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焕，原名培文，化名郭克、李宣南、独流、郭步青等，1900年6月17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安县城关南湖一户小康人家，有一兄二姐。靠做小生意维持家计的父亲病逝后，其家道日益贫困。郭文焕高小毕业后，无力升学，只得到福安县城“蔡元记”百货店当店员。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国民革命逐渐席卷了大半个中国。这期间，在北京等地求学的福安籍进步学生把《新青年》、《向导》、《热血日报》等革命报刊陆续带回了福安。郭文焕认真阅读这些进步报刊之后，逐步懂得了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社会制度的腐败，要振兴中华，必须奋起反帝反封建。
1929年初，郭文焕赴福建省城福州求学。他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很快被吸收为中共党员。不久，根据中共福州市委的指示，郭文焕和马立峰、陈铁民等闽东籍党员组成中共福安党小组，郭文焕任小组长，回福安等地开展革命活动。这是闽东地区的第一个党小组。郭文焕返回福安后，仍在“蔡元记”当店员，以此掩护革命活动。在他的努力下，“中国反帝大同盟福安分盟”、“中国革命互济会福安分会”，以及店员工会等组织先后成立。同年7月，福安的柏柱、漳港、穆阳、苏堤等村庄，都先后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翌年下半年，中共福安县委成立，郭文焕任县委组织部长兼城关区委(后改为“中心区委”)书记。1931年8月，中共福安中心县委成立，马立峰任书记，郭文焕任组织部长。
1933年初，福安地区的革命斗争已出现星火燎原之势。郭文焕受革命形势的鼓舞，更加忘我地工作。随着农民运动由“五抗”斗争发展到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收集、传递情报成了当务之急。由于郭文焕的机警和店员职业的便利，组织上决定由他负责情报联络工作。他到福安的泽尾，在船民中组织起一条水上交通线，并在城关的“大英面馆”设立秘密接头点，直接与洋尾的船民联系。他还在反动民团中争取了两个团丁，安下了游击队的耳目。从此，游击队有了准确的情报，如虎添翼，神出鬼没地四处打击敌人，使反动势力提心吊胆，草木皆兵，惊叹“连柱子也会给共产党通风报信”。
一年后，闽东革命斗争出现了高潮，先后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和中共闽东特委。这时，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的开支很大，财政来源成了一大问题。郭文焕为了党的利益，把他的地主大姐夫的行踪暗中通知游击队，使游击队准确地捉到他，筹得了1400块银元的经费。郭文焕还把自家的5亩园地卖了，分文不留地全部交给了党。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当局以数万兵力“围剿”闽东苏区。闽东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郭文焕坚信困难是暂时的，革命一定会胜利。他一方面加强对同志们的气节教育，指示同志们采取巧妙灵活的方式坚持斗争；一方面密切注视国民党政局的变化，想方设法打听上级党组织和党中央的消息。1936年底，他从浙南弄到了一份刊载中共《八一宣言》等文件的《救国报》，欢喜若狂，立即派人送给中共闽东特委书记叶飞以及范式人等同志。当时，中共闽东特委和红军独立师转战在闽江的深山密林之中，没有电台，对国内形势的变化毫无所知。由于郭文焕的努力，党组织得以根据中央文件确定了当时的斗争方针，不再提“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并印发了向国民党当局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告民众书》。不久，郭文焕又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和闽西成立“抗日军政委员会”的消息告知特委。特委便将闽东苏维埃政府改名为抗日军政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改名为中国人民红军独立师，以适应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势。
