨国夫编教材。杨国夫坦率地对他述说年幼时家境贫寒，上不起学，现在文化水平也不高，编写教材有困难。马耀南就主动提出请杨国夫口述，白天他记录，晚上整理。他俩互相配合仅用了一周的时间编写了《连队须知》，印发给战士；不久，又写出了第二本军事教材；马耀南为此而常常深夜不眠。
一天，马耀南带领部队来到小李家套驻防。次日早晨刚起床，被鬼子兵一个小队约三四十人和伪军二三百人包围了驻村。马耀南带领司令部机关人员警卫排和一个连队，总共200多人，和敌人展开激战，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子弹打光了，就用手榴弹抗击。当特务团一营副营长李丕功奉杨国夫之命，率领一个连和两个骑兵排前来增援时，马耀南抓住战机，命令部队反击，他本人冲在前头。刹时间伪军被逐出村外，狼狈溃逃；鬼子被赶进一片豆地，像没头苍蝇团团乱转。马耀南连声喊：“打呀!狠狠地打!”战士们个个争先恐后，穷追猛打。结果，毙伤鬼子20多人、伪军100多人，残敌仓惶逃跑。
1938年冬，马耀南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传到清河平原，马耀南拿到书的当天晚上，就坐在油灯下如饥似渴地阅读，直到次日凌晨。《论持久战》使他进一步明确了抗日斗争的方向，他遵照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广泛发动群众，坚持持久斗争。
1939年3月2日，敌人从周村向三支队驻地爱贤村进犯，马耀南冒着炮火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敌情。他指示说：“动员群众的抬枪、土炮配合部队打击敌人。”命令一下，不一会儿，大李家套村长李凤来带领着30多名青年，扛着十几杆抬枪、五子炮，跑步赶到。主簿寨、北段庄的群众也扛着土造武器赶来参战。大家装药的装药，点炮的点炮，越打越猛。敌人连遭重创，急忙从桓台、高苑等据点调兵增援，共增加到上千人。他们以猛烈的炮火掩护，连续向我阵地发起攻击。我军英勇顽强，先后打退了敌人五次进攻，直到天黑，敌人未能前进一步。
1939年4月初，三支队奉命越过胶济铁路南下，沟通了清河与鲁中两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5月中旬，又奉命开往章(邱)、齐(东)地区。6月2日夜，部队进驻邹平城西北的刘家井子一带。日军少将松本，集中了惠民、九户、青块、齐东、魏家桥据点的2500名鬼子和伪军，于6月6日拂晓，从西北方面向三支队进犯。敌人首先进攻刘聚桥，遭我军反击，伤亡惨重。后来，松本又从张店、周村、邹平等地调来3500多名日伪军，由东而南向我包围。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马耀南动员群众参加战斗。下午两点左右，敌人在四五门山炮的掩护下向刘家井子冲锋，马耀南指挥部队迎头痛击，敌人连连失利，损失惨重。松本咆哮着，调兵遣将。这时，马耀南冒着炮火奔赴各阵地之间，组织加固工事，打击进攻之敌。尽管日寇装备精良，进攻凶猛，但他们一次次的进攻均以失败而告终。
刘家井子这一仗，三支队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了重大的胜利，共消灭敌人800多，其中鬼子400余。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人民的志气。
1939年7月22日拂晓，马耀南和杨国夫带领部队开进桓台县牛王庄，准备稍事休息即东进临淄，与李人风率领的十团汇合作战。不料，上午9点多钟，鬼子部队十分疯狂地向牛王庄扑来。我军立即展开反击，只杀得敌人尸横遍野。到下午2点左右，马耀南和杨国夫认为转移的时机已到，决定撤退。于是，马耀南带领部队撤向牛王庄东南约一里路的大寨村。刚一进村，不料敌人埋伏在街东头柴禾垛后的机枪开火了。一串罪恶的子弹穿透了马耀南的胸膛。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光荣地献出了生命，年仅3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