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夷，原名郑贻进，仓夷是他当新闻记者的笔名，１９２１年生于新加坡。共有兄弟姐妹七人，他为兄长。清朝末年，由于家乡兵荒马乱，抽丁派税，难以度日，其祖父忍痛变卖家产，携带全家背井离乡到马来亚，以种植橡胶园为生，后举家迁徙新加坡定居。仓夷虽生长在异国他乡，但祖辈那种对祖国的眷念之情，在他幼小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当仓夷念初中二年级时，抗日战争爆发了。年仅１６岁的仓夷，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国心，与父母商量准备回国参加抗战。他恳切地对父母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起初父母和女朋友朱秀金不大同意，经过他多番说服请求，深明大义的父母终于同意了，并对他说：“你回国参加抗战是对的，我们大家都同意了，但你与朱秀金订了婚吧！这样也算了结父母的一桩心事。”仓夷匆匆与朱秀金举行订婚仪式，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登上了意大利邮轮启航回国。朱秀金专程赶往码头送行，彼此依依惜别。
１９３７年，仓夷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他先是在南京、上海、武汉等地流浪。这个海外赤子不仅得不到一点儿的温暖，而且还处处遭到冷遇和白眼。特别刺痛着他的是国民党对内屠杀、对外投降的反动政策，使他逐渐认识到要挽救祖国危亡，不能指望国民党，而必须依靠进步力量。于是，他在１９３９年辗转来到了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１９３９年４月，他任《救国报》和民族革命通讯社记者。次年冬，他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１年１月，他转任《晋察冀日报》和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的记者。
在晋察冀边区工作七年的艰苦岁月里，他从冀中平原到雁北山区，从民主繁荣的老根据地，到荒凉凄苦的无人地带，从滹沱河到大清河，从胭脂河到桑干河……足迹踏遍了晋察冀的荒山和沃野。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在枪林弹雨中采访；经常深入到各区、村和干部群众中去，和抗战军民结下了生死的战斗友谊，写下了大量有血有肉、动人心魄的报道及通讯。他所写的《平原青纱帐战斗》、《平原地道战》、《幸福》、《婚礼》、《爆炸英雄李勇》、《反扫荡》等许多通讯和报告文学，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产生了积极的反响。１９４２年冀中五一反“扫荡”斗争中，他始终活跃在最前线，采访对敌斗争的模范连队，写出了《纪念连》的连续报道，在《晋察冀日报》上连载。这篇报道对于鼓舞民众的抗日斗志，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此，他获得冀中军区首长的嘉奖。
七年艰苦的记者生涯，使仓夷成长为一名深受读者爱戴的优秀记者。１９４６年解放区选举人民代表时，他被选为察哈尔省代表。不久，新华社总社任命他为特派记者。这一年，应读者的要求，仓夷从许多通讯报道中抽选出《劳动美化了大地》、《诗》、《婚礼》、《冬学》等篇章和一组副题为《反“扫荡”片断》的特写文章，汇编成《幸福》一书。周扬为该书写了《前记》，称赞说：“作品正如作者一样年青活泼，充满清新朝气，给予人一种衷心的喜悦。”“仓夷同志是晋察冀边区最年青最优秀的新闻记者与报告文学作者之一。他是完全在群众革命的火焰中成长锻炼出来的。”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被迫签订了《双十协定》，１９４６年１月发布了停战令。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在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并建立了新华社北平分社和《解放》三日刊。２月，仓夷奉命来到北平担任记者。
到蒋管区工作，对于仓夷来说是一项新任务。起初，他对敌斗争的方式还比较简单。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不但想尽各种办法阻挠《解放》报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限制记者的活动，并在宣武门外“方壶斋”九号（《解放》报社址）周围布满特务，跟踪记者的行动。对于特务的无耻行径，仓夷轻蔑地瞥他们几眼，有时索性停住脚步，对他们怒目而视，弄得特务欲“跟”不敢，欲“溜”不成，处境尴尬。后来，他感到也许特务对他这个公开的记者不敢怎么样，但却会去迫害与他接近的进步人士，于是他很快就学会多种斗争方式，巧妙地甩掉“盯梢”，或者给特务摆上“迷魂阵”，以突破敌人设下的种种障碍。
作为一名正直的记者，仓夷对于一切破坏和平的行径，敢于挺身与之斗争。有一次，他在路上碰到特务正在殴打一个叫卖《解放》报和《民主星期刊》的报童，报纸被撕坏扔了一地，特务还威胁着要把报童带走。仓夷这时立刻赶上去，斥问特务：“《解放》报是国民党政府同意发行的，为什么你们又在这里捣乱？！”周围群众也纷纷对特务提出责问。那个特务一看风头不妙，就收起那副凶煞相，夹着尾巴溜了。还有一次，仓夷和许多中外记者去参观关押日本战犯的监狱。进去一看，他吃了一惊：许多国民党记者竟和日本战犯亲热地握手，还亲昵地向这些刽子手嘘寒问暖。于是这些杀人犯乐了起来，重又露出一副狞笑。甚至在“审问”时，一个战犯竟敢放肆地狞笑。这时坐在记者席上的仓夷，目睹国民党一帮人丢尽国家尊严的场面，霍然拍案而起，对着那个战犯怒斥道：“你笑什么？你们被中国人民战败了！你们欠下了中国人多少血债，这笔账你们必须用血来偿还！……”仓夷尊严的话语、凛然的气度，使整个法庭的气氛为之一变。那个战犯立刻低头垂手，国民党法官也个个呆若木鸡。
１９４６年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撕毁了停战协议，向解放区进攻，对各大城市实行恐怖政策，无理封闭新华社北平分社和《解放》报及７０多家报刊，仓夷也被迫从北平撤回张家口。７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向冀东解放区的安平镇发动了直接的武装进攻，还造谣说：“解放军攻击了美军。”消息传来，全国震动。为了弄清真相，军调部成立了第２５执行小组。仓夷奉命由张家口乘机去北平，参加小组采访工作。他们到了飞机场后，正要登上那架飞往北平的班机，一个美国飞行员却谎称这架飞机已经没有降落伞了。仓夷说“没有降落伞也没关系”，边说边登上飞机。可那个美国兵粗暴地把他拦住。同志们劝他明日再走，可仓夷怎么能耐心地等到明天呢？一个党报记者的责任心驱使着他，决定改乘由张家口到大同再到北平的班机，这样当天中午也可达北平。仓夷搭乘的飞机在大同机场着陆后，立刻就有十几个国民党特务拥上“检查”。当他们发现一个佩戴着新华社证章的人，就吼叫着要他下去。仓夷愤怒极了。当他准备到大同的中共代表处去时，一个自称是“大同小组国方代表”的军官走上前来，谎称大同的中共代表回北平请示工作去了，这里没有人，要他回解放区去，否则留在大同安全没有保障。面对死的威胁，仓夷冷笑地说：“如果屠杀可以吓住我们，那就没有什么和平谈判了。”
最后，特务还是硬把他“遣送出境”。车子走了一会儿，一个特务指着远处说：“前边就是你们共方地带。”要仓夷自己往前走。仓夷下了吉普车，走了不多远，突然从大渠沟旁钻出几个带枪的人，枪上都有刺刀，一拥而上，刺刀从他的后背穿了过去……年仅２５岁、富有才华的共产主义新闻战士，就这样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
仓夷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但他的浩气长存，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后来人。
（林厚耀、董性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