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清，原名韩亨镐，1899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贫苦农民家庭。自幼随父到中国黑龙江省的穆陵县，加入中国籍。他家靠父亲租种地主土地糊口。黄玉清13岁小学毕业后，就跟着父亲种地、扛活，一干十多年，苦挣苦熬盖下两间草房成了家。妻子许贤淑也是佃农的女儿，两人情投意合，小日子过得倒也苦中有甜。1928年后，黄玉清挑起地里家里一切重担。不久，黄玉清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秋，中共绥宁中心县委决定调黄玉清去开辟密山的群众抗日工作，为便于活动，建议他全家迁去密山。这时黄玉清已有了一个7岁的儿子。到密山去，就要舍弃这苦干近20年才置下的家底；到密山去，就意味着一家人要重新靠给人帮工糊口。黄玉清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的决定，回家说服妻子于同年11月就到密山县西大林子落了户。他在西大林子、白泡子一带，边给人帮工，边宣传抗日，发动组织群众，很快成立了党领导下的群众性抗日组织——反日会。
1934年9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吴平到吉东密山哈达河北山，主持召开中共密山县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将人民抗日革命军与密山游击队合并，组织抗日同盟军司令部(不久又改称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由李延禄任军长。为加强对这支抗日武装的领导，中共密山县委决定调派一批县委干部，去充实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黄玉清动员已是共产党员的妻子一起到部队上工作。到密山后，他们又添了一个小女儿，工作之余，牙牙学语的小女儿成了一家人的开心宝，如今要参军了，部队生活较地方更动荡、更艰苦、更危险，带着不满两岁的婴儿去部队显然不妥。黄玉清望着依偎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小女儿，一时说不出话来。通情达理的妻子强压着泪水开口了：“咱们都是党的人了，为党咱们啥也舍得下。隔壁刘大妈早就看上咱闺女了，把闺女送给他家，你就一百个放心了吧!”小哥哥可不懂大人们的撕心裂肺的谈话，一个劲地央告：“妈妈呀，带上妹妹吧!我能背，我背着妹妹跑得可快呢，带上吧，我求求你了，爸爸。”为了党的工作，黄玉清夫妇毅然送走小女儿，带着儿子一起上了山。到部队后，黄玉清在一师一团二连任指导员，许贤淑被分到被服厂工作，儿子当上了小通讯员。
1935年秋的一天，当地反日会干部来抗日同盟军一团报告，密山二人班有一个班的伪军反正了，现想投奔一团。干部们听后，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原来二人班的伪军，是受日军控制较严的伪国防军，武器装备也较精良，和一团没有少打仗。他们经常出动“讨伐”、抢掠，老乡们恨之入骨。这会儿要来投奔一团，该不是打什么鬼主意吧!巧的是一团团长杨太和率一团主力西去方正的军部参加会议了，家里就剩下不到一连人，由黄玉清领着看家。大伙说，咱们力量太弱，弄不好要吃亏，还是不接收吧!黄玉清说，如果我们不接收，这些起义伪军将会被敌人消灭，或会上山当“胡子”，对革命事业不利，对群众也不利。当他了解到这部分人是打死了两名日本指导官出来的时候，认为更应当相信他们，欢迎他们。
这天，起义士兵在排长陈文学率领下，扛着两架机枪，由反日会干部带路，列队来到一团驻地。这些人心里像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过去自己当伪军，替日本人卖命，打过人家，现在人家肯要吗?当他们翻过小山头来到一团营地时，只见抗联战士们徒手排成两行，夹道迎接；儿童团员们手持红绿色小旗高呼“欢迎伪军兄弟反正”、“抗日不分先后”妇女会员们把绣着“抗日到底”字样的手帕、鞋垫送到士兵手中；老太太们把煮熟的鸡蛋塞进士兵衣袋。这些成天挨日本指导官耳光、皮靴踢的士兵们眼圈红了，喉哽了，纷纷说：“我们这才真的到家了。”接着新老战士、抗日群众一起开了欢迎大会，当地反日会特地送来大米、活羊慰问部队。起义军代表陈文学在会上代表大家发言：“抗日联军是真正的抗日部队，我们一定跟着共产党抗日到底!”后来，这些起义士兵多数成了一团的骨干，不少人入了党，当了干部，其中陈文学于1937年冬被任命为抗联第四军参谋长。
为此，黄玉清受到上级表扬，中共吉东特委向巴黎《救国时报》投稿报道了这件事。1936年3月，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将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黄玉清任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抗联第四军进行整编，黄玉清又兼任四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
