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光，原名孟昭泰，字受田，参加革命后先后化名为田文、周本、徐敬之、军瑞、冀光，1905年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鸦鸿桥村。其父孟子森是位清末秀才，靠教书度日，薪水微薄，家境清贫。后来全家迁到遵化县城。
青年时代的冀光，靠亲友的资助，考入免费的遵化县师范讲习所读书。毕业后，曾在旧政府当缮写员，时间不长，因对旧政府工作不感兴趣而辞职。后经朋友介绍，先后在县城东北角的火神庙、张各庄、孟家铺等村初级小学校教书。其中在孟家铺村时间最长，也最有感情。孟家铺的村民多数是外地逃荒来这里落户的，冀光与这些仇苦大众相处甚好，后来便在这里落了户。
1927年，遵化县广大穷苦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抗捐抗税斗争。一向同情贫苦人民的冀光，和孟家铺村穷苦农民一道投身其中，写传单、搞讲演，组织农民协会，并成为遵化县西部农民协会的负责人之一。在这场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中，冀光认识到：要彻底改造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只有依靠广大群众，才能取得胜利。经过这场农民运动洗礼，冀光在政治上日益成熟。1927年夏，经中共玉田县委负责人杨春林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冀光入党后不久，党领导的玉田县农民暴动失败了。1928年，国民党发动“清党”，革命正处在白色恐怖下，冀光坚信革命必胜。他仍以教书为职业，更加隐蔽地为党工作。1929年春，冀光、兰小川、黄瑞阁等以教师为职业的共产党员，在中共京东特委的领导下，带头组织成立了“遵化县小学教员联合会”。当时小学教员工作繁重，薪水微薄，生活艰难，经常遭受督学和学董的欺凌。冀光利用小学教联组织，启发教员们的思想觉悟，动员他们参加工作，扩大我党的影响。1930年清明节这天，冀光、兰小川、黄瑞阁等，在京东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发动150多名小学教员到县教育局去请愿，要求撤销张汉青教育局长职务，提高月薪的20%～30%，变一年发薪10个月为12个月，实行星期日休假，为教员们订阅报刊杂志。教师们高唱歌曲，群情激愤，将教育局当权者吓得不知所措。此日教育局长张汉青回家祭祖，教师们便揪住教育局文牍赵××进行质问。第二天，赵××惟恐事态闹大难以收拾，便同督学王家齐一起出面答应了教师们的请愿条件。冀光等见这次教潮斗争已基本达到目的，便组织教师们返回了学校。
哪知半月后，教育局长张汉青等竟向县政府起诉，诬告小学教员捣毁教育局，破坏办公秩序。县长王睿增立即下传票传讯冀光、张颂立、黄瑞阁、张荫庭、王克新、徐连泉等七名斗争骨干。当时冀光正在张各庄教书，他接到传票后，会同藏山庄小学教师张颂之，到南岗高小找兰小川等人商议对策。他们拟好状词，冀光和张颂之率先到县政府。在森严的大堂上，冀光正气凛然，据理陈词，驳得原告张汉青等人瞠目结舌，理屈词穷。县长王睿增与原告张汉青等沆瀣一气，无视事实，蛮横地以“非法闹事”等莫须有的罪名，将冀光等七人一并拘留，押入狱中。这七位教员素孚众望，这次又因公被押，他们蔑视权贵的高风亮节，在社会上广为传颂，被赞誉为教育界的“七君子”。
冀光等在监牢里度过了29个日夜，经地下党组织多方营救，才被释放返校。回到学校不久，他就被教育局开除了教籍。此后，为生活所迫，经朋友李维廉介绍，转到兴隆县红梅寺去教书。尽管经受了这次沉重的打击和生活磨难，但他的心灵却越来越充实，在茫茫的黑夜里，苦斗不息。
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将冀东22县拱手让给日本。冀光目睹山河破碎，心如火焚。他趁遵化县伪组织初建，统治尚不严紧的机会，又回到他的第二故乡孟家铺村。回村后，他首先和县委书记骆凤庭取得联系，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仍以小学教师的公开身份，秘密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冬季，冀光办起了农民夜校，30多名青壮农民在夜校学习文化，接受革命的道理。1933年10月，冀光介绍李子华、马子敬、李锡儒、王品三等青年入党，以后又发展了肖明义等15名共产党员，并建立了孟家铺村党支部。
