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奎，1911年9月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一户贫苦的佃农家庭。辛勤劳动了一生却又难以糊口的父亲，憧憬着儿子能像天上的奎宿星一样，给这个家族带来幸运。于是，就托私塾老师给取了个吉祥的名字——世奎。
黄安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土地肥沃，宜于发展农、林、牧等生产，主要物产有稻、麦、花生、棉花、豆类、木材、药材等，尤其盛产花生，素有“花生之乡”的美称。但清末民国初的黄安县政治腐败，劳苦大众深受自然灾害的危害，尤其受到比蛇蝎还毒的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生活苦不堪言。黄安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冷天无衣裳，热天一身光。吃的苦菜饭，喝的苦根汤。麦黄望接谷，谷黄望插秧。一年忙四季，都为别人忙。”徐世奎10岁时，就踏上父辈走过的路，给地主放牛、割草，过着饥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生活。他常常跟着叔父徐存标上山打猎，习武练功，从小练就了强壮的体魄，培育了坚强的毅力。
1921年初，董必武、陈潭秋在湖北秘密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传播革命的理论。党的“一大”以后，他们又动员和组织了少数共产党员深入到黄安、麻城等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1924年以后，黄安、麻城在他们的宣传影响下，被压迫的农民起来了。他们以长矛、大刀为武器，专门捕捉土豪劣绅，为民伸冤。地主老财闻风丧胆，贫苦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农民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很快成立了农民自卫队。1927年春，年仅16岁的徐世奎耳濡目染了这一切，跟着叔父毅然参加了农民自卫队。
1927年11月13日，惊天动地的黄(安)麻(城)起义爆发了，徐世奎同自卫队队员一起，身佩鲜红的“赤化带”，手握大刀，浩浩荡荡地冲进了黄安城。黄麻起义，震撼了湖北大地，也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正当起义勇士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敌人迅速调集了一个师的兵力，突袭黄安城。起义军虽进行顽强抗击，终因寡不敌众，被迫突围。
队伍被打散了，徐世奎的臂上又负了枪伤，只得在家休养。“清乡团”到处捕杀起义军战士，黄安又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一天夜里，山风呜呜作响，四周的犬吠声在山野中回荡，像要撕碎这茫茫的黑夜。“清乡团”的团丁偷偷地向徐世奎家摸去。他们早就把这个“不安分”的青年视为眼中刺，想斩草除根，了却心头之患。徐世奎听到敌人的动静，迅速穿好衣服，挥泪与父母告别，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他一边走，一边想起了起义的领导人吴焕先在突围时说的那番话：“如果队伍打散了，就一直朝东北方向走，去找工农革命军。哪里有工农革命军，哪里才是我们穷苦人的天下。”他忍着臂上剧烈的伤痛，翻山越岭，向东北方向艰难跋涉。白天敌人搜查的紧，他就夜里走；饿了，吞野果野菜充饥；渴了，喝几口泉水；困倦了，露宿荒野。面对着饥饿、死亡、高山、江河、野兽的威胁，他丝毫没有动摇寻找工农革命军、奔向光明的信念。
1929年4月，徐世奎几经挫折，终于来到了皖西，成了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他在红一军里，逐渐懂得了穷人之所以“命苦”，是因为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压在他们的头上；懂得了天下的反动派都像家乡的地主恶霸那样心狠手辣；懂得了中国还有4万万同胞像家乡父老乡亲那样受苦受难；懂得了只有把这个吃人的世界打碎砸烂，穷苦大众才能得到解放，过上好日子。复仇的种子在革命理想浇灌下，成长为坚强的革命信念之树。由于他作战勇敢，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被提升为排长、政治指导员。
1931年1月，红一军和红十五军会合后，合编为红四军。5月，他所在的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已是有名的“夜老虎团”，徐世奎已是全团闻名的“虎将”了。特别是他手中那把30多斤的鬼头刀，一挥就是一道红，尝过他的厉害的敌人在私下里都叫他“讨命鬼”。说起徐世奎学刀法，还有一段故事呢。