黄玉清调入抗联四军后，一直做政治工作，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却为战士们所称道。1936年5月下旬，从密山县哈河镇的内线传来信息，驻该镇的伪军第二十六团有部分士兵准备反正，要求抗联第四军派队伍去接应。任务交给了一团，黄玉清亲自指挥这次行动。单纯接应起义伪军的行动并不复杂，但黄玉清认为，应当利用这次机会来一次大行动，打开哈达河镇，一可扩大抗日联军影响；二可为部队补充一批物资。这次行动计划必须十分周密，一团驻地桃山距哈达河镇有百十里，如有差错，将会使长途奔袭的部队处于极不利地位。黄玉清先挑选十余名精明勇敢的战士扮成伪军，通过哈达河镇的内线关系，混入镇内做好组织联络工作。部队出发前，黄玉清又动员几十名反日会员，带着扁担、绳索、火把随队行动。预定进攻的前一天，黄玉清带领部队夜行昼宿直奔哈达河镇。5月29日凌晨，部队到达哈河镇外，按预定计划发出了信号。不一会，只听镇内枪声大作，火光四起，黄玉清下令随行群众也燃起火把。镇内镇外突如其来的枪声火光，把伪二十六团团长苏某吓懵了，连忙下令死守团部，自己却在几个卫兵护送下逃走，谁知竟稀里糊涂地被送进了黄玉清的临时指挥部。伪军部队失去统一指挥，被冲进镇的抗联部队分割包围，大部分举手投降。
这次行动，抗联军无一伤亡，活捉敌团长一名，缴获步枪150支，子弹近万发，还有不少粮食被服。20多名起义伪军高高兴兴地加入了抗日联军。随队来的桃山反日会员，人人肩挑背扛，满载而归。不久，黄玉清利用这批枪支，组建了新的抗联四军第三团。
1938年5月，抗联四军组成远征部队，包括军部及一、二两个师。黄玉清和许贤淑两个，都参加了远征主力部队。第四军远征部队于5月下旬自宝清出发，突破敌人重重封锁，向南经勃利、密山、林口，到达穆棱。由于抗联第五军部队未能按原计划到穆棱与第四军会合，第四军又沿牡丹江北上，于6月下旬到达抗联第五军后方与五军远征主力会合。一个月的行军作战，部队十分疲劳，黄玉清和许贤淑也都明显的消瘦了。为便于行动，指挥部决定返回牡丹江沿岸，遂将第四军和第五军的女战士编为妇女团，由冷云任团长，随同第五军一师作为西征先头部队提前出发。出发的头天晚上，许贤淑来和黄玉清告别，黄玉清望着妻子消瘦的身体，心里既难过，又内疚。作为一个母亲舍弃了两个孩子，如今又要和丈夫分手，她承受得了吗?黄玉清紧紧握住妻子的手，轻声说：“我照顾不上你了，你要多加小心，相信我们一定会胜利，一定能团聚。”许贤淑把刚刚赶做出来的一双鞋塞给丈夫，安详地说：“咱们都是党的人，只要是为党的事业，啥困难我都能挺住，你就放心吧!”
1938年7月中旬，西征部队攻打苇河县楼山镇获胜后，继续向西南方前进，活动于珠河县境中东铁路两侧，直接威胁敌人这条运输动脉，同时影响到哈尔滨的日伪统治。敌人急忙抽调长春、哈尔滨驻军及东线的“讨伐”力量，对抗联远征主力实施围追堵截。远征部队作战日益频繁，弹药、给养均得不到补给，几次进入五常县境，均未能与抗联第十军取上联系，处境越来越艰难。在这种情况下，黄玉清受命返回宝清，寻找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
黄玉清惦念着久无音讯的妻子。许贤淑怎样了呢?1938年8月，妇女团随第一师进入五常，在袭击元宝镇战斗中，许贤淑为救护一名负伤女战士不幸被俘，后被杀害。黄玉清在东返途中，与第五军一师不期相遇，知道了妻子牺牲情况，又悲痛又敬佩，他仿佛又听到了妻子那安详的话语：“咱们都是党的人了，只要是党需要，咱啥也舍得。”
1938年11月，黄玉清在敌人重重封锁中周旋了两个多月，终于找到了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向总指挥周保中报告了远征部队情况。周保中决定留黄玉清在总指挥部工作。此后，黄玉清常常带一支10来人的小分队，往返于总指挥部和抗联五军、七军之间，把吉东省委和二路军总部各项指示，命令传达到下江特委及各县委、各部的党委。1939年初，黄玉清冒着敌人秋季“大讨伐”的枪林弹雨，将吉东省委关于表彰第七军补充团团长李一平的通报传送到部队后，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斗志。8月初的一天，第七军三师补充团在团长李一平的率领下，和第五军三师九团一起成功地袭击了敌人重点把守的虎林县黑咀子秘密军事工程工地，救出了被抓来的300余名劳工，获得大批给养。10月23日，第五军三师九团50余人在黄玉清带领下，袭击了宝清县凉水泉子伪警察分署和自卫团。12月，黄玉清被选为中共吉东省委委员，任第二路军总部政务处主任。
1940年2月20日，黄玉清带着20余名战士执行任务后返回密营途中，在宝清县太平沟与一支日伪“讨伐队”遭遇。这里离营地已不远，敌人显然是向密营来的。黄玉清决定就地阻击敌人，一面派人通知密营的同志们转移。在数倍于己的敌人面前，黄玉清沉着地组织战士们退到一座石头窑里，依托石头窑向敌人射击，牵制敌人，争取时间，激战中黄玉清和他身边的18位战士一同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