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玉良，原名曾维林，１９１４年出生于河南省固始县祖师乡杨楼村一佃户家庭。
１９２７年的一天，杨楼村来了扩充红军的宣传队，年仅１３岁的曾玉良扔了地主的放牛鞭，偷偷顶替了大哥曾维贵参加了红军。１９３０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随红四方面军战安徽六安，征湖北枣阳，进河南新集（今河南省新县城），西进四川强渡嘉陵江、守包座……艰苦的斗争岁月，把他锻炼得长枪短枪百发百中，指挥作战勇猛顽强并有了些名气。１９３４年９月，任红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到部队中选司令部参谋人员时，看到任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第二六五团（又名夜老虎团）第二营的营长曾玉良是块好料子，便将他调到身边，当了作战参谋。随后曾玉良跟随李先念血战河西走廊，转战新疆。苏联驻新疆顾问翁捷耶夫曾戏言李先念说：“多亏你选了个好参谋，要不，要打通与我们援助中国抗战路线的两万多人的西路军，连４００人也不会留下。”１９３８年２月的一天，国民政府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得知曾玉良想学马术绝技，便送曾玉良、周纯麟、赵海丰等到喀什骑兵团，跟苏联哥萨克骑兵马术专家萨哈诺夫学习骑兵战略战术。
１９４０年２月７日，中共中央驻地延安，晴空万里，几朵白云漂浮下的革命圣地，阳光灿烂，到处回荡着陕北民歌信天游。延安的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欢迎西路军历经艰险胜利归来的标语。
上午１０点，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招待处，任西路军返回延安合成营营长的曾玉良，即将整完队，准备接受首长的接见。随着汽车喇叭声由远而近的停止，曾玉良想都没想到从车上下来的竟是毛主席、朱总司令，以及陈云、邓发等中央首长，一时热泪模糊了双眼仍不顾得擦，使劲地鼓掌。曾玉良看到毛主席微笑着，边鼓掌边招手，健步径直向自己走来，忙快步走上前去，双手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禁不住颤抖着声音连声问好！
“你就是那位倒背《骑兵操典》、《马术训练》的曾玉良吧！”主席开门见山地问。
“毛主席，您日理万机，怎么知道我的这些情况？”曾玉良随口问。
“不光知道这些，还知道你在新疆喀什骑兵第四十八团，跟苏联哥萨克骑兵专家教练萨哈诺夫学习骑兵战略战术的细节情况。还有你们协助国民政府新疆边防督办、中共党组织粉碎英帝国主义企图分裂民族、颠覆新疆的阴谋！……”
听到这里，曾玉良猛然明白了：怪不得毛主席知道得那么清楚，陈云、邓发首长曾先后在新疆任过党中央驻新疆党代表，我常向他们汇报情况；在元月１１日组成西路军返回延安合成营前夕，接续党中央驻新疆党代表的陈潭秋，曾将我和西路军合成营的领导干部人选的履历的详细情况提供给了中央军委参考……
毛主席在和指战员们的亲切询问交谈中，不知不觉地抬起了头，讲起了抗日战争、抗日局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华北战局，似乎将凝重的目光，穿透崇山峻岭、碧空，投向了华北硝烟弥漫的战场，他向全体官兵严肃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我国土，杀我同胞，侮辱我民族，妄图依靠装备精良下强大的步兵和快速部队，灭亡我中华民族！……”
听到这里，曾玉良浑身热血沸腾了，他忘记了主席在讲话，拨开围着主席听讲话的战友，用手猛地将帽子向上一推，声音铿锵地说：“报告主席，我要用学到的哥萨克骑兵马术建设起一支中国的哥萨克铁骑部队，将妄自尊大的日本鬼子彻底击败！”
“好！在我们新中国阅兵的方队里，希望能够看到威武、雄壮、强大的中国的哥萨克骑兵部队！”