此后，郭文焕根据党组织的决定，辞去店员工作，专事革命活动，担负起领导开展福安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重任。当时福安国民党县党部成立了由官僚政客拼凑的“抗敌后援会”，工作冷冷清清。郭文焕带领十几位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了“抗敌后援会”。他以“抗敌后援会”的名义，洗刷街头的反动标语，亲自写上“枪口一齐向日本帝国主义瞄准”、“集中力量抗战到底”等巨幅标语；组织起歌咏队、晨呼队、抗战话剧团，上街头，下农村，演出活报剧，办时事讲座，教唱抗日歌曲，使福安“抗敌后援会”成了中共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一时间，福安县抗日救亡的热潮空前高涨，富岐、穆阳等许多乡镇也先后成立了中共掌握的“抗敌后援支会”。郭文焕还团结当地文化界人士创办《战鼓》旬刊，指导前方抗敌的英勇事迹，鼓舞群众的抗敌热情，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他大力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遍布城乡，不少队员后来都参加了中共党组织。
然而，正当民族危亡之际，国民党顽固派当局却仍然处心积虑地企图消灭中共闽东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闽东红军游击队被迫在闽浙边界及守德县等地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给顽固派以有力的打击。福建国民党当局这才不得不指令国民党福安县党部指导员设法与闽东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进行和平谈判。县党部指导员登门求助于郭文焕。同志们担心郭文焕一旦出面就会暴露身份。但郭文焕从大局出发，不顾个人安危，立即秘密赶赴宁德县虎贝山头找到叶飞汇报。特委领导研究后，指示他与国民党方面先接触，摸清对方是否有诚意。郭文焕返回福安后，即向国民党县党部表示愿意从中斡旋。经过几次奔走，特委决定派阮英平为代表开始正式谈判，但几次谈判均因国民党方面坚持要收编闽东红军游击队而未获结果。后来，由于中共中央和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先后向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福建国民党当局才不得不答应闽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北上抗日。在闽东国共和谈的整个过程中，郭文焕做了大量工作，为闽东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38年初，军旗猎猎，军号昂扬，叶飞等率领新四军三支队六团开赴皖南抗日前线，郭文焕依依不舍地送别了他们。他本希望能与新四军一道上抗日前线去奋勇杀敌，但由于工作需要，闽东特委决定他留下来坚持斗争。郭文焕知道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已经暴露，在顽固派的眼皮底下坚持斗争，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他以对革命的耿耿忠心，坚决服从了党的决定。此后，中共闽东特委由范式人任书记，郭文焕任特委秘书长。
然而，国民党政府不顾大敌当前，先后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闽东的斗争环境日益险恶。1939年7月，中共福建省委在崇安县坑口村召开闽并、闽东、闽中党组织合并成立省委后的第一次党代会，时任闽东特委书记的郭文焕参加了大会，并被选为省委委员。为了向闽东各县县委传达贯彻省党代会的精神，9月10日，郭文焕与特委委员陈斯克、郭树干等3人，从福安赶赴周宁县横坑召开特委会议。他们途经周宁县咸坑水尾的拱桥溪时，与国民党保安队相遇。保安队从他们的行囊中搜出电池、蜡烛等物，便以重大嫌疑将他们逮捕。后来，又以所谓“案情重大”，解往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处羁押所。
郭文焕在狱中化名郭步春，他和另二位同志的身份均未暴露，各自采取不同方式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特务。面对严刑拷打，郭文焕始终咬定自己是个小商人。但是不久，由于叛徒告密，省保安处的顽固派特务得知了郭文焕等3人的身份，他们如获至宝，妄图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消灭中共闽东党的组织。于是，特务们软硬兼施，先以高官厚禄相诱，接着又以各种酷刑轮番摧残。但是，这一切丝毫也动摇不了郭文焕他们的钢铁意志。然而，牛马不如的狱中生活，惨绝人寰的酷刑摧残，使郭文焕内病外伤，身体完全被摧垮了。他多么希望能重返闽东，用忘我的工作和战斗，去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去迎接全国的解放，但此刻他已经奄奄一息了。临牺牲前，他把陈斯克、郭树干两位同志叫到身边，艰难地一字一句口述他给省委的遗言，并说了他对闽东党的工作的设想，勉励同志们斗争到底。郭文焕终于被国民党顽固派夺去了生命，他牺牲时年仅4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