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钧，1912年出生在河南省新安县一个比较殷实的农民家庭。
少时在本村读小学。13岁小学毕业时，韩钧已经读过大量的新文化书籍和报刊，包括陈独秀等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文章。他在学校有一帮穷朋友，并经常在自家地里偷红薯给这些小伙伴烧着吃。为此，他不知挨了父亲多少打。
1925年至1929年，韩钧先后在洛阳八中、洛阳第四师范学校学习，均因参加“反军阀”、“要民主”的学潮斗争，被校方开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到北平在中国大学当旁听生，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不久加入了共青团。
1932年8月1日，北平爱国民众举行抗日大游行，韩钧扛着红旗走在学生义勇军的最前列，他领导学生高呼抗日爱国口号，与前来镇压的反动军警英勇搏斗，最后被捕进了“北平军人反省院”。狱中，韩钧立场坚定，沉着坚毅，与当局面对面斗争，机敏善辩，语锋犀利，往往把当局搞得狼狈不堪，连狱中的看守都为之感动，暗骂他们的上司是“法西斯”。经过一年的考验，狱中中共地下党干事会吸收韩钧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4年冬，狱中地下党干事会领导难友开展绝食斗争。韩钧和难友一道宣誓：“坚持斗争，直到胜利，否则宁可饿死!”他们坚持七天没有进食，终于迫使监狱当局答应他们的全部条件，取得了绝食斗争的完全胜利。
1935年6月，卖国的“何梅协定”签订，宪兵团匆匆南撤，韩钧等人幸免于难。
1936年秋，日本侵华步伐加快，整个华北面临严重危机，全国政治形势急剧恶化。中共北方局为了组织大批干部领导广大爱国民众的抗日斗争，请示中央批准，通知“北平军人反省院”地下党组织，让狱中党员分批履行手续出狱。在狱中与敌顽斗争达四年之久的韩钧，终于在1936年9月24日被中共党组织营救出狱，奔赴山西抗日战场……
韩钧由北平军人反省院出狱后，与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周仲英组成山西公开工作五人委员会，赴山西在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工作，先后担任牺盟会军政训练委员会政治部干事和青年抗敌决死二总队(后扩编为纵队)政治主任。太原失守后，阎锡山的10万旧军面对日军进攻一溃千里，崭新的枪械弃掷遍地，散兵游勇沿路抢劫，兵荒马乱，百姓遭殃，山西各地的旧行政官员望风而逃。阎锡山退到临汾，想委任个县长也找不到人，不得不暂时把他的军政支柱放在牺盟会和决死队肩上。这时，牺盟会组织大批由平津、上海、河南、四川等地涌进山西的爱国青年，深入各地，发展组织，委任县、区领导，建立地方政权，组织民众抗日团体，会员很快发展到近百万人。决死第二纵队一度发展到八个团、一万五千人，在洪洞、赵城一带一面打击日军，一面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组织乡村农会、自卫队、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救亡组织，坚持游击战争。
1939年3月25日，阎锡山为削弱新军力量，把韩钧明升暗降调离决死二纵队，到自己身边任职。
韩钧在秋林，一方面团结牺盟会总会干部与顽固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方面受中共的委托，细心观察着秋林这个阎锡山司令部驻地的风雨阴晴。
通过来自阎军内部的种种信息表明：阎日合流、日顽夹击新军的形势已经形成!
