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根深，原名傅海龄，曾用名傅同喜、傅少英、傅一志，1904年12月26日出生于河北省清苑县固上村的一户雇农家庭。
傅根深在苦难中成人，16岁就给地主打短工，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过早地品味了人生的艰难，也炼就了坚强的性格。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村里豪绅们先后剪去了那根悬在脑后的辫子。傅根深就天真地想，该有几顿饱饭吃了。可谁知过后一切依然如故，他失望极了。1926年，北伐战争的炮声临近河北省，共产党员李断武来到了傅根深的家乡，傅根深才找到了真正能帮助劳苦大众过好日子的救星。
在夜校里，傅根深认真地听李断武讲，为什么穷人干活越多，反而越受穷?为什么地主不劳作，反而有吃不完的酒食?他慢慢认识到，苦根在于地主剥削，阶级压迫。他决心跟共产党人“闹红”，积极地参加农民协会，被选为执行委员。在对敌斗争中，他处处带头，被乡亲们称为“闹红领头人”。1926年的麦收时节，他发动贫雇农联合起来同地主斗争，取得了增加工钱和减少租子的胜利。
随后，他又率领农民，查清了地主们把持乡公所多收农民捐税的罪行，整治了那些不老老实实接受教育的地主公子。同年8月，经李断武介绍，傅根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傅根深入党后，发动几个村庄的农运斗争，一扫地主们往日的威风，大长穷苦农民的志气。地主们多次密谋，企图除掉傅根深，数次勾结县保安队下乡抓人，但有贫苦群众的保护，傅根深都安然脱险。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革命形势逆转，各地的反动派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农会积极分子，傅根深被迫流亡天津。在大都市中，他什么脏活累活都干，但始终没有忘记寻找党的地下组织。一年后，他从同乡那里得知党组织又在家乡开始活动后，立即放弃了在天津的活计，回到农村，向地下党组织报到，负责地下交通联络工作，暗中为党组织传送重要的指示和情报，多次受到了地下党特别支部的赞扬。
为了加强东三省的地下党组织，1928年底，党派傅根深到长春从事地下工作。经地下党的安排，他打入敌人第二监狱医务科担任护士兼看守，每日为犯人做些外科小处置。他暗地里广交朋友，积蓄力量，准备进行新的斗争。他主动替别的看守顶班，帮助有生活困难的看守，将一批本质比较好的狱警团结在自己的身边，形成狱中“六兄弟”的小团体，连监狱长都不敢轻视。在经过培养和考验之后，他先后在自己的周围挑选了五名看守警发展为中共党员，成立了长春市第一个伪监狱中的地下党小组，傅根深任党小组长。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的事件发生后，长春危在旦夕。地下党组织指示傅根深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抗日武装，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在傅根深的带领下，党小组的全体成员有的搞枪支，有的趁夜色正浓之时贴标语。几天内，“坚决不做亡国奴”、“把日本鬼子打回老家去”等标语遍布长春市的大街小巷。
由于东北军驻长春的最高长官叛变，长春守军很快不战而降，日军迅速进入长春，傅根深他们搞武装的任务未能完成。长春城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谁言抗日，就有被砍脑袋的危险。一年后，伪满将长春定为“国都”，称“新京”。傅根深在中共长春特支的领导下，组织工人，开展了争取减少工时、改善劳工待遇的大罢工，在第二监狱领导了一起犯人要求改善医疗条件，改善伙食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在日伪白色恐怖下，1933年冬，由于叛徒告密，中共满洲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中共长春特支无法继续单独坚持下去，主要领导人刘作垣、唐吉昆先后被迫撤离了长春。由于叛徒对长春中共特支基层党员情况不十分了解，傅根深主动请求留下来继续工作，上级党组织批准了他的请求。