谁也没有想到，中国甚至世界军事史上亘古未有，最高军事统帅与普通骑兵战士共建“哥萨克骑兵”的“协议”，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偶然诞生了！同时，却引出了一支刘邓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骑兵团——“中国的哥萨克骑兵团”，被晋冀鲁豫人民称为“黑马团、白马团”的一首骑兵战歌。
为上前线望穿了双眼的曾玉良，１９４０年２月２５日终于盼来了在新疆相识的中央领导邓发。“走，出发吧！”邓发说。“到哪儿去？”邓发浓眉下的双眼狡黠地转动着：“你学到了绝技，还看不到？”“……”一句话，曾玉良被打懵了。“走，让你看看是到哪儿去！”邓发领着他径直去了抗日军政大学。
半年后的８月１６日，曾玉良从抗大毕业跨出大门口的一刹那，他突然明白了：邓发把他领到抗大，是要他通过抗大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抗战的理论，在实践中带上望远镜和显微镜。他现在要去的地方就是华北抗日战场，任务是击败日本侵略者在华北的快速部队。
１９４０年８月１８日，曾玉良在山西和顺县石拐镇列席参加刘伯承、邓小平召开的第一二九师参与百团大战三路突击部队指挥员会议后，被命令接替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骑兵团副团长徐国夫。曾玉良当日即赴冀南地区的堂邑、宋家、郑家一带，开始了施展才华的战斗。
百团大战使华北日军受到严重打击，日军遂加紧调整部署，回师“扫荡”华北，使驻华北的日军人数达全部侵华日军的７０％以上。在这严峻形势转折的关头，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５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命令曾玉良接任骑兵团团长。
１９４０年深秋的夜，已经寒冷了。长征路上就相识的第三十军司令部秘书、经河西走廊血战来到骑兵团当政委的况玉纯，悄悄来到曾玉良的窗前，透过格子窗，看到摇曳的灯光映照着曾玉良浓眉下熬红的眼睛，桌子上堆放着《骑兵操典》等和毛主席的许多军事著作，以及写就的训练大纲。看到这种情形，况玉纯不知不觉来到房间，劝他注意休息。看到况玉纯来了，曾玉良招手请他坐下：“老伙计，你知道，我们骑兵团的活动越来越困难了。刚才，四连连长韩永正为不能骑马、穿军衣公开活动、打仗报仇，难过得哭着走了。如果我们不加强以‘快’为目标的侦察、通讯、作战训练，提高部队活动能力，我们５００余战骑的骑兵团就会被困死，或被敌人消灭啊！”
况玉纯点了点头：“看你累的，别再制定新的训练大纲，将你在新疆跟苏联哥萨克骑兵马术专家萨哈诺夫学的绝技，直接传给部队不就行了吗？”“那，不中——”曾玉良站起来介绍道，“哥萨克民族世代生活在俄罗斯的顿河、库班河流域，自古就以性格粗犷豪爽、善骑射著称，特别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哥萨克马术同其他民族相比，尤为强悍。但是照搬过来，对付日本侵略者发动现代战争下的飞机、坦克、汽车、骑兵等多种快速部队和公路、铁路、交通壕沟纵横成网的残酷封锁，能行吗？而且我们一茬又一茬入伍的骑兵战士，大都是中华汉民族，农耕务桑，长期形成勤劳朴实的性格，与日本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的敌人相比，我们存在着较大的人员素质差距……看到咱们师长、政委于去年９月将骑兵团的连队编为黑马连（一连）、红马连（二连）、白马连（三连），又花费那么多心血进行整顿，将部队交给咱俩，不将它建设好，有愧于师长、政委的重托啊！”况玉纯听着曾玉良动情的解释，感到老伙计在做一件大事，不知不觉地掂起２００多页的《骑兵马术训练大纲》和司政后机关的《论战术侦察、通讯训练、敌情分析、后勤战马管理》等训练大纲和提纲，握住曾玉良的手，近一米八的汉子眼睛发酸了。
“政委，部队思想教育没有你，就要散架，你的担子也不轻啊！”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在训练动员的大会上，曾玉良公布了训练内容：（１）飞奔的马上练习独立。（２）两骑兵在奔驰的马上抬杠子，一个人在杠子上做骑兵各种攻防动作。（３）行进的马上倒立不歪不晃。（４）在两匹行进的马上劈刀，各种武器射击。（５）飞奔的马上，准时间、准地点飞跃翻身上墙、攀房。（６）飞奔的马跃壕沟、过独木桥……
