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健民,又名石生瑞,1905年生于河南省新县箭厂河乡(原属湖北省黄安县)石岗村。自幼家里贫苦,只上过两年私塾。13岁时,父亲把他送到黄安县七里坪镇上的一家中药铺里当学徒。
1926年秋,石健民参加了当地农民运动,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火热斗争。年底,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他担任紫云区农民协会组织委员。11月3日,他参加了中共鄂东特委在七里坪文昌宫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随后又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12月5日黄安城失守,鄂东革命军被迫撤到黄陂木兰山打游击。鄂东特委曾一度与省委失去联系,迫切需要得到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石健民自告奋勇,主动向特委请求去武汉找省委联系。他独自一人去到武汉,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董必武,与中共湖北省委接上头。湖北省委即派两名巡视员跟石健民一起回到鄂东北地区巡视工作,并传达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此后,他就以经商为名,为鄂东北特委和红军从事秘密交通工作。他经常独自一个人,单枪匹马,夜行晨宿,深入国民党盘踞的武汉重镇,购买枪支弹药,运回鄂豫边区,武装和壮大红军队伍。
1931年4月,他在武汉与护送张国焘的顾顺章接头,迎接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担任中央分局书记。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后,石健民就担任鄂豫皖苏区至武汉、南京、上海一线的地下交通员。他刻苦好学,除懂得一些医道外,还掌握不少历史、地理知识,能写一笔好字,行动机智灵活,工作得心应手。凡经他传递的重要文件书信,或迎送党的领导干部,总是及时准确到达,从未出过差错。他为了防止意外事故,事先要将一些绝密文件逐字逐句背熟,牢记在脑子里,万一发生意外,就销毁原件。他只要能见到党组织负责人时,照样能一字不差地将密件内容复述出来,保证了党中央与鄂豫皖省委的联络畅通无阻。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吴焕先留在根据地担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石健民也留在司令部里担任参谋主任。一个月后,鄂豫皖省委决定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吴焕先任军长,石健民又从司令部里调出来,担任省委交通员。从此,他脱去红军军装,穿上便服,奔忙于鄂东北、武汉、郑州、上海等地。
1933年10月16日,鄂豫皖省委在鄂豫边的紫云寨召开会议,决定派省委宣传部长成仿吾去上海找党中央汇报工作,并请中央派来军事指挥干部。省委书记沈泽民(沈雁冰胞弟)在成仿吾的衣襟反面,用米汤密写了10多个字:“派成仿吾同志到中央报告工作”。署名用的是俄文。当时敌人重兵“围剿”苏区,四周严密封锁。沈泽民又把护送成仿吾的艰巨任务交给了石健民。石健民带一个手枪队,趁黑夜送送成仿吾越过封锁线,到京汉路上的柳林站。然后,成仿吾化装为巨商老板,石健民为随从人员,从柳林站乘火车至汉口,又从汉口乘船到上海。他们在上海通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先生找到鲁迅,通过鲁迅找到瞿秋白,这样才找到党中央。沿途都是石健民的周密安排,精心护卫,闯过敌人的多次盘查,历经艰难,保证了成仿吾的绝对安全。
1934年5月,石健民从上海返回鄂豫皖苏区,党中央要求他设法搞一份较全面反映该地区情况的书面报告。他到鄂豫边区的卡房找到郑位三(当时为省委常委兼道委书记),将党中央几份文件呈交,并传达了有关指示和要求。郑位三因敌情严重,与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隔绝,不大了解全区情况,难以写出书面报告,便让石健民去找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联系。石健民昼伏夜动,奔波半个多月,也未找到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人。6月中旬,石健民按时赶往上海。他为了让党中央了解鄂豫皖苏区的情况,便根据郑位三、戴季英(省委常委)所谈内容,及自己在苏区境内的所见所闻,以个人名义向中共中央写出一份书面报告。
这时,中共中央军委给鄂豫皖苏区签发了一份军事训令,石健民又带着这份机要文件,急匆匆地离开上海,于7月初返回鄂东北。
不久,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中央苏区听了成仿吾的报告后,根据鄂豫皖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派程子华到红二十五军工作。这样,石健民又于1934年8月赶到上海迎接程子华。他按照地下工作规定的秘密联系方式,到上海与程子华接上了头。经过一番周密准备,他俩都扮做一般客商,随身带着简单的行李,乘船沿长江逆水而上,直抵武汉。到达汉口码头,他们发现敌人岗哨林立,盘查甚严,许多男女乘客被强行搜身。石健民常来往于汉口码头,对敌人的盘查有一套随机应变的办法。他从口袋里掏出六块银元,偷偷塞到查哨的敌人手里,没费多少口舌即顺利通过。程子华早在大革命时期,曾就读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对武汉的街道、商号亦十分熟悉,对答如流,也很快通过了敌人的盘查哨。
在乘火车北上时,石健民扮成老百姓,程子华装做地道的商人,巧妙地通过了军警的盘查。车未到达信阳,他们就在柳林站提前下车。石健民通过一个秘密联络点,将程子华安排到山村的一位地下党员家里。住了一个星期,石健民随程子华仍采取夜行的方式,抄小路进入苏区。当他们见到郑位三时,欣若狂的情景自不必说。
这时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又活动到皖西根据地去了。程子华向郑位三传达了周恩来关于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指示。石健民将藏在身上的三份党中央机密文件(7月29日补充训令,7月26日关于组织红军北上抗日先锋队的秘密通知,7月25日中央局关于开展武装自卫运动的指示信)交给了郑位三。郑位三即向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写信,派营政委陈锦秀送往皖西,建议省委火速来鄂东北共议北上抗日大计。
1934年11月1日,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回到豫南,在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决定红二十五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由吴焕先任政委、程子华任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而后,红二十五军向京汉路以西实行战略转移,石健民又带着郑位三写给党中央的报告,匆匆赶往上海。
1935年7月,石健民又奉党中央派遣寻找红二十五军。他从上海到西安,从报纸上得到红二十五军在终南山活动的消息。于是他扮作香客,在位于终南山下的子午峪北口的子午镇,找到了红二十五军军部,见到了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
当天吃过晚饭后,吴焕先、程子华带着石健民来到长安县丰峪口。吴焕先当夜主持召开省委紧急会议。会议根据石健民带来的中共中央密件及其准确信息,通观全局,分析形势,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到陕北去同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会合,创建西北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集中力量,更好地消灭敌人。会后,石健民随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
两天后,石健民在店子头附近的一座古庙里,带上吴焕先给中央写的报告及关于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几份决议案,又离开部队去执行自己的特殊任务。临别时,他激动地含着泪水对吴焕先说:“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能准时把你的心愿报告给党中央!”吴焕先抱起双拳微笑地送别说:“好,好,但愿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保佑你一路平安。”
这次石健民在返回的途中,不幸被捕。国民党军警将他押送到苏州模范监狱,一关就是三年。他肉体上受尽了敌人的严刑拷打,精神上受到痛苦的折磨。尽管如此,他带在身上的那些文件还是转送到了党中央,至今还完整无缺地收藏在中央档案馆内。
1937年,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后,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石健民被营救出来。1938年底,他到长江局找到了郑位三。郑位三派他出任“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政委,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不久,党又派他到确山竹沟抗日训练班工作,给抗日干部讲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课程。
1939年10月,石健民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特工部长,曾先后两次到过陕北。他在护送张云逸副军长的爱人和儿子到安徽庐县时,途中为保护张云逸的妻子和儿子脱险,石健民不幸被日伪汉奸逮捕,后押送到安徽立煌(今金寨)县秘密杀害,时年34岁。
(晏镇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