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农斧，原名高承训，乳名随员，化名毛脑，1912年出生在陕西省绥德县深沟村一户地主家庭。他幼读私塾，后到义合完小读高小，1924年入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上学。四师校长李子洲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学校组建党团组织。高农斧受到启蒙教育，思想日趋进步，决心彻底背叛地主家庭利益，和广大贫苦农民站在一起。1926年，高农斧参加了共青团，并在放假回乡时，在深沟村建起共青团支部。
1927年8月4日，国民党反动军阀派军队查封了四师，拘捕了中共绥德地委负责人，革命形势急骤恶化。高农斧被赶出学校后，回乡挑起了绥德东区共青团工作重担，开始在农村宣传革命。
为了方便工作，高农斧挑起了一副货郎担，请本村一个贫农子弟高克恭(化名一点墨)当帮手，不分白天黑夜，走乡串村以卖货为名，在农民中做宣传鼓动革命的工作。
1928年至1929年间，陕北大旱，赤地千里，饥民成群，饿殍遍野。中共陕北特委提出在农村广泛开展抗租运动的口号。已转为中共党员的高农斧响应党的号召，耐心说服父亲高有业宣布他家两年不收租子，此举对绥德东区开展抗租运动起了很大作用。在这饥馑年月，党的活动经费极度紧缺。中共义合区委同志的衣食和其他费用，全由高农斧供给。他把家里的粮食加工成炒面，扛到中共绥德西川的党组织供同志们食用。
由于绥德东区同志们的共同努力，这里的建党、建团和开辟农村工作健康地向前发展，党团力量不断发展壮大，逐步形成了以高农斧为主的深沟村，以霍维德为主的雷家沟村，以刘汉武、刘成武为主的尚坪村，以范子文为主的家岩村，以马南丰(化麟)为主的梁家甲村等方圆30多里、包括60多个村庄的红色活动区域。
1934年，绥德县东区、南区的革命斗争逐步高涨，党组织壮大了，红军武装也建立起来了，红色区域不断扩大，土地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决心献身于革命事业的高农斧，毫不犹豫地首先从自己家里开刀，把自己家的绝大部分窑洞、土地、粮食、牲畜分给贫苦农民群众。接着他又参与了镇压自己亲叔父和亲叔伯兄弟的革命行动。他的父亲经不住这场暴风骤雨的变革，大骂高农斧是“财家子”，不久，吞大烟自尽。她们的母亲也投水自杀。后来，高农斧的二姐曾写信责备弟弟不顾家庭、不捎钱回家供养家人。他回信告诉姐姐：“革命的人又不刮地皮，更不敲诈人民，哪里来钱?”
高农斧任共青团绥德县委书记不久，一些人“左”倾思想作怪，信不过他的出身，把他调任县委秘书；后调到红二十七军第七十八师任政治部民运科长时，又有人在“左”倾思想影响下，“认为他出身不好，不可靠”，把他降为文书。党中央和毛主席到达陕北后，才纠正了“左”的做法，恢复了他民运科长的职务。1936年红军西征定边时，高农斧遇到了经他介绍参加革命的高克恭。谈到这段时，他说：“不让我干革命，不行!部队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我就不信出身地主的人党不要。出身我选择不了，革命与反革命我也选择不了吗?”
全面抗战爆发后，高农斧坚决请求奔赴抗战前线，杀敌立功。高农斧被分配到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任政治部民运科长，从甘肃出发，开赴华北抗战前线，在山西省潞城安昌镇驻守，准备对日作战。1938年8月他调任为旅政治部组织科长。
1938年9月1日，高农斧请回延安参加青年代表会的程世清同志捎回3封家书，表示自己血洒疆场和忠诚革命事业的决心。谈到家庭问题，他说：“我是一点也不济事的，我想你们也知道的——为革命牺牲一切”。“要完成我们伟大的事业——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推进社会主义的前途，我现在还不够的很。所以要学习，学习，再学习。”高农斧随部开赴河北省涉县地区，与日军作战。他曾接任第三四四旅新兵团的团政委，用自己投身革命的体会教育新兵、感染新兵，使这个团很快成长为政治上合格、军事上过硬的主力部队。
1940年冬，高农斧担任了新四军第四师第十旅政治部主任。时值皖南事变前夕，部队奉命从华北南下，转战到淮海区。当时，高农斧所在的第十旅在津浦路西淮北地区受到日伪顽军三面夹击，艰苦奋战了近半年，伤亡比较大。到淮海区后，名为一个旅，实际上只剩两个团(四个营)。
在部队处境极为艰苦，经常停炊断粮的情况下，高农斧夜以继日的工作，身体瘦弱多病。管伙食的同志想法给他弄些饭菜，他总是婉言谢绝，不搞一点特殊。
在南下中，高农斧随一个团行动。在进入国统区的联庄时，国民党顽军开枪堵住前进道路。开始，由团里派出一名干部去交涉，未能奏效，团长要亲自前往交涉，被高农斧挡住，他说：“部队正处在危急情况中，随时可能发生战斗，你留下，还是我去!”他冒着生命危险，单枪匹马进入敌营，用民族前途和抗日大义，有理有节地说服了拦路的国民党军官和县长，使部队顺利通过了联庄，避免了一次恶战。
1941年7月底，第十旅转战到达淮海区。根据华中局指示，要在淮海区安家落户，实行主力地方化。这天，刘少奇从盐阜区发来电报，要旅长刘震和政治部主任高农斧到华中局去。两人接电报后，当即从旅部驻地陈圩子出发，加鞭催马奔往华中局和新四军总部所在地盐阜区。正在草房中研究工作的刘少奇和陈毅热情接待他们。刘少奇、陈毅告诉他们：华北斗争已进入一个更加紧张、残酷的阶段；华中的局面必然随着紧张起来。日寇会更加频繁、残酷地“扫荡”，国民党反动派继皖南事变之后，会继续发动对江北各根据地的进攻。为适应新的斗争环境，迎接更加残酷的战争，第十旅必须在淮海安家，实行主力地方化。这是坚持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发展人民武装的正确道路。现在你们一个旅化下去，用不了多久，将会有两个旅、三个旅以至更多的旅成长起来!
