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士衡，原名孟昭铨，又名十道，字士衡，1906年出生于吉林省珲春县三家大榆树村的一个满族知识分子家庭。在幼年时曾在珲春县第二学堂念书，后来考上在延吉的吉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1920年10月，日本侵略者悍然制造“珲春事件”，并以此为借口，派大批军队，对包括珲春在内的延边各地，进行大规模的“庚申年大讨伐”，对延边各族人民进行血腥的大屠杀。亲眼目睹这些惨状的孟士衡，对侵略者怀着无比的仇恨，自幼下定决心：好好学习，报效国家，为拯救受苦受难的中华民族献出自己的一切。就这样，孟士衡自幼勤奋学习，手不释卷。师范学校毕业后，他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回到家乡珲春当上了小学教员。不久，为了继续深造，他又与其兄孟昭铭一起，考上设在吉林的省立第一中学高中班就读。1927年，考上在北京的私立中国大学中文系。
在大学里，孟士衡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同时也对家乡的革命活动给予很大的关注。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用威胁的手段向中国政府提出要修筑“满蒙五路”的无理要求。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无理行径引起了东北各族人民的坚决反抗。孟士衡家乡的各族、各界民众也掀起了反对修筑吉会铁路(即吉林至朝鲜会宁)的护路运动。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四县的各界代表集结在延吉，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并派代表到吉林和奉天请愿，要求当局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当时在延吉读书的孟士衡的弟弟孟昭恒也积极投入了这场斗争。接到这一消息，孟士衡立即给家乡寄去北平学生的反帝宣传刊物，用实际行动支持家乡的反帝斗争。
1930年，孟士衡大学毕业后，谢绝亲友们要他留在北平工作的劝告，毅然离开北平，回到了家乡。这时，珲春县正在筹备县立中学，孟士衡立即投入了创办中学的工作。1931年4月24日，学校正式开学，孟士衡被聘任为第一任校长。
“教育救国”，这是孟士衡多年来的心愿。在校任职期间，他为了培养有用人才，呕心沥血，日夜工作。但他的这一心愿不久就破灭了。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东北军不战而退，使东北大好河山相继沦陷。国难当头，延边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秋收”、“春荒”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打击汉奸、走狗的亲日活动。接着，延吉、珲春等地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与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孟士衡以教员的公开身分秘密与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接触，在学校内进行了积极的反日活动。但不久，这些活动被告密，孟士衡不得不离开珲春，于1932年春再次去北京，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在北京期间，孟士衡先在私立广安门中学任教，后被调到河北省教育厅任督学。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我国进入了全面抗战阶段。战火立即扩大到华北地区。孟士衡不得不离开河北去武汉，又于1938年去郑州参加了国民政府军孙东先部，立志参加抗战。后来，孟士衡受国民党冀察党政分会主任王葆真的推荐，在冀察党政分会里担任了总务科长。
在曲折的斗争和复杂的生活体验中，孟士衡逐渐地认识到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这样，他积极投入了扩大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1940年，孟士衡随王葆真到陕北秘密会见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并共同商谈了国共合作的有关事宜。回来时他特意携带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书刊，在洛阳、郑州一带散发。事发后，孟士衡被国民党逮捕，在洛阳监狱里过了一年多的牢房生活。在监狱里，孟士衡始终坚持自己积极的抗日主张，继续与国民党的反共势力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后来，在王葆真等知名人士的多方营救下，孟士衡终于被释放，后被派到鲁苏豫皖四省交界地区的党政分会，任教官、参议等职。但是，国民党仍然对他不放心，继续对他监视。特务们经常对他进行无中生有的诬陷和觊觎。这样孟士衡不得不离开分会，到河南省新蔡县，在该县中学任校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孟士衡怀着胜利的喜悦，积极投入了战后的各种善后工作。10月，他任徐州日侨战犯管理所总务科长。不久，蒋介石发动内战，人民渴望和平、民主的愿望，在战争的炮火中变成了泡影。目睹国民党背信弃义，把人民推向战争深渊的行径，孟士衡毅然辞去官职去南京，投入了人民民主革命运动。1947年秋，孟士衡在李济深、王葆真的影响下，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促进会，从事民主促进运动。
