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伯华，原名杜维汉，字华昌，1904年生。原籍河北省，幼年的时候，他随父亲逃荒到吉林榆树县，在福安乡夏宝村落脚。杜伯华的父亲是位乡间医生，因常给小孩子种牛痘，人们称他“杜花先生”。他同情劳苦百姓，常常免费为他们治病，在群众中威望很高。受父亲的影响，杜伯华从小就很懂事。邻近百姓的穷苦生活，特别是有病无钱医治的痛苦情景，给杜伯华触动很大，他决心随父学医，帮助他们解除病痛。学有所成，他便开始在乡里行医。他治病不分贫富，谁请都去。对那些拿不起治病钱的穷苦人，有时不取分文，有时还为病人支付药费，很受百姓赞扬。
1931年，杜家由乡下搬到榆树县城，开办了建中医社。翌年1月，医社在战火中烧毁，杜伯华又与人合资兴办了健康药房。不久，因股东不和散伙，他便独资经营起了华昌药房。这时，杜伯华的医术已大有长进，不仅懂中医，还学习了西医，成为县城有点名气的医生。他每天接待几十名患者，药房的生意越做越兴隆。
1932年8月，中共党组织派遣李向之等六人来榆树开展抗日活动。李向之与杜伯华有亲戚关系，他等便住在了杜伯华家。李向之见杜伯华关心国事，有爱国思想，就向他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介绍全国抗日斗争的形势。这使杜伯华受到教育和鼓舞，表示要和他们一块儿干。一年后，李向之等人再次来榆树活动。杜伯华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积极帮助了解情况、转送情报、提供开会场所，参与了许多抗日活动。李向之对于他的表现和工作很满意，认为条件已经成熟，遂决定在华昌药房建立党的地下交通联络站，任命杜伯华为联络站负责人。从此，杜伯华的“行医”不再仅是为民除病，还成为他从事抗日活动的掩护。杜伯华走上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
榆树县的地下交通联络站建立后，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县城活动和过往的抗日干部，经常得到联络站的掩护。他们与杜伯华联系，一般都在夜间，通过暗号从华昌药房后门进去，接头后再由杜伯华把他们护送到关系户家。在经济封锁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杜伯华把华昌药房每日营业收入的300多元伪币，大部分都用于支援抗日部队了。当时，日伪当局控制得很严，部队缺少医药，特别是红伤药品奇缺。杜伯华利用开药房的方便条件，搞到了许多药品，巧妙地转送给抗日部队。他还给抗日部队购买粮食、胶鞋、帽子、纸张等物品，并用自己省吃俭用的钱为抗日干部买了三支手枪。
杜伯华行医时，接触的人很多。他就抓住机会，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经过他的教育、影响，一些爱国青年投奔了抗日队伍，一些日伪政权中有爱国思想的人也有了变化。伪警务科长刘杰同情抗日，杜伯华就主动接近他、争取他，利用他爱国的一面，多次为我提供日军情报。
1935年春，日伪特务机关发觉了杜伯华的抗日活动，长春警备队密令伪榆树县警察署：火速逮捕杜伯华，查抄华昌药房。刘杰得到这一消息，当即告知了杜伯华。情况很紧急。杜伯华向党组织报告后，当夜弃家出走，取道五常县山河屯进山。之后，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北平，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不久，经李向之介绍，杜伯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春，东北军将领张学良，请求东北人民抗敌会派送一批进步青年到西安充实东北军。抗敌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抗日组织，经研究，决定派杜伯华等几十人前往。这批青年到西安后，编入东北军孙铭九旅，即有名的东城门楼学生队，杜伯华任连指导员。西安事变时，学生队成为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队伍，杜伯华率先加入了活捉蒋介石的行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至南京，东北军一度混乱。这样，杜伯华同部分学生队队员，于1937年初返回北平，住在西城的一家煤铺。