从1933年至1935年初一年多的时间，傅根深独自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利用自己是看守警的特殊身份，多次救助抗日分子脱离险境。一次又一次的抗日分子越狱情况都与傅根深有关，使敌人起了疑心，伪警部门派人伪装成犯人，监视傅根深的活动。这年3月，敌人认为傅根深确系抗日分子，遂派四名特务到监狱抓人。监狱长要亲自找傅根深问话时，他伪装成有公事须办的样子，在小兄弟们的帮助下逃出了监狱，奔向仍留在长春市内的几名党员家中，并向他们一一通告后，乘火车到了哈尔滨。
满洲省委的机关及联络点已全部撤退，他一连几天都没有找到党。听老百姓讲，黑河一带多有抗日联军活动，他又到黑河，暂时藏身于金矿矿工中，一边做工，一边找党。熬了8个多月，仍然没有找到抗日民主联军的人。傅根深又返回长春，希望从他发展的几名地下党员的口中得到党组织的消息，结果，还是大失所望。1936年底，他只好回到河北省老家找党接关系。
这时的傅根深，比当年受领任务赴东北时成熟得多了，眼光锐利，能讲出许多革命道理，摆出许多新鲜事。没过多久，扛长活的兄弟们又都聚集到了他的身边，抱成个团，革命的烈火很快又在家乡燃起来。县里的地下党组织听说傅根深的情况，派人来庄上调查了解。他又重新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战斗。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看不起抗日民众，一味追求单靠正规军作战，结果在武装精良的日本侵略者面前，连吃败仗。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深入敌后，紧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全民皆兵的游击战。
傅根深在家乡也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队。他以组织统一战线抗日民军的旗帜出现在乡里，走街串户，宣传动员，号召大家有丁者出丁，有枪的出枪，有财产的助财。在保家护院、抗日救国的大旗下，很快有100多名爱国青年报了名，征集到20多支快枪，还有30多支火枪。河北游击军第四路第一大队终于诞生了。
此时，河北沦陷日军之手，成了敌占区。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肆无忌惮地屠杀中国人民。一天中午，一名日本小队长带着两名护兵，骑马从村边过，突然看见几名村里的姑娘在田里干活。鬼子兵淫兴大发，如狼似虎地扑向姑娘们。机敏的姑娘四散逃去，鬼子兵扑了个空。气急败坏的鬼子进村找到村长，坚持索要花姑娘。村长低声下气，好言相劝，被鬼子们吊在房梁上，用皮带打得死去活来。村里的老人们一齐去求情，得到的回答只有一句话：“花姑娘的换!”幸免于难的姑娘们跑到了傅根深游击队的营地报告了此事。傅根深立即带上一、二小队，分两路向村上奔来。午后的太阳晒得人们喘不过气来，鬼子兵打完老村长后，正得意洋洋地等村上人领着“花姑娘”来。不大一会儿，只见村东来了几名身着花衣服的“姑娘”。鬼子看见“花姑娘”已到了村公所屋前，便放下手里的酒，脸上挂着狞笑，迎了出来。突然，领头穿花衣服的“姑娘”从腰间抽出手枪，对准第一个鬼子兵，啪啪开了两枪，第二个鬼子一看情势不妙，急忙往屋内取枪，结果刚转过身去，就被装扮成姑娘的游击队员一阵乱枪射死。鬼子小队长再也不敢反抗，只好举起双手缴枪。只见领头拿土枪的“姑娘”把头上的花布摘下，村上的老人们都惊奇地呆住了，原来他就是傅根深。傅根深一面派人去救老村长，一面抓住有利时机，向群众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他站在村公所门口的台阶上说：“乡亲们，你们今天都看到了，对付这些东洋鬼子，靠讲理、陪笑脸、送东西，是不行的。我们只有拿起刀枪和他们拼到底，才能保住咱们的家园，保护咱们的儿女不被欺侮。”乡亲们听了他的话，无不点头称是。从此，固上村一带的群众抗日热情更加高涨，各庄老百姓积极参与傅根深组织的割电线，破路、挖坑等活动，使小股的日伪军再也不敢轻易单独出来活动，大股的敌人也日夜不得安宁。