为了挽救新军，韩钧决心返回二纵防地去迎接一场殊死的战斗。但他几次返防的请求均遭阎锡山拒绝。
11月26日，阎锡山决定除掉韩钧这员战将。但考虑到韩钧是牺盟会、决死队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秋林直接杀害他震动太大，于是派安插在牺盟会内部的特务头子梁化之出面故意放走韩钧，密令沿路顽军拦截杀害。
梁化之的格外“关心”引起了韩钧的警觉。他未等“明天”，当天下午就暗中告别了牺盟会战友，于傍晚时刻带上警卫员，飞马向黄河渡口奔去。他不走大路，专走小路，天黑前抢渡黄河，纵马向东，日夜兼程，于28日深夜赶回二纵驻地隰县义泉镇。阎锡山的阴谋落空。
韩钧回到二纵防地，向部队报告了十万火急的形势，力主不能等着挨打，要先发制人。对阎锡山派进二纵的旧军官采取了断然措施，纯洁了部队，稳定了内部。很快制订了应变计划，严阵以待。
阎锡山谋杀韩钧未能得逞，就以实施对日“冬季攻势”为名，命令韩钧率二纵队为“第一线”，“务于5日准时向同蒲路日军攻击”；又把顽军陈长捷、王靖国等部作为“第二线”放在二纵背后。这样，顽军就和二纵正面的日军相响应，形成对二纵的夹攻局面，妄图一举将决死二纵队吃掉。韩钧义愤填膺，就以个人名义给阎锡山发电报说：“伯川先生：王、陈二贼欺我太甚，甘做汉奸，我不能不实行自卫，我誓与二纵队万余健儿争一伟大胜利，……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公开揭穿阎锡山假借所谓“冬季攻势”，与日军合作吃掉新军的阴谋。阎锡山接到电报，知道阴谋败露，就气急败坏的宣称“韩钧叛变”，“二纵是叛军”，发出了公开“讨伐令”。接着，又命令顽军在晋西、晋东南、晋西北等地向决死第一、三、四纵队及其他新军发动进攻。这时，晋东、西安方面的蒋介石军队也气势汹汹地向晋西南扑来，这就是有名的“十二月事变”。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顶峰。
这时，活动在晋西南的八路军晋西支队(陈士榘支队)奉命主动出击，协同二纵作战。12月6日，中共晋西南区委在隰县张家川开会，决定成立“晋西南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因当时阎锡山尚未公开降日，区党委决定暂不放弃“拥阎”口号)，韩钧任前敌总指挥。
已是隆冬天气，决死第二纵队战士尚穿着单衣，他们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并肩作战，在隰县之东和宿地区，与六倍于已的日、伪、顽军苦战半月，勇挫来犯之敌，已到弹药奇缺，粮秣殆尽的境地。总指挥部遂电请中共中央批准，毅然决定跳出包围圈。韩钧于16日率部北撤，一路经大麦郊、枯桑园，翻越吕梁山，直取中阳之留誉镇，沿路歼敌一个师又一个营。接着乘晋西北敌力空虚，挥军北上，突破离(石)军(渡)公路，28日到达临县招贤镇。三天后，东进交城县方山、圪洞等地。1940年1月10日在八路军总部首长滕代远统一指挥下，韩钧率领苦战月余，跋涉数百公里的二纵战士，与友军配合，向集结在临县的顽军赵承绶、郭宗汾部发动总攻，歼敌一个师。14日，与各兄弟部队胜利会师于临县县城。决死二纵队从此与阎锡山脱离关系，归建八路军一二0师，由韩钧任司令员。
1944年11月初的一天，韩钧与中共河南区党委副书记刘子久在延安见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
二人向毛泽东汇报了进军豫西的计划，毛泽东对他们分析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形势，讲了开辟豫西战场意义，并留他们吃了便饭。席间，毛泽东又特意对韩钧说：“‘晋西事变’，你是战场上打出了名的，这次回到你韩钧的老家去，更要打出个样子来，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韩钧同刘子久在延安辞别毛泽东后，于11月7日带领干部队出发，途经晋西北带上第八分区的第六支队，越过同蒲铁路，到达太岳。12月24日从垣曲渡过黄河，回到了阔别12年的新安家乡。他们与先行进入新安的刘聚奎部太岳第十八团、五十九团会师，在第一次豫西工作会议上，确定了打击土顽，为豫西人民铲除匪患的工作方针。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全歼土顽势力“第三十三挺进支队”，重创“河北民军”和“第十四纵队”，迫使其撤离豫西；收编了有抗日要求并在打击土顽势力中表现积极的贺澎三、李桂吾、上官子平诸部，人民抗日武装很快控制了新安大部、渑池全部、陕县东部、洛宁和宜阳西部的广大地区，创建了拥有30万人口的豫西抗日根据地，1945年1月中旬，建立了豫西第二军分区、第二地委和第二行署，韩钧任中共豫西第二地委委员兼第二军分区司令员。