北平西城粉子胡同25号的这家煤铺，表面上是李向之、肖丹峰、陈大凡、张大嫂等四家合伙开的买卖，实际是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下属的一个社会支部，是以东北爱国青年为主体的抗日救亡活动中心。杜伯华、肖丹峰、李向之、陈大凡、于毅夫、陈钟、张文海、张可威、焦若愚等人，还有20多名东北青年，常聚集在这里，开展抗日活动。当时，煤铺生意不好，人又多，食宿都有困难。杜伯华就教书行医，整日忙个不停，挣些钱供大家用。有时收入不足，出现无米下锅的窘境，他就把自己的铺盖和衣服等典当或卖掉，串换些费用大家吃饭，以便坚持战斗。
七七事变后，北平地下党组织决定利用义勇军赵同余部，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杜伯华、王建忠等十几名共产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参加到这支游击队中。8月22日，在北平地下党的指示和支持下，游击队砸了设在北平德胜门的河北省第二监狱。杜伯华带领十余名战士冲在前面，营救出“政治犯”七八百人。游击队随之壮大，由五六十人迅速扩充到五六百人，编为三个总队，命名为国民抗日军，成立了军政委员会。杜伯华担任了军政委员会委员，并兼任二总队政治部主任。国民党日军整编后驻在温泉、阳房、南口交界处的黑山扈，杜伯华率二总队在南山担任警戒。
9月8日下午2时，有六七十名日军，从红山口一带向二总队发起进攻。杜伯华指挥战士们英勇还击，把冲上山的敌人迎头打了下去。杜伯华还派两个中队，从山脚绕到后面包抄敌人。当包抄部队的机枪、手榴弹在敌人身后突然打响时，敌人猝不及防，伤亡惨重，慌忙逃走了。
10月初，日军出动近万人，配有飞机、坦克和骑兵部队，实行“分路合围”，妄图一举将国民抗日军歼灭。抗日军得知这个情报后，迅速转移进山，使兴师动众的敌人扑了个空。10月下旬，杜伯华奉命带二总队700余人，到青白口、雁翅、门头沟以东活动。所到之处，组织演讲、唱歌、演剧等，扩大抗日影响，受到群众欢迎。
这时，八路军总部加强了同国民抗日军的联系。10月底，吴伟等十几名同志来到平西国民抗日军指挥部，带来了朱德、彭德怀亲笔签名的给游击队的信。这使部队指挥员、党团员和积极分子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12月下旬，决定将国民抗日军改编为晋察冀第五支队，负责保卫、建设平西抗日根据地。赵同为支队司令员，高鹏为副司令员，下设三个总队。杜伯华仍在二总队工作，王建忠任总队长，他任总队政治处主任。此后，五支队开往灵寿、行唐，进行整军、扩军。
1938年3月下旬，敌人分路进攻晋察冀根据地，阜平遭敌机轰炸，损失严重。五支队奉命前往增援。4月2日，五支队抵达涞源南时得到情报：有一股敌人押送20余辆马车的军需物资，从紫金关运往涞源城，4月3日上午9时许路过浮图峪。支队立即决定：在二道河子村西的山沟里打伏击。战斗部署是一总队埋伏在后山岗，放敌人进山沟后堵死退路；三总队埋伏在西面，从前面向后打；杜伯华、王建忠带二总队隐蔽在南山，担任正面围歼任务。第二天，当敌人钻进五支队布下的“口袋”后，顿时满山谷里枪声大作，杜伯华指挥二总队战士从南山冲入山谷。受到意外攻击的敌人，还未来得及还枪，已人仰马翻，溃不成军。战斗打到中午，有一架敌机到二总队阵地低空扫射。杜伯华命令两挺机枪对空射击，竟将敌机打中，坠落在北面的山谷里。这次战斗，共消灭日军近百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予敌重创。
1938年4月下旬，五支队开回平西。这时，军区指示抽调一批主要干部，整顿、充实地方政权和加强地方武装。同时，决定新建房(山)良(乡)联合县，县政府设在五区长操村，杜伯华任县长。他到任后，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加紧县、区、村的政权建设，唤起民众共同抗日。在党的统一战线和联合抗日政策的感召下，经过杜伯华的工作，先后有60多名知识分子到县政府工作，壮大了抗日干部队伍。各村政府和各级抗日救国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对四区、五区的保卫团，从思想、组织、纪律等方面进行改造，改编为平西游击四支队即房良县大队，三个大队的400余人布防在房良抗日前线。为壮大队伍，杜伯华还积极动员和组织青年参军参战。一时，出现了母送子、妻送郎、兄送弟共同上战场的动人情景。
杜伯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房山五区自卫团团总谢景波，是当地颇有影响的人物。杜伯华亲自做他的工作，把他争取过来，安排到县政府任财政科长。北安村的罗化之，当村长，开煤窑，有权势。杜伯华耐心给他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帮助他弃家从戎，投身革命，后在同日军作战时壮烈牺牲。当地的一个土匪“司令”胡振海，有抗日的愿望。杜伯华就抓住这一点，积极开展工作，与其订立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协议，促进了房良县统战工作的巩固与发展。
