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铨，化名曾思诚，１９２４年３月１６日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市泥陂镇。在洋里德新小学读书时，参加全县小学会考，获得第一名。由于他的成绩优异，尚未毕业即以同等学历考取了兴宁第一中学初中。在读初中二年级时，他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兴宁一中的“三四读书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团结同学，发动青年学生继承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反对国民党独裁专政、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
１９４２年，曾庆铨高中毕业时，由于各科成绩优秀，被校方推荐保送上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准备培养成为高级军政人员，但遭到他的拒绝。同年暑假，他相约几个同学奔赴广西桂林，考取了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加入联大革命社团，如“冬青社”、“微言社”。当时正是皖南事变不久，白色恐怖严重，学校的中共地下组织已奉命转移。但他不畏艰险，与一些进步学生继续开展革命活动，还与重庆大学里的进步学生张炎标取得联系，秘密组织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科学等进步书籍。他在学习讨论会上，每次带头积极发言，说理透彻，深得同学们的赞赏。此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艰苦阶段，交通、邮路被阻，家中无法寄钱接济，但他们节衣缩食自筹和募集一些零钱，与同学秘密刻印中共宣传文件《评〈中国之命运〉》，分别寄给昆明市各中学。同时，他积极编写评论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等倒行逆施的文章，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在革命活动中结识了不少进步同学，在他的教育影响下，这些同学后来不少成为我党的领导干部或专家学者，如杨邦祺、倪代新、向大甘、吴谟、徐裕荣等。
１９４４年７月，曾庆铨与中共地下党员黄平、卢怀杰、刘玉欣等，先后到云南普洱磨黑中学任教。曾庆铨任磨黑中学训导主任时，一面教学，一面宣传革命道理，引导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１９４６年６月，曾庆铨经陈盛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磨黑中学党支部组织委员。他经常与党内同志一起分析国内外形势和校内外动态，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与打击反动势力。他抽空认真学习《资本论》和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等革命书籍，还经常阅读党报党刊和进步刊物。在他的带动下，当时磨黑中学学生阅读《新华日报》、《群众》等杂志蔚然成风。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他还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在教师中组织“教师联谊会”，发展“民青”成员，利用这些合法组织，培养教育进步师生，发展党员。经他培养教育的青年，后来大多数都走上革命道路，成为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
１９４７年５月，因磨黑地区斗争形势逆转，党组织决定调曾庆铨任中共昆明市东区委员会委员，公开职业是金江中学训导主任，化名曾思诚。他到金江中学工作，虽是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但由于他虚心诚恳，平易近人，热爱青年学生，积极热情地搞好教学工作，很快使这所中学显得更加朝气蓬勃。为了加强党在金江中学的工作，曾庆铨通过组织，把分散在建民、天祥、黔灵、长城等中学的七八个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民青”学生转学到金江中学，为后来在学生中建立党支部打下了基础。曾庆铨把他讲授的“公民”课，巧妙地变为宣传我党革命理论的政治课。他给学生讲授社会简史，通俗地宣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帮助青少年学生逐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他在讲授过程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语言通俗易懂生动，很受广大青年学生欢迎，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同年秋，金江中学在昆明市学联的统一部署下，全校师生积极投入反对美蒋发动内战、残杀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掀起“助学”活动。曾庆铨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讲话，师生们十分感动，当场捐献了大批财物，以资助家境贫苦的进步学生，解决他们学习生活上的困难，使他们能继续在校学习下去。曾庆铨杰出的组织才能，受到了昆明市学联的赞扬。同年冬，因工作需要，曾庆铨调任中共昆明市西区委员会委员，公开职务是求实中学教导主任。他以合法身份为掩护，与昆华师范和昆华、龙渊中学的党员和“民青”成员密切联系，继续开展昆明市的进步学生运动。
