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钦

来源:中华英烈网责任编辑:李行知2014-01-16 15:10

高钦,1913年3月8日生于山西省五寨县城内一个生活清贫的小知识分子家庭里。

他的少年时期是在五寨城内度过的。父亲高连陛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也是当地一位有名的老中医。老人家的言传身教给高钦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嫉恶如仇、忠奸分明的种子。

高钦的青年时期,正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个黑暗时期,蒋介石、阎锡山的反革命倒行逆施,唤起了他的政治上的觉醒,点燃了仇恨和反抗的火焰。在五寨城内高级小学读书毕业后,高钦于1927年夏考入太原省立第一中学;一年以后,转入省立宁武中学;1931年毕业后,又考入太原进山中学攻读高中课程,直到1933年毕业。太原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和进山中学,在当时都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发展党组织最早、革命活动最活跃的学校。高钦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31年9月,高钦在进山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夏,高钦考入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推行对外妥协投降,对内镇压人民革命的反动政策,使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妄图灭亡中国。高钦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政策,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党的组织,传播马列主义,发动进步学生反蒋反阎,组织抗日爱国学生运动。

在中国大学,广大进步青年的爱国反日情绪非常高涨,大家都在思考、探索中国向何处去?

当时,黄松龄、李达、吕振羽等思想进步的左派教授讲形势课时,常常给学生们宣传马列主义,讲抗日救亡的道理,揭露国民党的投降卖国,学校的右派势力对此深为恐慌。1934年,中国大学总务长法西斯分子祁大鹏,企图排斥进步教授,扶持右派势力,培植右派教授担任系主任。面对这场尖锐的斗争,高钦坚决支持甘一飞、孔洁光等广大进步学生要求黄松龄教授留任系主任的活动。经过不断的说理斗争,进步势力终于胜利了,黄松龄仍任系主任。

为了进一步探求革命真理,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高钦与甘一飞、段君毅、王大彤、董疏华、陈一凡、刘梦云、陈新野、巩俊杰、孔洁光等,在黄松龄的指导下,组织了进步学术团体——社会科学研究会。研究会在黄松龄主持下,由高钦、孔洁光等几位会日语的同学,共同翻译了一部日文版的《东欧各国土地革命》一书。当译稿完成时,正逢一二九运动爆发,大家都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中去,使这部译稿未能问世。

1935年12月9日,北京爆发数千名学生参加的抗日救国示威大游行,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高钦与甘一飞、孔洁光等负责中国大学学生运动的组织和宣传工作,成为这次运动的骨干。他们同中国大学师生和北平各校的师生、群众,冒严寒、手挽手、肩并肩高呼口号,冲破国民党军警的大刀、警棍、水枪等阻拦,涌向街头,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2月16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宣布成立的日子。尽管中国大学的校门口布满了反动军警,愤怒的师生还是越墙而出。在党的领导下,三万多学生和市民汇合于天桥举行大会。大会通过“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等决议,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1936年2月21日,北平国民党当局武装军警和便衣特务闯入中国大学校内逮捕进步学生20余名。高钦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才得以脱险。待过了些时,局势稍安,他才重返中国大学,继续从事革命事业。

抗日战争爆发前,高钦在北平西苑接受学生军事训练。卢沟桥事变一发生,党组织指示北平失陷后党员分路撤出,一路行保定,一路行济南、徐州,找组织、接关系。高钦奉指示经天津、青岛、济南、郑州,返回太原接上组织关系,先分配在二战区战动总会工作,不久组织了抗日游击第七支队,他任政治主任。1938年他又调到杨集贤的二专署任秘书,不久又调到保安司令部做宣传教育工作。年冬,战地动员总会决定派大批干部到敌后去开辟工作,高钦被调到敌工团任组织部长。他同焦国乃领导近百人的队伍,经过训练后,于1939年3月间从苛岚出发,经过千里长途行军,路经岚县、静乐、阳曲、盂县入河北省西部的平山、灵寿、阜平等地,到达了察南、雁北地区,住在灵邱南山。高钦同雁北地委接上关系后,把部队稍加整顿就将干部分配到灵邱、广灵、浑源、应县、山阴等地,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高钦被分配担任灵邱县县长。县政府的工作很忙,一方面,要准备粉碎日军的秋季“扫荡”;另一方面,还要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自救。这年9月上旬,阎锡山又派白志沂带三个保安团、七八个县长,来灵邱南山的下关、上寨镇一带,扬言要“建立第十专员公署”,要从抗日军民手中“收复失地”、“夺取政权”,公开散布谣言说“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不合理”。高钦出于民族利益,在党的领导下,协同政府和群众团体干部,向白部做了大量的团结争取工作。但是白部置之不理,仍在不断制造分裂,自行派粮要款,殴打村干部,愈来愈猖狂。

10月21日上午,保安司令白志沂派兵200余人到张家湾收灵邱县政府之印,将县政府和群众团团包围。白部自称县长的李国才带数人持枪冲入高钦的县长办公室,以武力威逼高钦交出县印。面对强敌的要求,高钦大义凛然,严词拒绝。李国才没办法,只好用欺骗威胁手段从另一同志手中夺了县印。24日,白志沂部将高钦等七人带到站上村禁闭起来。我党政军民闻讯,于当天黄昏由地委负责人刘达率八路军一个营包围了站上村,经过战斗,解决了白志沂部,高钦等七位同志获释。

1940年初,高钦调回二专署任民政科长。为了加强民主建政,动员农民参军,做好优抚工作,进一步解决灾民的救济,恢复生产,高钦做了大量的工作,使这里的人民逐渐重振家业,生产得到了发展,生活秩序井然。

1942年6月,高钦被任命为应县县长。从这一年起到1944年,是应县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敌人用残酷的“三光政策”、“蚕食政策”,经常出动“讨伐”、“扫荡”。使抗日根据地逐渐缩小,军民只能在相距据点二三十里的地区活动。高钦领导全县人民同敌人进行了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的斗争。通过打歼灭战、组织民兵破坏交通、电讯等方法和进行强大的政治攻势手段,取得了武装斗争的胜利。

经过三年的努力,1944年夏秋,完全打开了局面,收复了许多失去的根据地,把敌人压缩在孤立的据点内。

1944年7月,高钦调冀晋行署任民政局长一年。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任大同市政府秘书长。八路军攻克阳高后,他担任阳高县县长。

1946年秋,他调回冀晋行署任银行经理。正是为祖国的金融事业大显身手的时候,却不幸积劳成疾,身染重病,终因医治无效,于是年11月10日在河北省阜平县西庄逝世,时年33岁。

(徐文高徐永庆夏建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