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健民，又名石生瑞，1905年生于河南省新县箭厂河乡(原属湖北省黄安县)石岗村。自幼家里贫苦，只上过两年私塾。13岁时，父亲把他送到黄安县七里坪镇上的一家中药铺里当学徒。
1926年秋，石健民参加了当地农民运动，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火热斗争。年底，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他担任紫云区农民协会组织委员。11月3日，他参加了中共鄂东特委在七里坪文昌宫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随后又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12月5日黄安城失守，鄂东革命军被迫撤到黄陂木兰山打游击。鄂东特委曾一度与省委失去联系，迫切需要得到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石健民自告奋勇，主动向特委请求去武汉找省委联系。他独自一人去到武汉，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董必武，与中共湖北省委接上头。湖北省委即派两名巡视员跟石健民一起回到鄂东北地区巡视工作，并传达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此后，他就以经商为名，为鄂东北特委和红军从事秘密交通工作。他经常独自一个人，单枪匹马，夜行晨宿，深入国民党盘踞的武汉重镇，购买枪支弹药，运回鄂豫边区，武装和壮大红军队伍。
1931年4月，他在武汉与护送张国焘的顾顺章接头，迎接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担任中央分局书记。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后，石健民就担任鄂豫皖苏区至武汉、南京、上海一线的地下交通员。他刻苦好学，除懂得一些医道外，还掌握不少历史、地理知识，能写一笔好字，行动机智灵活，工作得心应手。凡经他传递的重要文件书信，或迎送党的领导干部，总是及时准确到达，从未出过差错。他为了防止意外事故，事先要将一些绝密文件逐字逐句背熟，牢记在脑子里，万一发生意外，就销毁原件。他只要能见到党组织负责人时，照样能一字不差地将密件内容复述出来，保证了党中央与鄂豫皖省委的联络畅通无阻。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吴焕先留在根据地担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石健民也留在司令部里担任参谋主任。一个月后，鄂豫皖省委决定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吴焕先任军长，石健民又从司令部里调出来，担任省委交通员。从此，他脱去红军军装，穿上便服，奔忙于鄂东北、武汉、郑州、上海等地。
1933年10月16日，鄂豫皖省委在鄂豫边的紫云寨召开会议，决定派省委宣传部长成仿吾去上海找党中央汇报工作，并请中央派来军事指挥干部。省委书记沈泽民(沈雁冰胞弟)在成仿吾的衣襟反面，用米汤密写了10多个字：“派成仿吾同志到中央报告工作”。署名用的是俄文。当时敌人重兵“围剿”苏区，四周严密封锁。沈泽民又把护送成仿吾的艰巨任务交给了石健民。石健民带一个手枪队，趁黑夜送送成仿吾越过封锁线，到京汉路上的柳林站。然后，成仿吾化装为巨商老板，石健民为随从人员，从柳林站乘火车至汉口，又从汉口乘船到上海。他们在上海通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先生找到鲁迅，通过鲁迅找到瞿秋白，这样才找到党中央。沿途都是石健民的周密安排，精心护卫，闯过敌人的多次盘查，历经艰难，保证了成仿吾的绝对安全。
1934年5月，石健民从上海返回鄂豫皖苏区，党中央要求他设法搞一份较全面反映该地区情况的书面报告。他到鄂豫边区的卡房找到郑位三(当时为省委常委兼道委书记)，将党中央几份文件呈交，并传达了有关指示和要求。郑位三因敌情严重，与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隔绝，不大了解全区情况，难以写出书面报告，便让石健民去找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联系。石健民昼伏夜动，奔波半个多月，也未找到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人。6月中旬，石健民按时赶往上海。他为了让党中央了解鄂豫皖苏区的情况，便根据郑位三、戴季英(省委常委)所谈内容，及自己在苏区境内的所见所闻，以个人名义向中共中央写出一份书面报告。
这时，中共中央军委给鄂豫皖苏区签发了一份军事训令，石健民又带着这份机要文件，急匆匆地离开上海，于7月初返回鄂东北。
不久，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中央苏区听了成仿吾的报告后，根据鄂豫皖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派程子华到红二十五军工作。这样，石健民又于1934年8月赶到上海迎接程子华。他按照地下工作规定的秘密联系方式，到上海与程子华接上了头。经过一番周密准备，他俩都扮做一般客商，随身带着简单的行李，乘船沿长江逆水而上，直抵武汉。到达汉口码头，他们发现敌人岗哨林立，盘查甚严，许多男女乘客被强行搜身。石健民常来往于汉口码头，对敌人的盘查有一套随机应变的办法。他从口袋里掏出六块银元，偷偷塞到查哨的敌人手里，没费多少口舌即顺利通过。程子华早在大革命时期，曾就读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对武汉的街道、商号亦十分熟悉，对答如流，也很快通过了敌人的盘查哨。
在乘火车北上时，石健民扮成老百姓，程子华装做地道的商人，巧妙地通过了军警的盘查。车未到达信阳，他们就在柳林站提前下车。石健民通过一个秘密联络点，将程子华安排到山村的一位地下党员家里。住了一个星期，石健民随程子华仍采取夜行的方式，抄小路进入苏区。当他们见到郑位三时，欣若狂的情景自不必说。
这时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又活动到皖西根据地去了。程子华向郑位三传达了周恩来关于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指示。石健民将藏在身上的三份党中央机密文件(7月29日补充训令，7月26日关于组织红军北上抗日先锋队的秘密通知，7月25日中央局关于开展武装自卫运动的指示信)交给了郑位三。郑位三即向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写信，派营政委陈锦秀送往皖西，建议省委火速来鄂东北共议北上抗日大计。
1934年11月1日，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回到豫南，在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决定红二十五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由吴焕先任政委、程子华任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而后，红二十五军向京汉路以西实行战略转移，石健民又带着郑位三写给党中央的报告，匆匆赶往上海。
1935年7月，石健民又奉党中央派遣寻找红二十五军。他从上海到西安，从报纸上得到红二十五军在终南山活动的消息。于是他扮作香客，在位于终南山下的子午峪北口的子午镇，找到了红二十五军军部，见到了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
当天吃过晚饭后，吴焕先、程子华带着石健民来到长安县丰峪口。吴焕先当夜主持召开省委紧急会议。会议根据石健民带来的中共中央密件及其准确信息，通观全局，分析形势，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到陕北去同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会合，创建西北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集中力量，更好地消灭敌人。会后，石健民随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
两天后，石健民在店子头附近的一座古庙里，带上吴焕先给中央写的报告及关于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几份决议案，又离开部队去执行自己的特殊任务。临别时，他激动地含着泪水对吴焕先说：“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能准时把你的心愿报告给党中央!”吴焕先抱起双拳微笑地送别说：“好，好，但愿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保佑你一路平安。”
这次石健民在返回的途中，不幸被捕。国民党军警将他押送到苏州模范监狱，一关就是三年。他肉体上受尽了敌人的严刑拷打，精神上受到痛苦的折磨。尽管如此，他带在身上的那些文件还是转送到了党中央，至今还完整无缺地收藏在中央档案馆内。
1937年，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后，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石健民被营救出来。1938年底，他到长江局找到了郑位三。郑位三派他出任“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政委，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不久，党又派他到确山竹沟抗日训练班工作，给抗日干部讲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课程。
1939年10月，石健民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特工部长，曾先后两次到过陕北。他在护送张云逸副军长的爱人和儿子到安徽庐县时，途中为保护张云逸的妻子和儿子脱险，石健民不幸被日伪汉奸逮捕，后押送到安徽立煌(今金寨)县秘密杀害，时年34岁。
(晏镇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