1938年春，共产党公开整编了河北的各路抗日游击队，傅根深所在的河北游击军第四路第一大队整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第十支队独立团，傅根深任三营教导员。部队整编后，成为正规军，傅根深随部队机动作战，活跃在冀中平原上。10月，傅根深调任冀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卫生部政治委员。他努力学习医疗卫生及后勤保障方面的知识，要求大家都争取当行家里手。每逢有伤员做大手术时，他总要到场，忙东忙西，帮助医生护士打下手，一直到做完手术。他教育每一位医疗工作者，要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战士，把关怀之情送到每一位伤员的心里。
1941年初至1942年7月，党组织安排傅根深到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学习，以提高他的理论水平和文化知识。入校学习，对于他这个只念过十几天书，因贫困而辍学回家的人来说，是有相当难度的。但傅根深没有被困难吓退，知难而上，每天比别人早起一小时，每夜比战友晚睡一小时，废寝忘食地学习。他从抗大二分校毕业后，又分回了第四军分区卫生部任协理员兼党支部书记。1943年，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成立了东北工作委员会，决定从各部队抽调一批优秀干部，训练后，派往东北各地从事地下斗争，准备随时迎接大反攻的到来。由于傅根深的特殊经历，被选调到晋察冀东北工作委员会受训。1943年5月，他受党的委派，到伪满洲国心脏长春做地下工作。为便于工作，他改原名傅海龄为傅根深。
傅根深到长春后，十分小心地打听到了原由他发展入党的地下党员杨乃山家。从杨乃山谈话中知道，当年抗日的同志都表现很好，虽然几年来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没有向敌人低头，等待着党的召唤。傅根深激动地拉着几名生死与共的战友的手说：“同志们，党一直没有忘记你们，这次就是关内八路军总部派我来这里工作的。”傅根深通过赵俊山的帮助，首先到“新京”火车站行李房当了一名装卸工。他遵照党关于“建立阵地，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配合反攻”的指示，在自己周围逐步建立了一个反满抗日的小圈子，参加的人主要是一同劳动的装卸工。在这些工人中，许多人曾参加过关内的抗日斗争，后因日军野蛮“扫荡”，被迫闯关东的。经过一个阶段的细心地了解和培养，傅根深先后从工友们中发展了王寿清等十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初步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
傅根深在“新京”扎下根后，于1944年初返回晋察冀东北工作委员会汇报了前一段的工作，受到了领导的好评。工作委员会决定增派王永生赴东北协助傅根深工作。
1945年5月的一天，傅根深看到了一张《康德新闻》报，上面报道了“德国战败投降”的消息。傅根深敏感地认识到全面大反攻的时间很快就要到来了。他把王永生从义大铁工厂找来，商量如何迎接大反攻的具体办法。此时，他们无法直接得到晋察冀东北工作委员会的指示，只能靠自己独立思考，决定具体的工作重点。傅根深在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后，对王永生说：“照目前的发展，日本投降为期不远了，极有可能比我们原先预料的要早一些，因而咱们的准备工作必须加快。”
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活动，加快了工作的进展。傅根深亲自到长春市宋家洼子一个伪派出所的工地去当更夫，利用方便条件，很快扩大了地下组织，将一批阶级基础好，政治素质较为优秀的工人团结在自己周围，发展了几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党小组。王永生也积极活动，组织了工人抗日反满小组。傅根深直接掌握的力量有20多名党员，100多名骨干分子。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伪满的军政要员们都急于改换门庭，投靠国民党。傅根深审时度势，指示各党小组“争取主动，多做工作，迎接胜利。”工人们都积极行动起来，准备新的战斗。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傅根深和全国人民一样，喜笑颜开地欢庆胜利。人们多么渴望着从此中华民族能迎来一个和平民主的新纪元。然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要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在东北这块黑土地上，又将展开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
