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丽瑛，1910年8月生于浙江省杭州市一个破落的小官吏家庭。6岁那年，父亲因债台高筑投河自尽，茅丽瑛跟随母亲背井离乡来到上海，投奔启秀女中任教务主任的亲戚陈招悦。母女俩寄居在启秀女中，母亲在该校当勤杂工。茅丽瑛生性豁达，不以自己出身贫寒而自卑，常自勉人穷志不穷，穷人也能读好书。她7岁随从陈招悦在音乐室，便能识谱弹琴；8岁就读启秀女中小学部时就能熟练弹奏钢琴名曲；初中阶段，学习成绩优异，英语成绩出众，还担任本校幼稚园音乐课小先生；高中阶段能操一口流利英语，并担任小学部英语课小教师，勤工俭学，为今后上大学积攒学费。高中毕业后茅丽瑛考入东吴大学法律系。她仅读一学年，因不能支付昂贵学费被迫辍学。第二年她应考上海江海关英文打字员被录取，英文速记和口语成绩名列考生之冠。工作之余，她努力阅读中外文学名著，接受进步思想，同时参加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会(‘职妇’前身)，乐于社会工作，参加江海关地下党组织的“东文社”，成为积极分子，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海关地下党支部以“东文社”骨干为基础，迅速成立起“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茅丽瑛担任慰劳组负责人。她不知疲倦地终日奔走，几乎跑遍了江海关每一个部门，进行捐募。她逢人便说：“我们在悲愤中忍受了六年，这一次我们不能再退让了。抗日烽火已经燃起，战士们在火线上与敌人浴血奋战，我们也理应作贡献。在国家危难的当口，我们要勤俭，以物力支援抗战。”钱捐到了，还得买布缝制衣服。8月23日中午刚过，日寇飞机又窜至南京路上空，扫射市中心街区。行人纷纷逃避，商店家家关门。茅丽瑛刚刚赶到南京路，准备采购些缝制战士内衣的布匹，哪知敌机已飞至几家大公司的屋顶上方，扔下一枚重磅炸弹，南京路顿时血肉横飞。她顾不了那么多，只得挨家去敲商店的门，边敲门边大声叫喊。她好不容易才叩开一家布店的门，里面的伙计探出头说：“买布?你看看这是什么时候?打仗了，形势这么急，等明天吧。”茅丽瑛急切地说：“老板，发发善心吧，前方战士在流血，我买布做衣服给前方，为的是支援战士早日打败东洋人。”店伙计终于被感动了，虚掩着门，请茅丽瑛进去谈，帮着她挑选大量布匹。等她拿了这几匹布走出店门时，南京路上已空无一人，哪里还雇得到黄包车。她只好双手抱着，走走停停地把几匹布独自抱了回来。这时，她汗流浃背，两腿发软，瘫倒在团部的地板上。
军队的英勇抗战，鼓舞了人民群众，上海市民的爱国热情，又激励了前方战士的斗志。医院和许多学校住满了伤员。茅丽瑛带领一支慰劳队，带去苹果、桔子、罐头等慰问品，冒着酷热，步行到红十字医院、太和医院、小沙渡培成女校等，慰问伤兵。她向战士讲述各地抗战形势，和慰劳队员一起唱抗战歌曲，受到伤员的欢迎。
11月，中国军队撤离，日军占领上海。上海被占后，两块租界便处于日军占领区的四面包围之中，人们称之为“孤岛”。
上海沦陷后，一大批热血青年寻找出路。他们不愿待在沉闷的孤岛，走向内地，奔赴延安。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工作已不适应当时环境，经过反复商议，得到组织的支持，决定组织“江海关同人救亡长征团”，辞职长征，到广州等地海关去宣传抗日。在自愿报名参加的原则下，茅丽瑛认为爱国职责义不容辞，也决心参加。她当即把自己的行动计划告诉了母亲。母亲对女儿这突如其来的计划简直不敢相信，说：“什么?辞职?去广州?离开家?”20多年来，茅丽瑛从来没有离开过母亲身边。茅丽瑛抑制了自己的情绪，又把话仔细重复一遍。“你不能走，妈妈年老了，不能离开你。你不能走，不能走啊!……”母亲反复恳求，声音在颤抖。茅丽瑛定睛望着母亲，见母亲枯皱的脸上布满了泪水，不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自古忠孝两全难，她犹豫了。母亲唯恐女儿任性离她而去，又请人来劝阻她：“搞抗日，也并非一定要丢掉金饭碗，再过几个月，你服务满七年，就可拿相当一年薪水的酬劳金，你算算每月78元，一年不就是近千元。母亲养育你费了多少心血，做女儿的可要懂得孝顺啊……。茅丽瑛左思右想，十分矛盾，为了抗日救国，抛弃这近千元的酬劳金是在所不惜的，可是年迈的母亲孤身一人的确需要人照顾啊。两天后，茅丽瑛参加了战时服务团为“长征团”举行的盛大欢送会，深受鼓舞。当晚茅丽瑛终于向母亲和盘托出了想去内地的道理，对母亲说：“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我决定走了。等赶走东洋鬼子，我们就可以过上安宁的日子”。“妈妈，宽恕我吧，请你原谅女儿的这一行动吧。”母女俩只是无声的流泪。母亲了解女儿，她一旦决定，就不会回头。