刘震与高农斧向十旅传达了华中局领导的指示后，有一部分同志想不通，他们说：
“查查第十旅的老家谱，从红军时代就是响当当的主力军，怎么变成地方部队呢?”
“人家地方部队升级，咱们第十旅降级了!”
有一位团参谋长，听说要他到泗阳县大队当大队长，他坚决不去，说：“我宁愿在主力部队当连长，也不干县大队长。”
面对这些思想障碍，高农斧等旅部领导除利用会议和集体场合做主力地方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宣传外，还深入到团、营和基层连队，用谈心的办法做工作，直到全体指战员情绪高涨、精神振奋起来为止。
第十旅和淮海军分区合并后，取消了旅的番号，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地委书记金明兼任军分区政委。他是一个长期搞地方工作的老同志，部队工作经验少。高农斧对他很尊重，经常请示汇报工作，主动向他介绍部队的情况，使这位同志很快熟悉了部队生活，取得了领导工作的主动权。
1942年春天，刘少奇回延安途经淮海区时，在军分区住了一星期。他表扬第十旅：“你们坚决地‘化’下去了，并且做出了成绩，这很好。根要扎深，花才开得好，果才结得大!”刘少奇还提醒高农斧等分区领导：淮海区是华北、华中两大战略区往来的咽喉，今后斗争将会更艰苦、更残酷，要作好充分的斗争准备。
11月中旬，日寇投入2万多人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分4路向淮海区扑来。不到3个月，将淮海区分割成4大块，新建了140多个日伪据点。根据这一新的斗争形势，淮海地委决定按敌人分的4大块地区，组织4个中心县委、4个武装和支队。高农斧被派任为中心县委书记兼第二支队政委。
高农斧带领支队主力在县、区、乡武装和民兵联防队的配合下，开展了艰苦而又激烈的反“扫荡”斗争。他们夜夜出动，破路、炸桥、袭击孤立的据点，一个星期内，把敌人赶修起来的十字交叉公路大部分破坏，摧毁了敌人“接点连线”的计划。这以后，高农斧率支队开展了拔据点战斗，他还发动县区武装基干民兵采取“冷枪阵”、“土炮战”、“火鸡阵”、“臭狗阵”等策略对付缩在“乌龟壳”据点里的敌人。经过3个月的艰苦战斗，敌人的“扫荡”阴谋破灭了，全部缩回原处，不敢出来骚扰了。
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和艰苦生活严重地损坏了高农斧的身体。此时，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折磨着他。1943年3月底，党组织调高农斧回延安学习。组织的决定，就是为了给他一个休养的机会。
高农斧在新四军里艰苦奋斗、浴血奋战了两年多，经历了抗日战争最残酷的阶段。。到1943年冬，他所在的部队恢复了第三旅的番号，已经发展壮大为整整齐齐的3个团9个营；他所领导的第二支队，这时候组建为独立旅，开赴长江以南的天目山区开辟工作。
高农斧在回延安途中，仍按组织规定，在山东留下了所骑的马匹；在过平汉路时又留下了身边的警卫员。他身背背包，徒步行军。按期返回了延安。回延安后，高农斧进入中央党校二部学习，担任了学员队党支部书记。
高农斧在党校孜孜不倦地学习，认真听取中央首长和教员的教导，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主义理论书籍，读书、做笔记、写心得，政治理论水平大大提高。他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纺线线，是一位肯吃苦、能劳动的生产能手。小组里有一位老同志，体弱多病。轮到他担水时，非常吃力。高农斧不顾自己体弱多病，每次都替他担水，一挑一挑从沟底担到坡上，使这位老同志十分感动。
1944年10月11日，高农斧患了急性肺炎。同志们立即把他送往中央医院治疗。由于身体虚弱，抵抗力极差，加之当时的医疗条件不好，急救无效，高农斧于10月14日逝世。
(王树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