听到曾玉良念的训练大纲，一连班长郭永秀头轰地一家伙：这哪是骑兵马术？这不是马戏团的马术吗？——他不信部队能学会这套把戏：“团长，你试试，行吗？”
一声呼哨，一匹雪青马呼啸着来到面前。曾玉良趁势一跃而起，坐在马背上，一抖缰绳，两脚一磕马肚，雪青马飞奔起来。他在马背上直立、倒立、跨上跳下，直到在飞奔的马上步枪、手枪、机枪全部百发百中……在一旁因胆小被称为“小菜包”的刘银魁，看了直咋舌：我的妈呀！平常练劈刀，还常将马屁股砍得血流胡拉，这下我更不中了。
看到战士们有畏难情绪，曾玉良说：“由难到不难，除了人的主观因素外，主要是靠无言的战友——战马配合训练。要叫战马配合训练，就要让战马成为生死朋友，就要在喂、养、训中交朋友，即一喂、二养、三训、四交朋友。一喂，就是马草铡得不能过寸，料豆煮得不软不硬；二养，就是战马上槽喂时，马与马之间的缰绳拴得长短一致，以免有的吃得多，有的吃得少，影响战马的体质；战马下了战场，坚持为战马擦鼻、洗脸、全身刷洗，饮马的水要清澈见底，四季水温要适宜。遛马后，坚持‘吊马’（即战马拴在一条粗绳上，都抬头站着，锻炼四肢的耐力），坚持‘淡马’（即每月用盐水喂马一次，让马多喝水，通便去火）；三训，就是先学训性格温和的马，再训烈马，后训没有装鞍辔的骣骑（培养人勇猛的性格）；四交朋友，就是在喂、养、训中爱护战马，和战马通融感情，成为生死朋友。”“通过以上训练，综合个体（战马与人）要达到：上了战场要攻如闪电，撤如疾风。不能充分发挥骑兵战略战术的，要坚决调离骑兵团（因骑兵享受步兵团级干部才能骑马、连级干部才能穿大衣，装备的长枪、短枪、马刀都较齐、较好。干部都是从各部队抽调的精兵强将和行家里手）。战马经过训练，在战场上，要辨别敌军、友军；关键时刻，战马自动救主人，叼、驮负伤或牺牲的主人。这就是以严要求，以快制敌，以猛取胜的中国的哥萨克骑兵部队！”
“团长，那我们骑兵团能战胜敌人的封锁沟和敌人的飞机、大炮吗？”第三连连长吕兆清问。曾玉良一声不吭，又拉过一匹没有装鞍辔的骣骑，那马又踢又咬。他趁战马分神弹踢之机，纵身跃上战马，战马忽地跃起前蹄，想甩掉他。他一手抓鬃，另一手照马头挥掌打下去，那马疼得咴咴叫着旋转起来。待它转够了，曾玉良一抖缰绳，两脚一磕马肚，刷地抽出战刀，战马驮着曾玉良呼啸着冲过十多米宽的壕沟。前蹄刚一着地，曾玉良手起刀落，碗口粗的马桩“咯嚓”断为两截。
曾玉良完成一套无懈可击的动作，纵马回到主席台前。忽然，曾玉良大叫一声，仰身倒地，双目紧闭……指战员们“嗡”地一声，围了上去。雪青马闻声咴咴叫着也跑过来：用前蹄轻轻踩踩他的胸口——不动，接着用嘴拽掉曾玉良的鞋，又揪掉袜子，用舌头轻轻舔起他的脚心来。曾玉良脚心痒得忽地坐了起来。战友们报以热烈掌声，明白了曾玉良一个多月就将烈马训成了朋友，这是他在启发激励战士去训马呀！大家一致欢迎他讲哥萨克骑兵是怎么回事，曾玉良对着全团指战员高喊：“同志们！全团指战员和司政后机关，旨在建设中国的哥萨克铁骑部队的全面整顿训练，即将开始！我们要生存，要拯救苦难的中国人民，就要不怕吃苦，不怕困难地按训练大纲去做。通过全体指战员刻苦训练，依靠我们团培养出来的侦察千里眼、通讯顺风耳，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聚得拢、拉得出、打得胜、走得脱。不要说飞机、大炮，什么样的敌人，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这，就是刘邓首长的‘黑马团、白马团’——中国的哥萨克骑兵！”说毕，曾玉良带头唱起了《铁骑战歌》……
指战员们跟着曾玉良齐声唱起来。歌声回荡在古老的大地，雄浑的华夏儿女的心声，在和祖国的脉搏一起跳动。
“小菜包”刘银魁落泪了，他跟着大家攥起了拳头……
曾玉良率骑兵团在实战训练中，于１９４１年５月４日包围了山东故城郑家口，稀里哗啦收拾了两个日军据点，协助地方部队掩护群众破坏沟墙６０多公里，拓展了骑兵团的活动范围。８月，又攻克了高唐、夏津两座县城。“小菜包”的马术长进最快，在战斗中生擒敌军官两名。高唐、夏津一些汉奸被吓得跑到津浦路东的据点里向日军报告说，八路骑兵团里来了个四只眼的团长，能像孙悟空一样，不用的时候，将骑兵团变没，用的时候，撒满天下……弄得日伪军人心惶惶，恐怕眼前突然出现一个手持战刀的八路骑兵。还是他们的“老总”冈村宁次思维清楚，严厉命令特工队监视骑兵团的举动。一天，拥有３０００兵力的第八混成旅团旅团长松山次朗垂头丧气地报告说，他包围曾玉良骑兵团的“网”被撕破了。参谋长安达说：“骑兵团的战术大大的厉害，要消灭，下步的打好。只要津浦铁路没事就好！”看，他还恶狠狠地安慰部下呢。