11月27日下午，“长征团”一行19人乘一艘法国邮轮，随着汽笛响起，准备启航了，这时茅丽瑛行色匆匆地赶到了码头。同事们望着她那双哭红了的眼睛，看看她提着行李都惊呆了，“昨天你还是欢送一群青年走向内地的一个，而今天你自己倒成为长征团成员，这是怎么回事?”茅丽瑛脸上露出微笑：“奇怪吗?我突然决定走，昨天欢送长征团回去后，想了一夜，也难过了一夜，他们的勇气，他们的决心，我太感动了。”“但是，你母亲……?”“是的，我爱我母亲!但我也爱我祖国，危难中的祖国，是更需要我们年青人的热血去挽救啊!”“我母亲老了，她只有我一个女儿，她爱我，我爱她。我们平时是相依为命的，但这时不同了，我要为祖国尽最大的力，就得离开她，否则，就不可能投身进祖国的怀抱。我母亲的哭声几乎动摇了我的决心，但我想到侵略者加于我们祖国、我们人民的损害与屠杀，我又坚定了下来。”说着，泪珠又从她眼角滚落下来。茅丽瑛扶栏眺望，她的思绪，她的呼吸，随着海潮而起落。既已选择了这条路，就要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延安是革命者的摇篮。当时全国成千上万的青年向往延安，跋山涉水奔赴延安寻求救国道路。茅丽瑛敬仰延安，想到延安去寻找共产党，她觉得这是为自己展现一个新的世界。长征团一部分人也打算去延安，然而，茅丽瑛却因接“母病重速回”的电报而未能与长征团一起成行。她拜访了当时在广州主持《救亡日报》工作的夏衍，夏衍鼓励她回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说那里同样也有很多工作可做，并让她回沪后去找于伶。
1938年春回大地时，茅丽瑛回到了上海。她下轮船后见到码头上迎接她的好友蒋学杰，第一句话就说：“假如我有兄妹的话，我决计不回来了。”
茅丽瑛回沪后，谢绝了上海江海关的聘请，回到母校启秀女子中学担任初二年级英语教师。
由于孤岛斗争的需要，经党组织安排，茅丽瑛与董琼南、郑玉颜、蒋学杰等人共同主持了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以下简称“职妇”)的筹建工作。5月，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正式成立，会所设在南京路120号3楼。会上推选茅丽瑛、蒋学杰等人为负责人。该年初夏，由海关老党员、后调中共江苏省委职员运动委员会工作的胡实声介绍，茅丽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经全体“职妇”会员选举，茅丽瑛当选为“职妇”俱乐部主席，蒋学杰为副主席。在党内茅丽瑛任“职妇”支部委员，分管党团工作。
茅丽瑛有着很强的组织能力，性格又爽朗，她到哪里，哪里就会活跃起来，因而把活动搞得红红火火。茅丽瑛也善于联系群众，不仅关心会员的工作问题，也关心大家的职业、婚姻、家庭、生活各个方面。经常抽时间上门拜访，看看会员遇到什么困难，需要帮助。她还与老同志谈心，劝说她走出家庭小圈子。通过长期的深入的思想工作，茅丽瑛忠实地执行党的“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任务，与群众结成了鱼水般的关系。
1939年春节，上海慰问皖南新四军的各界代表团回沪向各救亡协会代表作报告，茅丽瑛和支部书记董琼南都去听报告。当茅丽瑛听到前方战士在受苦，不仅缺衣缺药，而且时届严冬，身上还没有寒衣穿的情况时，她竟感动得难以自抑，霍地站起来插话：“兄弟姐妹们，救国救民如救火，我们马上行动起来，支援新四军，变敌人后方为前线，欢迎新四军打到上海来!”这慷慨激昂带有鼓动性的讲话，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赞同，大家一致表示，要用实际行动援助新四军。
党组织作出指示，利用上海“孤岛”特殊条件，以茅丽瑛为首的妇女团体打头阵，为新四军筹募寒衣和款项，同时也为难民募集救济金。茅丽瑛高兴地对董琼南说：“这个工作很重要，这样，不就是变敌人后方为前线了吗。回去以后我们好好研究一下。”
“职妇”俱乐部党支部作了专门研究，决定举办一次物品慈善义卖会。茅丽瑛组织了义卖筹备委员会，亲自主持会议，决定具体事项。采取方法是：发动会员向社会广泛募集物品，同时会员自己也生产手工艺品，然后通过广播电台、报纸去推销。推销的方法是买主认购代价券，于约定的时间与地点举行义卖，以代价券购物。