1931年6月，红三十六团配合红十师二十八团攻打大山寨。徐世奎早就听说红二十八团一营营长许世友是一个响当当的硬汉子，有一身好武艺，尤其是六合刀法，耍得可真叫棒。
徐世奎有心学他几招，于是生出一计。早饭后，他提着木制大刀，来到一营营部，对许世友说：“都说你刀法不错，可是我徐世奎不服，今天，我们以木为刀，蘸上白灰，点到为止，你敢不敢较量一番?”说完，便拉开了架势。许世友经不住这一激，说道：“嘿嘿，好小子，敢在老虎嘴上拔牙!”说着，便取下木刀，使出绝技六合刀法，几十招过后，徐世奎的身上已是白点斑斑。这时，徐世奎跳出圈外，行了军礼，大声说道：“谢谢营长的指教。”许世友一拍脑袋，大呼“上当”。他被徐世奎勤奋好学的精神所感动，于是把六合刀法的精妙之处又一一作了解释。从此，六连的军事训练又多了一项苦练刀法的内容。
1932年7月上旬，蒋介石调集26个师又5个旅约30万兵力，紧锣密鼓地围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7月6日，徐世奎所在的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同第十、十一、十二师，在徐向前率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麻城之敌。自恃拥有优良武器装备的敌第三十一师九十三旅，在旅长章祖卿的率领下大摇大摆地向红石堰、七里桥开进，企图为麻城解围，并啃掉七十三师这块肯头。在红七十三师师部召开的战前准备会上，已升任第二一九团团长的徐世奎，操着浓重的鄂北口音发言：“兵书上说，骄兵必败，敌军孤军深入，气焰正盛，我们可以诱敌进入预定的伏击圈，将其拦腰截断，使之首尾不能相应，分割歼灭之。”接着，他又详细地谈了自己考虑的作战方案，并请求把最艰巨的穿插任务交给红二一九团。他的发言，得到与会同志一致赞同。
在7月8日的战斗中，徐世奎左手握枪，右手握刀，一马当先，冲入敌阵。敌人的蛇形长队顿时变成了两截，在山谷中扭曲挣扎。这一仗，红七十三师同兄弟部队一起，全歼了敌第九十三旅，并生俘旅长章祖卿以下官兵2000余名，缴获2300余支枪，山炮五门。徐世奎崭露了军事指挥才能。
由于张国焘推行“左”倾冒险主义，使红军主力遭受到很大损失。1932年10月，红军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12月进入川陕地区。1933年1月，红七十三师二一九团划归红十师，徐世奎任红十师第二十九团团长；同年7月，又任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师长，同政治委员杜义德一起共事，并肩战斗。
徐世奎升任师长以后身经百战，特别是1934年春消灭敌第十五旅之川东战役，打得十分出色，共歼灭敌人2000多人，旅长田森也负伤逃回老巢。在这次战斗中，徐世奎右腿负了重伤。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引起伤口感染，医生一次次地尽力诊治，却制止不了伤势的恶化。最后不得不惋惜地对他说：“要保住生命，只有截去伤腿。医生的话像霹雳一样，震惊了徐世奎。他清楚地意识到，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对于红军战士来说，腿就等于生命。他还要率领千军万马冲锋陷阵，还要用健全的身躯迎接胜利。于是他恳切地对医生说：“留下它吧，失去腿也就是要了我的命，我还要战斗”。经过医生一年多的苦心治疗，他居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并参加长征到达陕北。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党中央派徐世奎到华中参加敌后游击战争。他曾在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领导下，担任法官职务，深得刘少奇赏识。
1939年11月，战火纷飞的淮北平原，天气已经寒冷，可是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黄花塘三黄家，却是热气腾腾的。在村头平坦的禾场上，搭起了一座土台子，台的正上方挂着一条大红横幅，“热烈欢迎胡服同志”八个金黄色大字特别显眼。党中央电令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胡服)率一批干部到华中敌后，开创抗日斗争的新局面。徐世奎随同来到了新四军。
在刘少奇来淮南之前，6月24日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敬亭在安徽肥东青龙场被错杀，四支队所属的七团团长杨克志和政委曹玉福带着部分人，投奔了国民党军李品仙部。四支队士气低落。
这支曾在大别山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使敌人望而生畏的英雄部队，如今派谁去重振其雄风呢?