这话说罢不久，１９４２年４月６日，山东故城有日军２００余人的重要据点武官寨又被敲掉了。成立于１９３９年４月的日军第三十五师团的特种兵部队再也坐不住了，特别是以“骑王”著称从不服输、有千乘战骑的第三十五师团骑兵联队长中野吉三大佐，再也按耐不住了，再三坚决要求与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骑兵团对垒。
日本华北方面军在部署“１９４２年肃正作战计划”中，考虑了第三十五师团骑兵联队长中野吉三大佐的要求。日军实战部署原始军事史录是这样记载的：“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全部五个大队，部署在武城以北上龙华地区；第三十五师团的六个大队部署在濮阳附近；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两个大队，部署在武城以西垂杨镇附近；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的三个大队，部署在曲周附近……”
日本军阀对煞费苦心炮制出来的作战方案，十分高兴得意。１９４２年４月上中旬，在具体实施的方面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其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为达到将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曾玉良的骑兵团同冀南党政军机关一网打尽的目的，曾亲自召见第三十五师团师团长前田沼，缜密地说：“我等为天皇陛下圣战，应通盘考虑总结胜败规律。铁壁合围的前期如不能将曾玉良的骑兵团剿尽，而在后期，你们绝不能遗留后患。”其参谋长为表示决心，还将一柄刻有日本天皇阴文手迹“圣战”的战刀转赠给参战的大佐中野吉三。
于是，在华北堪称中日骑兵最高水平的决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１９４２年４月２９日凌晨，骑兵团正在故城县郑家口西南兀兰屯进行紧张训练。曾玉良和政委况玉纯站在一座土砖窟上指挥骑兵操练，突然发现日军的“铁壁合围”，马上意识到这是日军有组织、有预谋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三分钟的短暂时间，全团在曾玉良的指挥下集合完毕，放弃突围，为解救冀南党政军机关和群众，直奔武城县以西的十二里庄。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到师部开会了，主持工作的军区参谋长范朝利和政治部主任刘志坚见骑兵团主动到达，非常感动，立即决定由军区新七旅、特务团断后，曾玉良、况玉纯率骑兵团引导、掩护机关和群众突围。
当曾玉良率骑兵团沿卫河西岸向南，突破日军步兵重重包围，引导掩护机关和群众快要脱险时，在大辛庄地区遇上了要与骑兵团决一雌雄，并要加以消灭的日军骑兵部队。
望着天际滚滚尘暴中沉雷般轰响的大批日军骑兵部队，曾玉良短而黑的浓眉缩成两点，架起望远镜观察：敌众我寡，取胜没有把握。稍遐思间，殿后的军区部队与敌的拼杀声，以及两翼敌人包抄的呼喊声，很快使突围的人群骚动起来——后勤部政委以为突围不出去了，将拉出弦的手榴弹紧紧握在手里；曾玉良座下的雪青马似乎也感到生死迫在眉睫，惶恐不安地引颈长啸……曾玉良见到严峻的时刻到来了，将帽子向上一推，眼光环视了一下周围的地形，同况玉纯耳语几句，他又甩帽——解衣襟——掏枪——抽刀。被战士们戏称为“四只眼团长”的曾玉良，黑而红的脸紧绷着，阔嘴紧闭着。全团人马及冀南党政军机关和群众的生死存亡，就在曾玉良此时的一举一动。
中野吉三率队由远而近，逐渐看清引导突围的骑兵团满打满算不足３００人，以为已经被歼近半——此为囊中之物不在话下。早就耳闻曾玉良马术精良的他，为天助立功升官良机高兴得哇哇直叫，让翻译官传达要与曾玉良比赛马术，并乘机斩毙曾玉良的旨意。
