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铿，原名冯岭梅，笔名有绿萼、占春、梅等，1907年10月10日生于广东省潮州。父母亲都是穷苦的知识分子，曾任教师，有三兄一姐，她排行最小，甚得父母宠爱。姐姐名素秋，长她十岁，因奋力反抗不自由的婚姻，闻名潮州，在她的心灵上留有深深印记。尤其是她姐姐虽然争取到了婚姻自由的胜利，但终因势单力弱，在封建势力的摧残下悒悒而死。临终时，姐姐对冯铿说：“要学武松的气概，将来替女人们向旧礼教复仇。”冯铿坚定地回答：“我不学武松，要学秋瑾!”姐姐的反抗精神和悲剧命运给予冯铿以极大的影响和激励，激发了她为谋求妇女解放而奋斗的决心。
冯铿从小爱好文学，性格活泼好动。在五卅运动发生时，她在汕头念中学，被选为学生联合会的代表，积极参加一系列爱国活动，写文章，办刊物，编话剧，演节目，非常忙碌。1925年2月间，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到潮汕时，冯铿组织了慰劳队，热情慰劳千里出征的将士。同年10月，革命军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冯铿参加了军民联欢大会，见到了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给她以极大的振奋。不久，她成为潮州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
与此同时，她在学校的校刊上和汕头的《岭南民国报》上，发表具有激进思想的论文、小说和诗歌等，在文学道路上迈出了最初的步伐。尤其在她的文章中，表现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以及对黑暗现实的认识上，都保持了一种清醒的态度和爱国向上的特征。
1925至1926年间，在她的早期创作中，对光明未来的追求，对妇女问题的揭示，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抨击，始终是她为文的主题。如她在就读的汕头友联中学《友联期刊》上曾发表过政论文《破坏和建设》《妇女运动的我见》，短篇小说《月下》《一个可怜的女子》；在《岭南民国日报》副刊《文艺》上发表过诗歌《深意》《你赠我白烛一支》，散文《开学日》《夏夜的玫瑰》等。
1926年，冯铿19岁，母亲又忙着张罗为她物色婆家。冯铿不愿重演姐姐的悲剧，次年高中毕业后，跟爱人、《岭南民国日报》记者许峨到潮安县一所小学当教员，一边积极地学习与写作，立志要成为作家。但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过去了，时代的血风腥雨击破了她的美梦，不得不离校弃家逃亡。这时，她在乡间一方面感受到农民受到的封建压迫与剥削，增强了阶级斗争的意识；另一方面与农民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对她的触动很大。一位在患难中结交的农村姑娘幼弟，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去，并以“打探情报”罪被处死。冯铿闻讯后非常悲愤，发自内心地喊出：“我要替你报仇!”不久，南昌起义后南下的贺龙、叶挺部队，分别占领了潮州和汕头，虽然仅仅七天时间，但使冯铿感到十分兴奋，她亲眼看到了工农革命武装的力量。
为了追寻时代的步伐，1929年春冯铿和许峨来到上海，起初在上海持志大学读书，不久因经济困难而辍学。在潮汕师友林柏修、洪灵菲、李春蕃、戴平万等人的帮助与引导下，冯铿终于找到了努力的方向。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唯物主义哲学，阅读俄国与苏联的文学作品，还学习英文和日文，以便掌握更多的工具。她参加“五卅”纪念游行等示威活动，从工农民众的斗争中汲取了力量，她散传单，贴标语，每次都积极地去完成。1929年5月，冯铿加入中国共产党。
来到上海以后，冯铿在1929年下半年间连续发表了几篇小说，在文坛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在上海《女作家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中篇小说《女学生的苦闷》前六章，在《北新》半月刊第3卷“新进作家特号”上发表短篇《遇合》。《乐园的幻灭》《突变》也都作于是年冬天，发表在次年的《拓荒者》上。后一部作品发表后，被蒋光慈编入《现代中国作家选集》。作品的题材也由描写小知识分子的革命转变到注意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表现出与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相同步的态势。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冯铿是50余位发起人之一，后在“左联”工农工作部服务。此时她已在上海南强书局编辑部工作，以此公开的职业掩护为“左联”工作。她是“左联”机关刊物《拓荒者》负责征集稿件的主要联络员，负责征集、接收与转递稿件。