刘少奇紧锁着眉头，不停地抽着烟，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地思考着，一个个人选在从脑海中浮过。这时，门口响起了脚步声，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身材高大，面庞饱满黧黑，两眼有神的徐世奎。他礼毕坐定，开门见山地问道：
“胡服同志，听说四支队七团少一个政委，您看我如何?如果组织上同意的话，我明天就去上任。”
刘少奇又何尝不是这样想呢?徐世奎身经百战，冲锋陷阵，有勇有谋，立过赫赫战功，是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他学习刻苦，又经过抗大培训，立场坚定，是党的好干部。他关心爱护士兵，身先士卒，有较高的威信。但是，由红军师长去任团政委，他又会怎样想呢?刘少奇欲言又止，没有立即答复他的要求。
徐世奎顿时明白了刘少奇的心思，情真意切地说道：“能够为抗日多做贡献，让我去七团当一名普通战士也心甘情愿，首长，就让我去吧!”
刘少奇上前握住徐世奎的手，感动地说：“你不愧是党的好干部，好同志呀!”
12月初，江淮地区已进入寒冬季节，呼呼的北风吹得树枝沙沙地响。徐世奎冒着寒冷来到七团。他上任后，与七团团长秦贤安、政治处主任余朋一起，同心协力，对部队进行了整训。他深入到各营、连、班、排战士中间，召开各种座谈会、谈心会、思想问题分析会，摸清了干部、党员的现实思想状况，然后在各种大小会上讲全国军民抗日救国的大好形势，大讲七团的战斗作风和光荣传统，讲本团一大批立场坚定的党员和英勇杀敌立大功的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同时，严肃指出杨克志、曹玉福等人的行为是反党背叛的行为。要求全团指战员坚决同投敌叛离分子划清界限。徐世奎对经过教育后仍有消极情绪的个别干部、战士，深入地做工作。组织政治处和营连政治干部与他们谈心交朋友，并进行了组织调整。接着又开展军事训练，通过整训终于鼓起了全团指战员的士气。他在部队整训后的第一仗打击对象选在攻打三河集敌据点上。12月25日黄昏，徐世奎站在河堤上，面对全团的指战员，亲自作战前动员：“同志们!我们要去打三河集据点，那里只有日伪军的两个排，这好比张飞吃豆腐——小菜一碟!我们要干净利落地消灭敌人，打出七团的威风来!”
午夜时分，七团经过20多公里的急行军，十分隐蔽地接近敌据点，仅用20分钟，全歼了守敌。回来的晚上，一位连长悄悄地问徐世奎：“既然是小菜一碟，何必兴师动众呢?我一个连保管给你拿下了。”他不理解徐世奎的良苦用心：积小胜为大胜，并通过一连串的小胜来锻炼部队，鼓舞士气；通过不停顿的战斗，拂去因高敬亭事件留在七团干部战士心头的阴影。
接着，秦贤安、徐世奎率领七团，在定远战斗中，又重现红军团队的光彩。1940年3月16日，驻安徽省定远县的日军800多人，于当天夜里占领了老牛仓，准备向津浦路东的新四军中心区“扫荡”。徐世奎奉命率第七团五个连队直捣敌人的老窝，迫使外出“扫荡”的敌人收兵回营。战士们把这种战术称为“换防”。子夜时分，他率领部队摸到了定远城下。敌人在定远城四周修筑了土围墙，墙外挖了三丈宽、二丈深的水壕沟。徐世奎指挥各连，利用群众送来的树条、竹竿、门板和绳索，火速架起了一道道小桥，摸到壕沟，迅速包围了日伪军的营房和伪县政府。此时三星已偏西，夜阑人静，城内一片漆黑。徐世奎发现只有前面200米处的屋内透出一线亮光，据侦察员报告，这是敌人一个岗楼子，里面点着两盏煤油灯，四个伪军在打麻将，还有两个看热闹的。于是，徐世奎派人将这六个伪军捕来，进行审问。俘虏的口供与徐世奎战前掌握的敌情基本相同。全城四个门，每个门筑有一个碉堡，城内只有日军150余人、伪军50人和一些病员及日伪军家眷。徐世奎指挥四个连同时攻打四个碉堡，另一个连占领伪县政府。天亮前全歼了城内日伪军。为了把到中心区“扫荡”的日伪军调回来，徐世奎有意地在城内制造紧张空气，指挥部队一会打一阵枪，一会放一阵炮，使敌人摸不清底细。趁此机会，他还动员了两个区的800多名青壮年，打开了敌人粮仓、银库、弹药库，将枪支弹药、布匹、银元、粮食运到根据地。这一仗，全歼守敌260余人，缴获电台一部，重机枪五挺，轻机枪19挺，长短枪280多支，还有一大批弹药和各种军需物资。