曾玉良见日本鬼子时走时停，已完全进入机枪有效射程，随即一声令下，埋伏在阵前横沟里的第二、四连十二挺机枪一齐开火。日军骑兵突然遭到痛击，阵脚大乱。曾玉良见机不可失，便鸣枪下令，摧动战骑，抽举战刀，呼喊着掩杀过去，直取中野吉三。
阳光下，曾玉良头光光，战刀雪亮，脱去衣裳露出黢黑油光的脊背，闪烁着更光亮斑驳的伤疤。
身体短粗标准的日本军人中野吉三愣过神来，见呼啸着冲杀过来一位骑兵黑汉，从相貌传闻得知是遇到了对手，急忙挥刀迎战，却立即被曾玉良泰山压顶般的战刀压下。不几个回合，天皇的战刀便杳无踪影。中野先是遇到机枪扫射丢了威风，又见到猛相十足的曾玉良，犹如魔鬼见了钟馗，又怵了三分。经决斗，丧失了魄力的他只想早点逃之夭夭。不消一刻，日本骑兵便被冲过来的八路军骑兵团杀得溃不成军。两翼包抄的日军步兵，见劲旅骑兵遭歼，遂望风而逃。
不几天，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从山西师部开会回来，听到骑兵团决死营救冀南党政军机关和群众的情况，含着眼泪，拉着曾玉良的手表示谢意，同时依依不舍地传达了刘邓首长的指示：骑兵团配合军区部队，扫清冀南与冀鲁豫军区边界的日伪武装，进入冀鲁豫战场。
一个残垣断壁、烟熏火燎的小村庄外，忽然来了一支身穿八路军服装的骑兵部队。这是１９４２年１２月的一天，曾玉良率骑兵团来到冀鲁豫边区内黄县的南丈堡村，没有一个老百姓出来迎接。曾玉良率团干部向房屋较完整的一个院子走去：院子里趴着死人，饿死的婴儿紧紧抓住死去母亲的胸部，饿死的老人只剩皮包骨头。临近死亡的幸存者在床上躺着咧嘴苦笑，算是“隆重的欢迎”。曾玉良想给他们安排点吃的——灶火早已熄灭，锅里是残剩早已干了的树皮。他和团干部都禁不住捂着眼睛哭了。这是万恶的日本法西斯１９４２年“四一二”大“扫荡”，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罪证！
曾玉良和指战员心情一样，再也按耐不住了，在军区首长的安排和指示下，曾玉良率骑兵团给予残害人民的日伪顽杂予以狠狠打击。
群众没吃的，部队饿着肚子先后将前来试刃的伪军孙良诚、赵云祥部，予以歼灭性打击；１９４３年３月９日，曾玉良指挥部队同第四分区第二十一团一起将窜扰长垣大、小索庄的伪军邵鸿基部赵子安率领的千余人反动武装聚歼。一天，曾玉良找到况玉纯说：“咱们每到一个地方，都是草光、粮光、水喝干。就这样，人民群众吃草根、树皮，节俭粮食供应我们，还给我们牺牲的战马修‘战马坟’，真叫人感动。没有战事，我们不能在这待了。”“到哪去？”“到哪去？像《游击队之歌》唱的，到敌后打游击，到沙区参加救灾”。就这样，骑兵团暂时离开了最困难的滨河县（现划归濮阳），这时是１９４３年４月。
１９４３年５月，第一二九师首长看到曾玉良率部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战胜了日伪反动武装，并到滑县以北濮阳以西沙区救灾和山东东明、莘县敌后作战，渡过了冀鲁豫边区连年灾害粮荒的难关，为骑兵团的发展壮大予以大力支持，先后将冀南军区新七旅骑兵连和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骑兵连调归骑兵团指挥。
曾玉良率骑兵团转战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正是国民党反动派酝酿发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时期。随着国民党调集５０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准备大举进攻，与之遥相呼应的国民党第二十八集团军总指挥李仙洲部和刚投降日军的伪第二十七军军长杜淑部数万人，同时向冀鲁豫边区东侧的曹县、单县、丰县和西边的滑县、卫南（现划归滑县）发动全面进攻，妄图一举摧毁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冀鲁豫边区党政军首长面对前后夹击的严重势态，毅然决然在两地同时发起两大战役，以鲜血和生命保卫人民，保卫边区根据地。