筹粮款支持抗战，是县政府的一项主要任务。杜伯华善于做群众工作，他布置的任务群众都积极完成，不仅要粮有粮，要钱有钱，还搞到油印机、电池、手表等紧缺物资。
正当县政府的工作逐步开展起来的时候，五支队司令员赵同叛变逃跑。为充实主力部队，驻房良县的五支队三营和房良县大队先后调走。房良空虚，形势随之急剧变化：九区的民团头子杨天沛、杨万方制造了“王家台惨案”，抗日游击队一个连的战士惨遭杀害；四区的殷耀东投靠日军，引敌向房良县进犯；9月，日伪军分九路向平西根据地大举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杜伯华奉命带领县区干部和警卫人员迅速西撤，经峨峪、马水口、涞源、灵寿，到达一分区的地界。不久，我军相继击溃了敌伪军对平西的进犯，又平息了房山九区杨天沛、杨万方的叛乱。杜伯华遂率干部、战士返回房良。
1939年3月，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决定成立平西专员公署，调杜伯华任第一任专员。他根据边区党委和冀热察党委的指示，在平西开展了一系列工作：认真贯彻合理负担政策，筹粮筹款，供应军需；积极组织运输粮草、弹药，转送伤病员，支援抗日前线；努力进行征兵扩军工作，建立地方武装，保卫平西；办起小学、识字班和夜校，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等。杜伯华把这些工作都做得很出色，巩固、扩大了平西革命根据地。
杜伯华出身于医生，他在从军从政时仍不忘把医术奉献出来，挤时间为干部、战士和群众看病。在五支队时，一名战士的腿在战斗中被子弹打成粉碎性骨折，军医主张截肢。杜伯华看后说：“腿截掉人就不能打仗了，我给他治治看。”他上山采药草，配成草药给这名战士治疗，果然治好了。1938年7月，五支队三营教导员史进前在长操村驻防，得了瘟疫加伤寒，生命垂危，多方治疗未见成效。杜伯华知道后表示：他很年轻，要想方设法救活他。遂亲自采药煎药，精心医治，终于使史进前起死回生，重返抗日战场。史进前对此感激不尽，后来曾写诗赞扬杜伯华：中西合璧医道精，三教九流尔也明。济病扶危热心肠，历雨经风过来鹰。长操同榻夜话旧，白山黑水记犹新。未见分晓龙虎斗，神仙有情葬忠魂。
为加强党对中医、中药工作的领导，1940年夏季，党组织任命杜伯华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指示卫生部长游胜华：伯华同志到卫生部工作，你应充分发挥他的专长，特别要把制药工作搞上去，以粉碎日军对我之封锁。杜伯华到卫生部后，他的医学知识得到了充分应用。他和边区制药厂的工人们克服种种困难，采用土产原料，实行土法生产，制造了解热镇痛药、防腐药、镇咳化痰药、消炎药、利尿药、止疟药等药品，产量、质量都有提高。这些药品，除满足晋察冀边区的需要外，还供给平津、晋冀鲁豫、晋西北等根据地。还有一部分药品，则用来从敌占区交换伪钞，购进化学药品和医疗器械，对粉碎敌人的封锁起了重要作用。1941年2月20日，聂荣臻司令员签发的《关于自制代用药品问题的训令》指出：“自敌对经济封锁加紧后，西药之购买与输入日益困难，而我们边区土产原料炮制之各种药品……虽因技术设置所限，提炼尚不纯良，外观不若舶来西药之精致，但所采用之原料亦多系含有西药成分之原料，或按中医验方所配成，屡次试验极有效。”聂总肯定的这些成绩，与杜伯华的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
1941年6月30日，杜伯华在参加试验新药品时中毒，经抢救无效，不幸以身殉职。消息传开，人们非常悲痛。7月15日，晋察冀军区在红沟陈家大院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军区司令员聂荣臻送了挽联，上面写着“悼死励生”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卫生部长游胜华致悼词，高度评价了杜伯华无私奉献、英勇奋斗的一生。面对杜伯华的遗像，聂荣臻司令员和与会全体干部战士都泣不成声，连十二三岁的孩子也为之挥泪。
追悼会后，杜伯华的遗体安葬在河北省唐县神仙山麓。与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埋在同一地方。为了纪念他，经聂总批准，将他生前创办的晋察冀军区制药厂改名为“伯华制药厂”。1981年，榆树县人民政府决定，将原华昌药房所在街道命名为“华昌路”，让杜伯华的名字永远留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