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仞千，原名梁于振，1912年3月生于山东省郓城县六区(现黄安乡)洪王庄一个富农家庭。1930年在城内书院高小毕业后考入荷泽第六初级中学。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悍然侵占我东北三省，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1932年1月，日本大举进攻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驻守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纷纷声援。梁仞千和广大进步师生一起，积极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浪潮中。他先后组织请愿团，支援各地的抗日活动。1933年，他在荷泽毕业后，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1935年冬经林浩介绍，梁仞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任济南一中党支部书记、济南市委委员，负责领导学生运动。
当时，他身患肺病，常住病号室，因此，病号室就成了济南一中党支部的办公室和接待室。校内外的革命同志和进步学生，借探望病号的名义与梁仞千进行接洽；他巧妙地利用这个条件，讲解革命道理并布置工作。济南一中成了革命青年的摇篮，从这里培育出了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
梁仞千在百忙中还担任了《新亚日报》副刊的主编，经常撰写文章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和卖国罪行，号召爱国青年组织起来抗日救国。
梁仞千在济南还组织、领导了几次大型的青年活动，如举行鲁迅追悼大会；号召青年发扬五四精神继续战斗；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沈钧儒等七君子，组织学生罢课，游行示威等。特别是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再次组织学生罢课，游行示威，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中共积极主张抗战，而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宣扬投降主义，受此影响，济南一中的校长在召集全校学生讲话时，也大肆宣扬不抵抗主义。梁仞千当面质问校长：“你说现在不到最后关头，中华民族已危在旦夕，什么时候才算到了最后关头?难道待日寇吞并了全中国，才是最后关头吗?说到底，最后关头论，就是亡国论!汉奸论!卖国论!”“轰”的一声，学生乱了阵，都围上来质问校长。校长被问得无话可说，十分恼火和难堪。
由于梁仞千目标已经暴露，而且学校当局早已注意到他的行动，在济南也不好出面活动了，党决定护送他回原籍，执行新的任务。
1937年8月，梁仞千回到了郓城洪王庄，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以洪王庄为中心的周围村庄都先后建立了党的支部或小组。党员和民先队员发展到四五十人。根据中共鲁西特委指示，成立了郓城、巨野、鄄城、荷泽四县边区县委，梁仞千任县委书记。
1938年2月，当地的民众组织联庄会首领到洪王庄，与四县边区县委取得了联系，向梁仞千汇报了巨北人民的抗日热情和联庄会的情况，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梁仞千代表县委讲述了鲁西抗日的形势，要求他们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广泛动员、团结群众，逐步把联庄会变成抗日救国的团体，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扩大巨北、郓南一带抗日救亡的战斗力量。
同年6、7月间，日军侵占鲁西，路经巨野县北，联庄会武装与日军发生激战，当场打死日军50余人。激战一整夜，日军未能前进一步。天明后，日军调来炮兵和骑兵，向联庄会阵地猛烈轰击，并迂回包围。联庄会见敌我力量悬殊，不宜恋战，便掩护群众撤退。日军进村后大肆报复，残杀未撤离的老弱妇孺40余人，烧掉房子一百多间，由于这次战斗重创了日军，巨北人民的抗日热情更加高涨。
联庄会的抗日行动引起日军和汉奸的注意。汉奸刘信功勾结日军进行报复，以数千人的兵力向巨北大举“扫荡”。联庄会立即向县委汇报了情况。梁仞千热情地鼓励他们，并指出下一步要切实注意保存有生力量，建立常备武装，迅速转入游击战争，尽量避免“牛抵架”拼消耗的阵地战。同时，要他们多看多学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和“论持久战”，提高战术，扩大战线。
不久，上级党组织将四县边区县委改为郓城中心县委，梁仞千任书记。由于斗争形势的艰苦和他日日夜夜忘我的工作，身体明显地消瘦了。当时没有药品，又缺乏营养，他的肺病日益加重，然而，丝毫没有影响梁仞千的革命热情，他更加忘我地为党工作。
1939年3月，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率师部和三四三旅六八六团2000余人的东进支队，挺进到郓城西北，师部驻在状元张楼。梁仞千带领中心县委的同志，立即去师部汇报当地情况，接受首长指示。师首长传达了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和“上海、太原失守后的形势和任务”的精神，决定答应县委的请求，将杨勇所率领的六八六团留在鲁西，配合地方党创建鲁西根据地。该团于3月4日，一举全歼盘踞在郓西西樊?的伪军一个团，俘伪团长以下570余人。自此，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在当地声威大震。
同年4月，郓城中心县委又改为运西地委，梁仞千任地委书记。在梁仞千领导下，郓城、郓南、荷泽、鄄城、巨野县委先后建立，并扩大各县武装力量，在地委的领导下并成立了运西支队，很快发展到八九个连队，编进了杨勇领导
的独立旅二团。这时，运西的党组织和武装力量空前壮大。
不久，日军500余人，带野炮两门，骑兵百余，窜犯梁山。在一一五师首长和杨勇率领下，运西军民沉重地打击了进犯的日军，接着又取得了泰西陆房战斗的胜利。梁仞千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使运西的党、政、军、民各种组织和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许多县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建立了县大队(或独立营)、动委会、青救会、妇救会等，为运西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同年8月，在杨勇帮助下，郓城各界代表召开大会，选举梁仞千为郓城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从此，郓城人民开始当家作主了。郓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后，接着在运西成立了专员公署，杨勇兼任专员，梁仞千任秘书长。
同年底，蒋介石发动了反共高潮，国民党郓城县县长张培修之流密切配合这次反共逆流，暗中策划，对运西人民下了毒手，不仅杀害了县民运部长张秀之，而且将革命老人梁秀松(梁仞千的父亲)逮捕。老人在就义前威武不屈，大义凛然，高呼：“要杀就杀!要砍就砍!头可断，血可流，精忠保国不能丢。”老人壮烈殉国后，全县群众极为悲痛，更加深了对日寇汉奸的仇恨。运西广大军民在杨勇和梁仞千的指挥下，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反顽斗争，一举歼灭了顽军张培修部和伪军石友三部的一个团，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逆流。
1940年，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决定召开党的“七大”。鲁西出席“七大”的党政军代表有梁仞千、徐运北、杨勇和崔健同志。在去延安途中，梁仞千本来身体就不好，还曾负过伤，但他意志坚定，突破了敌人重重包围。一路上不仅战斗频繁，而且生活艰苦，但他始终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还经常鼓励大家：“这次是到毛主席身边去学习，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苦都受了，我们的苦和红军比起来，又算得什么呢?……”一路上虽然极其艰难困苦，却没有一个掉队的。最终他们历时八个月，穿过五个省，行程七八千里，穿过五条铁路、三道严密封锁线，跨过滚滚黄河，于1940年11月，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到延安后，党中央决定“七大”延期召开，梁仞千被分配到马列主义学院学习。之后，又调到中央研究院工作。因为他长期地紧张工作，积劳成疾，又得了致命的伤寒病，经多方医治无效于1941年9月不幸逝世。这位党的忠诚战士，运西人民崇敬的领导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党中央为悼念梁仞千同志，把他安葬在延安黄家坪山顶上，立碑一座，以示永久纪念。1975年又移葬于郓城东郊宋金河畔的烈士陵园。每逢清明节，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鲜花盛开的地方，深切怀念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人民的好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