参加“左联”以后，她在创作上也更多样，更勤奋，有更新的收获。如她写的《贩卖婴儿的妇女》，揭示了劳动者为了生活，不得不到处兜售自己的亲骨肉的人间惨剧。这部短篇小说的问世，显示了冯铿在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1930年5月，上海各革命组织为迎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召开，都采取了行动，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左联”也及时召开会员大会，着重讨论派代表出席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名单，郑重推举了冯铿、柔石和胡也频三位，代表“左联”出席会议。
在沪西租界的一幢洋房里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由党中央和全国总工会发起，各地苏维埃区域的代表，红军和游击队的代表，城市赤色工会的代表等约50人参加开会。
这次大会对冯铿触动很大。在会议上，他们听到苏区代表的报告，了解不少苏区斗争的情况。尤其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土地暂行法”与“劳动保护法”，使她感到它是“中国革命斗争中最重要的武器”。冯铿在会上采访和收集了不少新材料，深深地为那些已翻身作主的苏区妇女的英雄事迹所感动。日后，她创作了以苏区生活、红军斗争为题材的作品，如《小阿强》《华老伯》《女同志马英的日记》等，成为中国左翼文学中第一批歌颂苏区斗争的文学作品。
《小阿强》是一篇为“革命的小儿女”所作的儿童文学作品。主人公的原型即是冯铿在苏代会上结识的一位来自湖南根据地的十六岁少年。他的容貌，他的发言，他的每一动作，每一表情，都深深打动了冯铿，因为他是勇敢的少年先锋队的队长。冯铿在作品中描写了一位红色少年的英雄形象。他投身土地革命，参加红军的生动故事，将永远留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
《女同志马英的日记》是作者用第一人称写的日记体小说，记述红军女战士马英在六天日子里的活动实况。描写马英用一颗赤诚的心，无畏地发动群众，组织妇女，参加战斗，为创建苏维埃政权英勇奋斗。这是篇最早用文艺的笔触描写中国工农红军的作品，也是冯铿生前最后的作品。当《现代文学》1卷4期(1930年10月16日出版)首先刊登时，马上被查禁，书局被迫抽去这篇小说，又以新版本来代替发行。现在我们可以在上海图书馆新馆的展览厅里，看到当年出版的《现代文学》1卷4期的两个版本。
这次会议以后，冯铿、柔石与胡也频在“左联”第三次全体盟员大会上报告了大会情况，认为这次大会“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第一声钟，报响着光明的幸福的白昼世界是迅速地快要到了!”鲁迅亲自到会听取传达。会上通过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决议为适应新的苏维埃政权的新兴文化，必须加强工农兵通信运动等。此时，冯铿感到未有过的激情在心中升腾，是革命理想给了她力量，给了她信念。很快，她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实际革命斗争中去。
1931年1月17日上午，柔石和胡也频出席了“左联”执委会。下午，柔石和冯铿有约去东方旅社，参加一个党内的秘密会议。这个秘密会议是为了反对十天前突然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十天前即1931年1月7日，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以及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干涉下突然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成员也是经过他们精心挑选的。会议通过了四中全会的决议，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夺取了党中央领导权。他在会上作了《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报告，推出更为“左”倾的路线。为此，党内不少同志反对，并提出异议。冯铿也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斗争。