定远城被徐世奎闹得天翻地覆，到根据地中心区“扫荡”的敌人心神不定，果然急急忙忙被调了回来。徐世奎率领部队，押着俘虏回到了根据地。
此后，第七团在徐世奎、秦贤安的率领下，战沙河，攻盱眙，克竹镇，打砖井，连战连捷，士气大振。
1940年6月间，日伪军先后对新四军津浦路西、路东根据地进行“扫荡”，破坏夏收，抢劫粮食。徐世奎率领第七团和兄弟部队一道，粉碎了路西之敌的进攻。路东之敌的“扫荡”也在第五支队的打击下宣告破产。8月下旬，日伪军又趁新四军主力进入淮(安)宝(应)地区之际，调集1万多人，在20多架飞机的配合下，兵分七路再次对津浦路东苏皖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9月7日，日伪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由北临洪泽湖的盱眙城扑向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黄花塘，企图一举摧毁新四军江北指挥中枢。
盱眙扼淮河津要。第七团接到江北指挥部的紧急命令后，在徐世奎率领下，急速向盱眙高庙方向赶去。
傍晚，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天黑得像浓墨染过似的，严严实实地罩在苏北大地上。部队在泥泞的山路上急速前进。这里素有“百里长山”之称，当地的群众形容“走百里长山，犹过鬼门关，九十(里)当一百三，会走的也要走三天。”为解江北指挥部之围，徐世奎率领全团急行军，一夜就赶到了盱眙高庙，并占领了有利地形。
17日上午8时，第七团与敌军在龙王山遭遇。徐世奎大声地命令部队：“抢占龙王山，坚决挡住敌人。”说完，扔下拐杖，向山顶冲去。
当第七团抢先占领龙王山顶时，敌群已进入半山腰。徐世奎一面组织火力，一面指挥部队构筑工事。没能抢占山头的敌人，在强大火力掩护下，一批一批地向一营猛扑上来，炮火一次次将简易工事夷为平地。第七团的勇士们又一次次地构筑起新的堑壕，像钉子一般钉在阵地上，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十多次进攻。徐世奎始终在枪林弹雨的前沿阵地坚定沉着地指挥战斗。
战斗持续到下午3点，敌人不但没能越过阵地半步，还丢下了近200具尸体。日军指挥官气恼得“哇哇”直叫，挥舞着指挥刀，带着500多名日军，由200多名伪军作先导，向山顶扑来。徐世奎审时度势，果断地命令二营营长张学文、三营营长艾民山带上两个营的兵力，从侧后迂回，截断敌后路。日军指挥官一看有被全歼的危险，顿时慌了手脚，在火力的掩护下仓促溃逃，“武士道”变成了“武士逃”。徐世奎指挥第七团紧追不放。夕阳西下，金色的晚霞在天际燃起。雄伟的龙王山群峰沐浴在晚霞的余晖里，呈现出紫金色。就在徐世奎刚发出总攻命令时，不幸被冷枪击中胸部，倒在山顶的那棵青松旁。他为中华民族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徐世奎牺牲的噩耗传到阵地，第七团的战士个个义愤填膺，“为政委报仇!彻底消灭敌人”的吼声响彻山谷。战士们杀向敌阵，将敌人大部歼灭。日伪军妄图摧毁江北指挥部的企图，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1944年2月，新四军军部和苏皖边区人民，为纪念抗日牺牲的烈士，在安徽省滁县地区建立半塔烈士陵园，刘少奇亲自为徐世奎的墓碑题写了“徐世奎烈士永垂不朽”九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宋仲彦王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