1948年1月，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及其他民主党派的代表，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联合组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张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成立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孟士衡任民革南京分会主任委员，负责南京地下民革的领导工作。
孟士衡非常崇敬孙中山的顺应历史潮流，不断革命的伟大精神。他服膺孙中山先生遗愿，真心热爱中国共产党。在南京工作期间，他积极阅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有一次，他得到了一本毛泽东写的《论联合政府》，如获至宝，反复阅读，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为了配合共产党的地下斗争，积极组织和指导南京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的示威游行，并组织民革的外围组织“中国宪政会”，进行合法斗争。
1948年秋，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党的统治从根本上开始动摇，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促使国民党的统治必将灭亡。在这种形势下，孟士衡等在南京的民革进步人士积极开展活动，用实际行动迎接解放大军。当时担任民革南京分会主任委员的孟士衡，经常搞地下联络来往于沪宁道上。民革沪宁区委员会则秘密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共产党员吴士文、肖俭魁的参与和民革中央常委、民革京沪(南京、上海)特派员、民革上海临时工会主任委员王葆真、孟士衡等的组织下，积极筹划及组织起义，迎接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
地下民革原“民联”成员刘海亭是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部北区指挥官兼警察厅北区警察局长。受他直接指挥的军警有八个团。当时，国民党五院及各重要部门都在该区；李宗仁、何应钦、张群、谷正纲等人的公馆也在此区。这些部门和公馆的警卫兵都是受刘海亭的调遣并受他节制。根据这种有利条件，孟士衡等制定出先通过刘海亭控制北区，扣留李宗仁等重要军政要员，使国民党的指挥中心陷入混乱，然后在南京发动由5000余人参加的起义计划。刘海亭还与其结拜兄弟在国民党警察学校时的同窗，时任首都警察厅中区警察局局长的马广运取得联系，要他配合。
在上海，王葆真于1949年2月，通过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刘昌义准备起事。另外，还通过李泽龙的关系与吴淞附近的驻军取得了联系，到时一起行动。
各项行动正在按计划进行，没想到此事却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南京卫戍总部稽查处派特务秦范五、马志清等跟踪监视，起义计划终于被暴露。1949年2月，王葆真、孟士衡刘海亭、马广运、吴士文、肖俭魁等在南京和上海的50余名地下组织成员，及其有关人员被捕。
孟士衡被捕后，国民党在《中央日报》上大肆选登“孟士衡为阴谋暴动颠覆政府的首要人，必须依法制裁”的舆论，并对他进行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
1949年5月9日下午3时，孟士衡与吴士文、肖俭魁两位共产党员一起被绑赴刑场。此时，孟士衡43岁。
当时的上海《新闻报》载称：“孟士衡、吴士文二人各中三枪毙命，肖俭魁中四枪气绝”。可见他们的就义之英烈。
孟士衡等被害后，沪宁地区以外的几处准备起义的部队，大部分起义成功，孟士衡等英烈们的壮举并未白费，终于实现了生前的遗愿。孟士衡烈士的遗骨被安葬在上海江湾公墓。解放初期，王葆真等人曾去扫过墓，但后来因种种原因，“一杯黄土埋忠骨，荒草蔓烟无人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孟士衡的历史进行调查，并于1981年正式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南京日报》曾刊登了“民革南京地下组织负责人孟士衡被追认为烈士”的消息。《上海民革报》也于1981年11月30日，登载了刘海亭、许卜五、梁佐华三位老民革成员撰写的“‘京沪暴动案’与地下民革”史料片断，记述了孟士衡等在解放前夕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
孟士衡烈士的光辉一生终于得到了历史的公认。对此，生者感奋，死者当亦含笑九泉。
(金哲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