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鸿钧，原名秦相猷，1911年出生在山东省沂南县世和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全家靠租种庙里的田地为生。由于家庭贫困，自幼失学，10岁时才在伯父的资助下进私塾读了几年书。16岁时在家乡参加组织了农民协会，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经葛德孚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秦鸿钧坚持地下斗争，参加了莒沂两县农民暴动，不幸被捕，受尽苦刑，后由家里亲友多方筹措了一笔钱款，才将他解救出来。出狱以后，秦鸿钧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在他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沂南地区党的组织迅速发展。1933年春，由于叛徒出卖，秦鸿钧被迫离开家乡先后去青岛、哈尔滨，通过地下交通员贺伯珍重新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1936年，党组织决定委派秦鸿钧去苏联学习电台技术。在苏联半年的时间里，秦鸿钧起早睡晚，以惊人的毅力提高技能和强化记忆，将全部技术武装在自己的脑袋，熟练在自己的手指上，以别人无法夺走的方法，不凭借任何只字片纸的资料、笔记，回到了祖国，来到了上海，开始了为党架设秘密电台工作。
为了工作的方便，秦鸿钧和早已参加革命的小学教师韩慧如结了婚，在上海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148号一幢小楼里建立了小家庭，并以永益糖果店(开设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莱市路，今顺昌路口)老板兼跑外的公开身份作掩护，开始筹建电台，秦鸿钧只能利用“跑外”的时间到处寻觅旧的零件，而不能到无线电行购买现成的器械。经过多时的努力，终于拼装成了一台收发报机。电台建成后，秦鸿钧便在密不透风的阁楼里开始工作。1939年，秦鸿钧带领全家赴哈尔滨工作，不久，又因形势变化，奉调回到上海。
秦鸿钧回到上海，租住了打浦桥新新街新新南里315号一幢旧式里弄房子的二楼。组织上指示秦鸿钧在这里建立电台，任务是与中共中央华中局取得联系。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接通，组织上又决定他暂时先到苏北解放区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地区去工作。1940年夏秋之交，秦鸿钧便告别了妻子和孩子离沪去苏北。
两个月后，刘长胜和有关领导研究决定仍要秦鸿钧回上海建立电台。临行时，华中局领导交给他一份重要文件，让他转交上海地下党领导。于是秦鸿钧装扮成贩猪商人，搭乘一艘贩猪的货船返回上海，不想途中又遇到海盗，他机智地躲过了海盗的搜查，回到了上海。到家时，浑身上下，又是猪粪又是土，狼狈不堪，可是身上的文件，却是安全完整地带到了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手中。
回沪后，秦鸿钧根据新电台架设的方位，重新调整了频率与呼号，终于和中共中央华中局取得了联系，使华中解放区与当时敌人的占领区上海，又架起了一座空中桥梁。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蒋介石又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随着反共高潮的掀起，白色恐怖又重新笼罩上海。为了保证电台的安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及时总结了上海局机要译电和电台工作的经验，重新作出规定，过去由秦鸿钧直接送的文件，改由韩慧如承担。秦鸿钧又仔细地教给她传递文件的方法，韩慧如也十分机警、安全地完成了每次交给的任务。
1947年底，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愈演愈烈，秦鸿钧的工作也更加艰苦。他除了要排除由于机器破旧而造成的技术故障外，还必须不时地排除反动军警、特务的侦察干扰。韩慧如回忆道：“当时经常可以听到他在阁楼里不安地来回走动的脚步声，有时几个钟点，有时甚至整个晚上。这种情况，往往是机器发生了故障，电台接不通。”
秦鸿钧的工作室是一间矮小的阁楼。为了隐蔽，楼板隙缝都用纸条糊住。天窗和电灯也用厚布遮住，密不透风。夏天，小阁楼里闷得像蒸笼一样；冬天，薄薄的屋顶又挡不住严寒的侵袭，秦鸿钧长期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得了关节炎，又由于长时期的夜晚工作，视力也大大减退。妻子韩慧如心疼丈夫，为他着急，他却乐观地指着自己的耳朵说：“只要这个不坏，就行!”
在敌人的眼皮下工作，得应付各种社会环境，必须十分注意与周围居民和群众的关系，取得他们的支持与掩护；此外也常常变换职业，以应付日益复杂的环境。所以这许多年来，秦鸿钧当过老板，也当过卖苦力的伙计……；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电台的任务也更加繁重了。组织上决定秦鸿钧成为一个“失业者”，以便白天可以在家适当休息。这时，周围的邻居们不免会感到秦先生“没出息”，“靠女人家养活”。但是秦鸿钧依然乐呵呵地烧饭、洗衣、带孩子，空暇时还不停地为居民们做点杂事。时间一长，邻居们也都认为“秦先生是个好人，虽然找不到工作，这也没有办法。”
1948年夏天以后，国民党政府陷入了覆灭的绝境，便疯狂地对共产党的地下电台加强了侦捕活动。11月，李白被捕，电台也同时被破坏了。刘长胜将此事告诉了秦鸿钧，并指示他要密切注视敌人的动向，防止电台再受损失。当时，秦鸿钧的电台既要配合大江南北的游击战争；又要配合百万雄师渡长江和解放上海的战斗。如果从安全角度考虑，必须减少电台活动时间，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此时的秦鸿钧完全忘记疲劳，完全抛开了个人安危。一心扑在工作上，不断地从小小的电台接受党的指示，再通过电波，传送各种情报。而对此电台频繁活动将会发生的一切后果，他也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1949年3月17日深夜11时，秦鸿钧和往常一样，在小阁楼里全神贯注地工作，韩慧如则在二楼的窗台前注视外面的动情。突然，楼下传来了急促粗暴的敲门声。韩慧如心中一紧，立即向阁楼发出警报。秦鸿钧听到警报后，不慌不忙地发出了最后一组电码，通知对方停止发报，并随手拆坏了机器，销毁了刚刚收下的密电稿。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十几名凶神恶煞般的特务已经出现在秦鸿钧的面前。他的电台据点，终因使用过多而被敌人侦悉。秦鸿钧此刻面对敌人镇定自若，表现了共产党人临危不惧的革命气概。就在这晚，秦鸿钧被捕，妻韩慧如也未能幸免。
国民党上海警备部第二大队特刑庭对秦鸿钧进行了秘密审讯。秦鸿钧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仍坚贞不屈，不吐真情。敌人又故意安排了他们夫妇见面的机会，企图从他们会面机会中获得一点情报，但未能得逞；敌人又耍花招，派一名假扮的囚犯押进监狱，企图套取秦鸿钧的话语，但秦鸿钧始终缄默。
1949年5月7日，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决定对秦鸿钧下毒手。这天，秦鸿钧和李白、张困斋等12位难友被提出监狱，用汽车押送到浦东戚家庙秘密枪杀了。这天晚上，附近的老百姓听到烈士们在就义前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悲壮的歌声、口号声中，烈士们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秦鸿钧烈士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又是伟大的。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独处”中默默度过的，由于革命的需要，他不能参加浩大的革命运动，甚至不能和更多的同志共处。他天天面对的是一架没有生命的机器，然而，他用毕生精力传播着永不消失的电波，建立起了共产党地下组织和党中央间的秘密通讯桥梁。这不也是伟大的斗争么?那喷发着特有节奏的电波不正透着悲壮激烈么?今天，他的革命精神仍然涌动在我们的眼前，仍然不断地鼓舞我们前进!
(瞿作君王蕙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