1月17日，上海的各级党组织为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分头召开秘密会议。上午开的会，均未遭到破坏。中午，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从国民党市党部得到情报：17日、18日，共产党召开重要会议，地点在东方旅行社31号6号房间。1点40分，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派人到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请求协助，共同行动。于是，大搜捕开始了，特务、军警、西捕迅速包围地处租界的东方旅行社，直扑31号房间，逮捕了林育南、柔石、冯铿、殷夫、胡也频、彭砚耕、苏铁、李云卿等八位同志。当时这些同志正在谈话，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被突然冲进来的特务马上押上了警车。
接下去是一连串的破坏，疯狂地搜捕。这一次，被捕同志达36人，其中29名男同志，7名女同志。
几天后，英租界法院开庭，决定把全部犯人引渡给中国当局。1月23日上午，警车把这批犯人全部押到龙华警备司令部。
冯铿和李文、伍仲文等关押在女牢。狱中条件困苦不堪，她们饥寒交迫，半个月以后，身上生满虱子。冯铿脸庞青肿，然而在敌人的刑讯中表现得非常坚定，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当时，党组织、被捕者家属和社会上进步人士都在多方设法营救这批青年人，但是，谁也没有想到魔爪这么快伸向了他们。上海警备司令部接到了一道处死革命者的密令。2月7日晚“收风”时，看守长亲自带人点名。大家预感要出事了，不再讲话，也不再睡下。不一会，看守长拿着名单，指挥看守提人。林育南、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等被叫了出来，他们早已做好牺牲的准备，坦然地提着脚镣向前走；从女牢里押出三个人，其中一个是冯铿，刚到院子马上被五花大绑捆起来。23人排成一行，气宇轩昂地走向刑场，哗哗的铁镣声打破沉寂的黑夜。敌人在小桥旁摆了一张茶几，上面放着照片，每走过一人便和照片对一下。过了小桥，23人排成两行，他们互相对视着镇静地向前走。行刑的士兵躲在屋子里，枪从窗口伸出来。突然，一阵枪响，第一排的同志没有准备，来不及喊口号就倒下了。第二排的同志勇敢地走上前，高喊：“中国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又一阵密集的枪声，不少同志中弹倒下。但是，只要还有一口气，他们仍坚持喊口号。冯铿倒下去了，她头部和胸部多处中弹。
23位烈士牺牲后，狱中党支部马上报告了组织。2月1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首次报道了这一事件，并发出了“反对白色恐怖”的战斗号召。3月12日，《群众日报》第三号发表了题为《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的社论，肯定20余名龙华烈士“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他们大多数都有英勇的阶级斗争历史”，并预言烈士的热血将燃烧起更旺的革命火焰。《文艺新闻》第三号上(1931年3月30日)，冯雪峰化名“蓝布”，发表了一篇《在地狱或人间的作家?》的来信，再次把这个消息透露出来。
两年后，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曾写下他当时在得知五位青年作家遇害的消息后的悲愤心情：“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在悲愤中，鲁迅先生吟成著名的七律《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抒发了自己对烈士们无限悼惜和对反动派无比愤怒的感情。
“左联”机关报《前哨》创刊号，鲁迅和冯雪峰决定把已经预告的内容改为“纪念战死者专号”。这是一期充满愤怒控诉反动派的凶狠残暴，呼吁世界舆论起来主持正义，反对中国白色恐怖的专号。鲁迅亲题刊头，并撰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先驱者的血》的文章。在被难同志的遗著栏目中，刊出了冯铿的遗作《红的日记》，那是冯铿生前被查禁的最后作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作家宣言》以及鲁迅和茅盾、史沫特莱一起起草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家和文化团体及一切进步的著作家和思想家书》，都是创刊号上的重要文章。后一篇还由史沫特莱译成英文，连同鲁迅写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由史沫特莱送到国外发表。这件国民党秘密枪杀事件，由于国际友人的努力，得以在国外曝光，在国际上引起极大的震动，进步作家纷纷谴责这暴行事件，宣扬牺牲的五位作家的业绩。
冯铿在她24岁的华年就惨遭杀害，她的文学才能尚未来得及尽情释放，实在令人痛惜。然而，她留下的遗文、遗诗、遗作还是很可观的，真正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先驱女作家、女战士的心灵世界和成长历程。
(孔海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