5月，第十八团去宜阳剿匪，第五十九团到洛河以南开辟新区，新改编的独立第七旅上官子平部与国民党勾结，乘第二分区司令部空虚之际，于26日夜在绳池发动叛变，接着驻扎在陕县和洛宁的地方反动势力也相继暴动，各地土匪乘机又起，日伪军也四面进攻，豫西根据地遭受严重损失。
为了扭转局势，韩钧作为平叛总指挥，迅速调回主力部队，在广大抗日民众的支持下，先后在洛宁、陕县、渑池等地，与叛匪和日伪军展开激战，三战三捷，军威大振。叛匪头子上官子平被困在渑池县常村寨，如瓮中之鳖，惊恐万状；日伪军也望风退却，豫西抗日局面又重新打开。
八一五日军无条件投降，国民党胡宗南部由西安沿陇海路东下，豫西第二军分区奉命作战略转移，北渡黄河回到太岳军区。
1946年1月13日，晋东南重镇曲沃城外，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岳军区四纵副司令韩钧正率部对困守在城里的阎军发起总攻，突然重庆谈判《停战协定》规定的停火命令下达。阎军借故提出无理要求，要围城部队全线后撤。于是，韩钧率领谈判小组进入曲沃城与阎锡山守城部队谈判。曲沃有两道城墙，每道城墙上都悬挂着一排排地雷，城上阎军刀枪并举，戒备森严。城门被堵死，只有顺着梯子往城里进。在敌枪口下，韩钧率领谈判小组，踩着梯子，翻过两道城墙进到内城。城内通向守敌司令部的大道两旁，排列着执枪持刀的敌军官兵，近处民房上架着机枪，韩钧他们在枪林刀丛中昂然走进敌军司令部；随身警卫战士的棉衣内都贴身捆着手榴弹，而且全部打开了保险盖，把引线联合在一起，系在手指上，准备在必要时与敌拼命。谈判桌上，韩钧坚持原则据理力争，维护了解放军在对峙中的固有优势，保证了后来攻城战斗的胜利。
此后不久，韩钧担任“军调处”临汾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带领工作小组进驻国民党盘踞的临汾，7月，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韩钧奉命返回四纵。
8月22日夜，太岳军区各纵队奉中共中央命令横渡黄河，向南作战略反攻。23日拂晓，韩钧率部队从垣曲李河口抢渡黄河，在南石山全歼守敌一个团，俘虏团长郜尚德以下千余人。四纵主力迅速向南、向西扩展，至9月上旬相继攻克新安、渑池、宜阳、洛宁、嵩县等地，拦腰截断陇海铁路，与挺进大别山区的刘邓大军相呼应，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战略反攻。
1948年1月，韩钧参加了兵团在叶县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会后成立中共豫陕鄂区委和军区，韩钧被任命为豫陕鄂军区司令员。不久，患病。5月，奉命先后到邯郸、石家庄疗养。10月到军大学习，并兼任哲学教员。
是年12月，韩钧随叶剑英参加平津战役，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谈代表团成员参加北平和平解放谈判。北平解放后，韩钧担任中共北平市委委员兼市委秘书长和军管会秘书长，为接收和改造旧北平而日夜工作。由于过度疲劳，旧疾复发，1949年3月23日逝世，葬于北京西郊万安公墓，时年37岁。
中共北平市委在韩钧墓碑上写道：“韩钧同志自参加革命以来，经历法庭、监狱和战场的考验，一直是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忠贞而优秀的战士。他的逝世，实是党和人民的损失。”
(张友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