当时，傅根深由于条件的限制，无法得到党的指示，但他懂得，在这场斗争的前夜，作为党派出到东北的地下尖兵，责任重大。他对党员们讲：“我们现在每争取到一分钟，每多做一点工作，多宣传一点党的正确主张，多建立一点群众基础，对将来的胜利都是十分重大的贡献。”
1945年8月17日，傅根深和王永生等人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在东大街东太平楼集中活动，对内称为中共新京支部。三天后，出兵东北的苏联红军占领长春，实行了军事管制。傅根深抓住这个机会，加紧活动，迅速扩大影响，汇拢了多年来失散组织关系的抗日战士，又先后发展了50多名党员。
当时，苏军碍于和蒋介石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规定在长春不准成立其他任何军队，并收缴民间武器。傅根深要求党员们暗中联络，建立了十多个集合点，把要求参军的青年召集到长春市郊外集中编队。傅根深利用从敌伪警察、宪兵手中收缴来的枪支，成立了由共产党员赵哲寒为队长的人民自卫武装，全队有110多人，驻在长春市北朱城子。
经过党组织的安排，8月下旬，傅根深终于见到了担任苏军驻长春卫戌副司令、中共东北委员会书记周保中。9月下旬，在周保中的统一领导下，傅根深又设法通过苏军的中级指挥官，搞到了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1000多支枪，将各地分散的战士集中起来，正式成立了1000多人的东北人民自卫军。起初，部队归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领导，随后改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吉长地区部队(对外简称“吉长部队”)，由晋冀鲁豫根据地派来的刘健民任司令员，傅根深任政治委员。
吉长部队正式组建后，傅根深即带队开往朱城子，进行整训。傅根深亲自为干部战士上了整训的第一课。他在黑板上写着“我们为谁当兵，为谁来打仗”的大字，围绕着这个命题，深入浅出地讲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历史，讲了关内的八路军等许多人民子弟兵来自人民，为人民服务的事情；讲了由毛泽东亲手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许多新战士懂得这支人民军队同所有旧军队的区别。部队边整训，边同敌伪残余势力作斗争。根据周保中副司令的指示，傅根深等人又接管了一大批原日本关东军的仓库，部队每个连队都装备了三挺机枪，营里装备了重机枪，组成了名副其实的火力排，吉长部队的装备得到大大改善。同时，他们还为即将开赴东北的八路军搞到了1000多挺重机枪，一万多支三八步枪和大批弹药、军需物资，确保了后续部队到达东北后即可扩军。为了进一步牵制敌人势力的发展，吉长部队在傅根深的率领下几次转进，收缴反动武装的武器，并在村镇建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使长春周围的敌伪残余势力未能形成气候。
1945年10月，苏军准备从长春撤走，国民党东北行辕派人接收长春，并空运了原日伪军队“铁石”部队18万人进长春。汉奸姜鹏飞到处收编旧部，组织各地的土豪劣绅成立民团，企图同东北人民自治军抗衡，迎接国民党军队抢占东北。