1934年春，冀光秘密担任中共遵化县委组织委员。孟家铺村党支部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在遵化县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战斗堡垒作用。
这个党支部在革命处于低潮之际，自筹经费，编印传单，宣传抗日救亡，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
在日伪统治极严，长城沿线设立税卡的险恶环境里，冀光派支委李子华打入敌伪组织“普安协会”，为党组织侦探了大量情报，给为热南开辟工作的同志提供了方便。
这个党支部在民族英雄孙永勤抗日杀敌，处于孤单作战之际，主动与之联系，支援其枪支弹药。
在冀光的领导下，孟家铺村党支部抗日活动日益活跃，也日益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1935年10月12日，由于叛徒告密，敌保安队第一总队将孟家铺小学校包围得风雨不透。这天，全村人正在学校里吃秋后的谢客饭，敌人突然包围，群众有些慌乱。敌人从人群中拉出几名乡亲，逼他们指出哪个是孟受田。那几位乡亲摇摇头：“不知道。”敌人如狼似虎，上去便打。皮鞭、枪托打得那几位乡亲皮开肉绽，鲜血淌流。这时，冀光拨开人群，挺身而出，正颜厉色地喊道：“不要打他们，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孟受田!”冀光英勇无畏的气概，使敌人都惊呆了……
在遵化监狱里，冀光虽然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并在狱中进行革命宣传活动。1936年春，全村人具保多方营救，敌人又没抓住冀光的把柄，只好将他释放出狱。
冀光经过那次入狱，革命意志更加坚强。当时，遵化县党组织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革命活动几乎陷于停滞状态。他出狱后，仍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他每月工资只有16元，供养七口之家，生活极端困苦。但是，他每月还拿出四元钱交给党组织，作为革命活动经费。一次，为了印发革命文件和宣传品，他卖掉了心爱的手表。他这种为革命事业毁家纾难、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鼓舞着周围一些同志和广大民众的斗志。
1937年12月底，冀热边特委根据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在滦县的多余屯召开了冀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会议决定以迁安为中心，在遵化、兴隆等地立即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会后，冀光协助县委组织了游击队。1938年初他和马子敬、李子华等同志，率领20名游击队员，随冀热边抗日游击队第一支队，连续攻打了青龙县清河沿和兴隆县药王庙据点。这两次小型的游击战，为尔后的抗日武装大暴动，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干部。
1938年夏，冀东地区掀起了抗日武装大暴动。在大暴动的风云里，冀光在遵化县委直接领导下的新五总队做政治工作。他从政治工作入手，建设革命的武装队伍，使总队成为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受群众拥护的队伍。
7月上旬，冀光和马子敬、李子华指挥新五总队，以“攻威兼施”的战术，首袭了日本人开办的桃园金矿，共缴长短枪20余支，弹药若干。初战告捷，群情激奋，农民群众拥军爱军，新五总队很快扩大。8月上旬，冀光调到丰玉遵联合县政府，负责组织“救国会”工作。他深入村镇，广泛开展抗日救国宣传，积极争取上层人士，使“救国会”成为我党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的强有力的统一战线组织。10月间，暴动队伍西撤，革命形势急剧转入低潮。此时，冀光正在毛庄一带做群众工作，没接到西撤指令，便隐蔽下来，仍以教书为掩护，秘密从事地下活动。
1939年春，在上级领导的指示下，冀光秘密组织了“遵化县教员救国会”，并担任了县救国会主任。他在教育界进行抗日宣传，秘密发展党员，扩大革命力量，对恢复遵化县抗联队伍和扭转当时革命低潮局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县教国会的革命活动，后被县伪教育科掌管教学的李裕生察觉，8月间敌人在遵化大肆搜捕进步教员，冀光第三次身陷囹圄。