义卖会原定7月14日在宁波同乡会开幕。临期之前，宁波同乡会突然通知：请另觅地方，我们有难处。“难处?准又是敌人搞了名堂。”茅丽瑛让大家沉住气，想想办法再说。她们又联系了新新公司、美国妇女总会、逸园跑狗场等，联系时都满口答应，可是仅仅过去一天，都一一拒绝租借。时间已经是2月13日下午，职妇会所内一件件的物品整整齐齐地堆放着，万事具备，只欠场地。下午，支部书记紧急召开支委会，传达党组织指示：这次义卖，我们打的是头阵，类似这样的活动，还有许多团体要举行，所以我们的义卖事关全局啊!茅丽瑛接着说：“无论如何，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接着又说：“今晚召开筹备人员会议，会议决定后，用我们的联络网通知各位。”筹备会上，十几位筹备人员表现出不同的情绪。茅丽瑛饿着肚子，胃病又发了，头上沁出了汗珠。她听着想着，心里却是从未有过的忐忑不安。时间一秒秒过去，还有一夜就是14日，时间紧迫，紧迫到了极点。这时她蓦地站立起来，大声说：“环境越是艰难，我们越动摇不得!为义卖而生!为义卖而死!商场就在此地!”短短数语，感人肺腑。于是大家紧张地忙碌起来，抢在天亮之前布置好义卖会场。
经过一整夜紧张工作，小小职妇会所已陈列得琳琅满目，竟然像个百货商场。茅丽瑛怕场地太小不够用，又临时借了隔壁的海关用房，作第二商场。第一商场最为引人注目，因为这里陈列的物品全是职妇会员自己手工做的，枕套、靠垫、服装、绒线衣等。中午刚过，茅丽瑛接待前来采访的记者。茅丽瑛特别关照记者要通过报纸表示这样的意愿：“希望沪上的公司、商号能本着爱人即是爱己、救难亦即救国之心，踊跃的来举办义卖，那末，我们这次举动就算是有了抛砖引玉的效果了。”话音刚落，只闻会所秩序大乱，“乒乒乓乓”的声响随之而来，售货柜被推翻了。两个穿西装的男子步入第二商场，气势汹汹地捣烂桌上陈列的物品，还大声喊叫：“叫茅丽瑛出来!”一边叫一边撕下义卖的标语，脚往地上的物品中踩。“请大家不要慌张，暴徒的捣乱有什么用?我们赶快收拾好物品，继续义卖。”茅丽瑛站在人群里大声说。这时，被会员追逐的两名暴徒已在楼下被扭获，押送工部局巡捕房。不一会，会所义卖又恢复了原先的平静。暴徒被扭送工部局后，巡捕房通知“职妇”要派负责人出庭。茅丽瑛挺身而出：“我去”。“不行，敌人已经注意你了，有危险。”会员们担心。“工部局洋人多，我那点英语便于应付，不必为我担心。”法庭开庭，茅丽瑛作为“职妇”代表到庭作证。她义正词严陈述了两个暴徒的肆虐行径，并把先准备好的被暴徒毁坏的物品当庭出示。暴徒在物证面前哑口无言，只得招认所作所为完全是奉“76号”汪伪特工总部)之命前来捣乱破坏。法庭判决两暴徒各数月徒刑。茅丽瑛清楚地感受到敌伪恶势力和环境的艰验。
一个多月后，11月17日，日伪汉奸的《新申报》在一篇题为《上海共党企图再举在文化界积极活跃，日方已加严密监视中》的报道中说：“上海中国共产党之地下活动，日渐活泼，开始显露独特之动向，尤其共产党最重视之文化部门之活跃，显著表面化，乃应重视对象。据最近之情报，……实际以第二史良之中国共产党激烈分子茅丽瑛为中心，集合陈章英、朱立波等中坚分子，为新编新四军文化工作班，担任重大任务，此事既以判明，深遭重视。”显然，汪伪“76”号已伸出魔爪，显露杀机。党组织已觉察茅丽瑛的工作遭到敌人注意，要求她立即隐蔽，待机转移。茅丽瑛很感动，她说：“要我行动小心，这是对的，但我决不因此而逃避责任，除了革命工作，我生命中没有更可留恋的东西!”茅丽瑛提出要先把“职妇”积极分子工作做好，巩固群众的情绪后再离开。组织上批准了这一请求。然而敌人的罪恶之网早已张开。因为“职妇”要于1939年12月19日召开音乐义卖会，“沉寂”了20天的茅丽瑛，觉得有必要去会所商议一些事情，鼓鼓大家的劲。12月15日天一黑，茅丽瑛和两位会员一起提前离开会场，行至楼梯转角，被潜伏在那里的特务连击三枪，腹部和腿部中弹，送入医院后，延续至第三天即12月15日，茅丽瑛永远离开了她热爱的组织和姐妹们，时年29岁。弥留之际，她留下了最后的遗言：“吩咐一切的人别为我悲伤!我死，没有什么关系，我是时刻准备着牺牲的，希望大家要继续地努力，加倍地努力!”
茅丽瑛象一颗流星，划过黑沉沉的夜空，晶莹透彻般地陨落了。生命之光虽然短暂，但崇高的人格与力量却永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1949年纪念茅丽瑛牺牲十周年之际，杨浦区成立了以烈士名字命名的“茅丽瑛托儿所”(后为茅丽瑛幼儿园)。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同志题了挽词：“丽瑛同志被难十周年纪念，为人民利益而牺牲是最光荣的，人民永远纪念她!”
(毛和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