此时，中共中央东北局从三五九旅、抗大、中央党校等单位组成的挺进东北干部大队，抽调了一批有战斗经验的军政干部充实东北人民自治军，吉长部队也调入了一批老八路，刘春光、郭文献、张文等分别担任了副政治委员、副司令、参谋长。部队还建立了政治部、参谋处、供给处，设有四个战斗营，发展壮大为32个连队，4000余人。傅根深依照陈云关于“远离城市，建立根据地，把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壮大这支部队”的指示，到双城堡一带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在斗争中锻炼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吉长部队的发展与壮大，对国民党长春反动当局威胁很大，特别是由吉长部队控制的日伪军用仓库中的一大批武器弹药更令敌人垂涎三尺。经过一番策划，敌人把各地的武装匪徒拼凑起来，对吉长部队不断发动骚扰攻击。傅根深率领部队，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
12月初，国民党地下先遣军在怀德县杨大城子秘密策反了吉长部队冯光生团的两个营，经过激烈战斗，冯光生率警卫连和团部冲出驻地，向吉长部队求援。司令员刘健民命令副司令员郭文献率领一营加强一个火力连，去冯光生处平叛，一个奔袭打得叛匪措手不及，一举攻下杨大城子，迅速恢复了冯光生团。
12月12日，国民党收编武装土匪2000多人，突然向吉长部队二营驻地长岭县城发动进攻。二营营长罗勇标指挥仅有的一个连兵力退到城内的烧锅大院，固守待援。傅根深接到报告后，立即决定调回开展农村斗争的部队，以防敌人有更大的动作；命令通信班给在德惠开辟工作的刘健民司令员报告情况，请他率部队速返双城堡。他从司令部现有的三个连兵力中抽调出一个连队，随他前往长岭增援。刘春光和李钦哲两人决意要替政委率队前去解围，大家明知前去增援要走100多里路，沿途土匪猖獗，一个连的兵力又少(可又不能再调更多的兵力)危险很大。三人争得脸红脖子粗，互不相让。傅根深最后决定说：“我是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又是早就到关外来的人，道路地形都比你们熟，我去，你们看好这些武器，责任也很重大。万一我有什么不测，你们一定要做好迎击敌人的准备。”
次日清晨，傅根深率领第四连130人，分乘几辆大马车抵达长岭县以南六里的拉拉街屯南甸子，突然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阻击。傅根深命令战士们从马车上跳下，展开队形，沿着水沟排成散兵线，向敌人还击。起初，这股敌人以为对方是一般的工作队，准备捞一把，谁知枪声一响，对方井然有序地展开战斗队形，而且机枪火力猛烈，知道是遇上八路的正规部队了，于是慌忙逃往屯里，依托民房和土墙同我军对抗，同时急忙派土匪骑马奔向长岭县城，向正在进攻烧锅大院的土匪头们报告。驻县城的匪首们正兴高采烈地督战，听说吉长部队来了援兵，慌作一团，又听说增援的部队只有百多人时，又一个个叫嚷着“援军也吃掉”，派出300骑兵为核心的匪军，分东西两路，杀向傅根深所率的援军。土匪仗着人多马快，散开好大一个扇面，一边嚎叫着，一边挥着马刀扑来，很快冲到了离部队仅有30余米的地方。就在这紧要关头，只见傅根深一面指挥部队射击，一面抓起一挺轻机枪，挺身站在雪地上，高声喊道：“共产党员跟我来!”随即猛扣扳机，向敌人扫去，冲在前边的土匪纷纷中弹落马。连长、排长和党员也都像政委一样，把生死置之度外，用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弹雨夹着爆炸的火光，戴狗皮帽子的土匪马队被打了个七零八落，侥幸未死的拍马向后逃去。枪声渐渐停了下来，傅根深见敌人的第一次冲锋已被打退，立即调整了队形，大声对战士说：“同志们，不要一见敌人马队就心慌，要沉住气，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战士们听到了打敌人骑兵的秘诀，都镇静下来。土匪一次又一次冲上来，每次总是扔下一具具尸体退了回去。傅根深在战斗中，一边指挥，一边不停地鼓舞士气，战斗一直进行了八个多小时，但由于敌我双方的兵力相差悬殊，傅根深身边仅剩下几名战士。他对战士们说：“我们能多打一分钟，就会为刘副司令率大部队来支援我们夺取最后胜利赢得宝贵的时间，我们决不做临阵逃脱的怕死鬼。”不久，土匪又策马冲了上来，傅根深把最后的子弹压在机枪里向敌人射去，突然一排子弹穿过了傅根深的胸膛。这位党的优秀干部，农民的儿子，为了东北人民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荆南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