在狱中，冀光遭到敌人的百般刑讯，受电刑、遭狗咬，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但他坚贞不屈，机智应对，常搞得敌人狼狈不堪，却得不到丝毫机密。敌人无奈，不得不将他释放出狱。
冀光三次被捕，经受住人生最严峻的考验，情操高尚，百炼成钢。
冀光出狱后，不久便参加了革命队伍，并走上了领导岗位。他平易近人，对人像春天一般温暖热情，周围的同志不论公事私事都愿和他商量。1942年，冀光任迁遵兴联合县委宣传部长，作为党的领导干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既严肃认真，又能根据实际，审时度势，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如敌人强迫各村建立“反共自卫团”，上级领导主张共产党员不应参加。当时共产党员的身份是保密的，如若各村党员抵制均不参加，有可能引起敌人的怀疑。冀光采取了灵活做法，既对党员进行党性和民族气节教育，又允许一些党员打入“反共自卫团”组织，取得合法身份，进行隐蔽斗争。后来，许多村的“反共自卫团”竟为我所用。
在艰苦的1942年，日伪疯狂地实行五次“治安强化”，沿长城制造“无人区”，环境极端残酷。冀光带领同志，利用山地有利条件，巧妙周旋，破坏敌人“集家并村”，组织积极分子不下山、不进“人圈”。一次，敌人分路清剿“无人区”，冀光与同志们躲在山中与敌人“捉迷藏”。大家几天没吃到一粒米，只拣些破梨野果充饥。他乐观地和大家说：“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围山转，敌人没法办”。他鼓励“无人区”的群众，以“山养人，人养山，吃烧不困难”的有利条件，与敌人进行不懈的斗争。“无人区”的人民，就是靠这种顽强的革命斗志，坚持到抗战胜利。
1945年底，冀光从遵化县委书记的岗位调到第十五地委任宣传部长。职务虽变，但他那种率先垂范、工作细致、举轻若重、事必躬亲的工作作风没有变。县委或地委每次在遵化北部山区办党员训练班，冀光总坚持讲一课。他身体瘦弱背有些驼，平时面目冷峻，但他阅历丰富，知识渊博，讲课深入浅出，语言幽默风趣，深受听课者的欢迎和称赞。地委创办的《支部生活》刊物，冀光亲自撰写发刊词，还经常和编辑部的同志一起刻蜡纸、印刊物……冀光虽然身居领导岗位，但他从来不搞特殊，不指手画脚，而是和同志们融在一起，颇受同志们的钦佩与敬重。
1947年，中共冀察热辽分局在热河北部林西县召开第一次党代会。会议结束后，冀光随冀东代表团全体同志，于5月19日自乌丹先行取道南进。他们身负重任，急于回工作岗位，贯彻党代会的精神。5月20日夜，全团同志宿于赤峰以西45公里的柴胡栏子村，并将一个连的护送部队放置在柴胡栏子村东二公里的彩凤营子村，警戒赤峰之敌。当时，西面已收复围场，估计没有问题，但竟发生了意外。21日拂晓，从围场北向赤峰逃窜的蒋军白金辉、于秀成部数百名骑兵，突然窜到柴胡栏子村，同代表团遭遇了。匪徒们立即将南北夹山中仅有30户人家的柴胡栏子村包围起来。代表团只有三支步枪、十多支短枪、七颗手榴弹。为了打退敌人的进攻，同志们分头把守大门和围墙，面对几十倍于我的敌军，进行顽强的自卫还击。
天亮后，匪徒们越过院北围墙，冲到院子当中。冀东第十二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胡里光首先中弹牺牲。上午9时许，手榴弹用完了，子弹也不多了。三间房子的东西北三面全是乱哄哄的敌人，他们狂呼乱叫，气势汹汹。此时，苏林彦命令立即烧毁文件，然后召集负责同志开了个紧急会议，决定“坚决突围，冲出几个算几个，冲不出去也绝不当俘虏!”壮烈的决议形成了。
为掩护同志们突围，冀光和冀东行署财政厅长王克如，分别守住两个房间，用步枪狠狠地射击敌人。在敌人的弹雨里，苏林彦、王平民相继倒在血泊里。冀光见此心肺欲裂，仇恨满腔。他怀抱步枪，拼命向敌人射击，忽然，他的枪声嘎然而止，子弹全部打完了。他和王克如每人只剩一只手枪，一颗子弹了。此时，匪徒们更加嚣张，趴在窗口往屋里打枪，挖开房顶向里放火，妄想逼迫冀光和王克如投降。这两位千锤百炼的革命战士，宁死不屈，视死如归。最后饮弹自尽了!
冀光等同志牺牲后，中共冀察热辽分局和冀察热辽军区，撰写文章，介绍他们遇难经过，表彰他们的革命事迹，号召全党全军向他们学习。李运昌司令员在1947年7月21日《群众日报》上发表文章说：“多年共患难的战友，意外地遇难牺牲，对我们是一个晴天霹雳，使人民万分悲痛，他们的遇难牺牲，对于冀察热辽人民解放事业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使千百万军民深沉的哀悼与无比的愤怒。将激励人们拿出更坚毅的决心与奋不顾身的作战，为死难者复仇，不消灭美蒋反动势力，誓不甘休。”
(王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