１９４８年５月，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中共华南分局关于积极建立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迎接全国解放和开展“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指示，派曾庆铨任云南思（茅）普（洱）特支书记。他再次返思普地区后，很快在农村建立了革命据点，并建立了普治、通关等１０多个党支部，党员遍及１８个县，还建立通向景谷、思茅、墨江等地的交通联络站，创办农民夜校、成立农会和民兵组织，开展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的斗争，积极培养地方基层干部，组织武装力量，准备迎接云南解放的到来。
１９４８年４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在这一历史背景下，５月，中共滇南工委代表方仲伯前来磨黑，与曾庆铨等商定：由方仲伯、蒋仲明、曾庆铨等三人与张孟希（磨黑中学董事长、豪绅，任过国民党军的营长）建立统一战线组织，成立“思普区临时军政委员会”。张孟希也极力赞同，决定由张孟希任主任委员，方仲伯、曾庆铨分别任副主任委员。当时，我党试图运用这一统战组织形式，争取张孟希投向革命方面，以扩大革命武装力量。
１９４８年９月，思普特支从聂显翰的侦察汇报中获悉，国民党军第九十三师由车里、佛海、南桥运一批枪支共有１１０驮，计划往西萨出景谷，过下关运往昆明。为了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中共思普特支决定，组织武装力量奔赴西萨去截取这批武器。９月８日，特支调集普治民兵７０余人、老街子农民武装５０余人、磨黑中学师生４０余人，共１７０余人，并向张孟希借了部分枪支，由曾庆铨、周长庆统一指挥这次行动。他们在谦岗解除了盐场税警队的武装，枪毙了税警队长（军统特务），缴获长枪二支、手枪一支。正在与敌战斗中，指挥部得悉，所打之敌并非武器运输队，而是保安三团的搜索连，于是下令撤出战斗，向磨黑转移。到磨黑两天后，部队暂时分散各回原地。不久，通关党支部又从张祖弼处获悉情报，驻普洱保三团有一批枪支要经过通关运往墨江。通关党支部负责人陈亚光和王文彬等立即研究决定，组织武装截取这批武器。当天陈亚光用明矾水密写一封信向特支曾庆铨报告，三天后收到曾庆铨的回信，完全同意通关党支部的做法。９月１２日，在陈亚光的部署下，由张祖弼的武装分队在通关截取了这批武器，共缴有汉阳枪５０支、其他小枪１０余支，取得了胜利。这一军事行动使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普洱保三团和磨黑税警队立即奉命加强戒备。这使得张孟希惊恐万状。
９月１６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下令撤换普洱专员兼保安司令余建勋职务，委任张孟希为普洱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在国民党的高官利诱下，张孟希的反革命本性大暴露，立即下令逮捕磨黑中学的大批共产党员，思普特支书记曾庆铨、支委蒋仲明也被逮捕关押。他们被捕后，思普特支工作由周长庆负责。特支立即分析当前的形势，采取紧急行动，开展营救曾庆铨、蒋仲明两位领导同志的工作，一面组织磨黑中学的师生和当地广大人民群众以请愿抗议、示威游行等形式与张孟希进行坚决的斗争，一面准备武装劫狱营救。但当时敌我武装力量悬殊，加上张孟希戒备森严，劫狱未能成功。１０月１２日天亮以前，敌人偷偷地将曾庆铨、蒋仲明二人杀害于磨黑班底河边。这就是著名的“西萨事件”。牺牲前，曾庆铨、蒋仲明二人视死如归，大义凛然，悲壮地高唱《国际歌》，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了共产党员对革命的必胜信念，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豪情壮志与崇高气节。牺牲时，曾庆铨年仅２４岁。
１９４９年５月８日，思普人民举行公祭曾庆铨、蒋仲明二烈士大会，并将在磨黑班底河边的两位烈士忠骨移至奄山安葬。
解放后，云南省思普人民在奄山建立起曾庆铨、蒋仲明二烈士纪念碑，在纪念碑的正面刻着“曾庆铨、蒋仲明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后面刻着曾庆铨、蒋仲明烈士英勇悲壮的事迹。曾庆铨生前战友李广学为表示他对两烈士的崇敬和怀念，特写下悼念诗四首，其中一首是：“年年奄山过重阳，今年杜鹃花更香。喜问曾蒋今何在？忠魂永住庆明乡。”磨黑人民用曾庆铨名字里的“庆”字和蒋仲明名字的“明”字连结起来，命名“磨黑老街”为“庆明乡”，为此纪念。
解放后，兴宁市人民政府亦于１９５８年在兴宁合水风景区松柏茂翠的高山地上建造了烈士纪念碑，正面刻上碑文，侧面镌刻上６００多位革命烈士英名，其上１０位著名烈士排名第三的是曾庆铨烈士。
１９９３年５月，北京大学建校９５周年之际，苍松翠柏映衬的静园里，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题写碑名的“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曾庆铨的英名也镌刻其上。
（刘雨汀、曾庆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