１９４３年７月１０日，为骑兵团分兵参战忧虑的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根据曾玉良已将骑兵团指挥员训练得分兵参战同样取胜的建议，兴奋地决定，曾玉良率第一、三、五连，参加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组织的反击李仙洲部战役；况玉纯和王玉珂参谋长，率第二、四、特务连，参加军区政委苏振华、参谋长阎揆要组织的卫南战役。在骑兵团出征前的誓师大会上，曾玉良用坚定、洪亮的声音，字字蹦着喊：“同志们！让我们在两个战场上同时高唱我们的《铁骑战歌》，‘快快地跨上战马，举起战刀……所向无敌，永远是我们的铁骑兵’！”
被军区政委苏振华、参谋长阎揆要关注的骑兵团政委况玉纯、参谋长王玉珂，见多识广，足智多谋，指挥骑兵团指战员于１９４３年７月２５日顺利地进入卫南战役；７月３１日，配合第四分区第二十一团，一举攻克瓦岗集；８月２日，步骑结合，充分发挥机动灵活、勇猛顽强精神，打援中歼敌近千；至８月１９日胜利完成了军区首长赋予骑兵团的任务。军区首长苏振华，军分区首长张国华、赵东寰等，称骑兵团指挥员“个个具备曾玉良的才能风范”。
曾玉良和团政治处主任李庭桂于７月１２日冒着盛夏酷暑，到达山东菏泽县贾寨集结点，参加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召开的东线动员大会。７月１５日，配合军区第十九团、第二十团、第二十一团，一举包围了天官庙南的陈庄李仙洲总司令部，及敌第二十师、第三十师……
１９４３年８月２２日，是一个天色阴暗的日子，李仙洲部在冀鲁豫军区部队的打击下，向陇海铁路南撤去。担负追击任务的骑兵团，在曹县后张楼遇到顽军傅同善部的阻击。对于这股匪顽，曾玉良想，自己指挥攻击，不费吹灰之力取胜。但是，他想的是如何进一步提高指挥员的能力，引导大家发表步兵，步、骑结合不同情况下，哪种代价最小，各抒己见，以利不断提高部队指挥水平和实战水平。不幸，他在村北组织实施时，中流弹当场躺在血泊里……临终，他从怀中掏出珍藏的１９４０年２月１０日延安《新中华报》说：“这是毛主席交给我建设中国的哥萨克骑兵部队的任务，我没有完成，请转交给政委，还有一封家信……”说完与世长辞。时年２９岁。
同年９月初，骑兵团东、西线参战部队会师祝捷于滨河县武寨（现划归濮阳），闻听曾玉良牺牲的噩耗，无不悲痛落泪。政委况玉纯收到曾玉良转来的遗物、家信，在致悼词时泣不成声：“老战友，你老是说‘我没有家，家，就是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纷乱的中国，你想的是解放全中国呀！”况玉纯哭泣着介绍到，曾玉良在家信中说：“毛主席及中央军委首长，赋予我建设铁骑部队的重任，并说在新中国成立后阅兵的方队里，观看我们参加阅兵……”这时，军区、军分区及各界群众，无不悲痛、惋惜万分。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闻讯指示，一定要安葬好烈士，同时命令骑兵团第五连支部书记马书龙带一个加强排的武装力量，将曾玉良的灵柩远涉数百里，从山东曹县后张楼迁葬到华北建得最早、规格最高的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烈士陵园（后迁到滑县城关）。骑兵团全体指战员高举杨得志司令员题写的“铁骑雄风”的旗帜，发誓为团长报仇：在为实现团长曾玉良建设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中国的哥萨克铁骑部队的遗愿里，曾玉良的老搭档、战友况玉纯政治、军事两副重担一齐挑，直到１９４５年２月骑兵团被中共中央平原分局命名为“哥萨克骑兵”后，仍任政委兼团长；将悲痛的眼泪流到心里的“黑马团、白马团”的铁骑健儿们，在继续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斗中，共攻克县城８座、敌据点８０多处，歼敌３６０００余人，击毁敌汽车５５辆，缴获各种大炮８门、机枪３１４挺、步枪冲锋枪２１０００余支、战马６７０余匹，弹药不计其数。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骑兵团以团长曾玉良为首的９４位有名籍的烈士，长眠安息在晋冀鲁豫大地；那些牺牲在这块大地上，被长垣金寨和河北、山东及其他地方的人民祭修起“战马坟”的战马，永远奔驰冲杀在人民的记忆中！
（高俊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