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珍，又名谷珍，1902年3月11日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城南湖边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少年聪明好学，喜爱诗文、体育。15岁时就跟随彭湃等参加进步组织“群进会”。17岁考入粤军军官讲习所，毕业后任见习排长。他目睹旧军队的腐败，忿而弃职，去当小学教员。1921年彭湃从日本留学归来，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创办刊物《新海丰》，李国珍积极参加，并发表多篇诗文。
在彭湃鼓励下，李国珍考取留日公费生，于1921年11月到日本，次年考上庆应大学医科，后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留日期间，正是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成立初期，各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主义的书刊、资料不少，他所交往的又多是彭湃留日时的友人，所以他除了学习专业，又热心研读革命书刊，参加爱国进步活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3年暑假，李国珍回到家乡后，正是海丰农运遭挫折的时候。他投入反对反动当局镇压农会的舆论工作，受到阶级斗争实践的洗礼。
这期间，他积极参与“新生社”活动，经常同进步青年们讨论国事，研究革命理论和实践问题。他还倡导出版《新生周刊》，宣传革命思想，帮助知识青年提高觉悟。1925年初，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东征讨伐陈炯明，彭湃派人通知坚持地下农运的负责人准备策应，并希望李国珍留下来工作。李国珍毅然放弃了在日本的大学后期学业，投身于革命洪流。在东征军到达海丰后，李国珍正式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举兵讨伐盘踞粤东的军阀陈炯明。东征军进入海陆丰后，在周恩来、谭平山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海陆丰特别支部建立，10月，第二次东征后改组为海陆丰地委，由彭湃任书记，李国珍任宣传部长。
当时，李国珍不但负责全面的宣传工作，而且具体担任《陆安日刊》(后改为《海丰日报》)和《工农周刊》的主编，农运讲习所教员，农民自卫军教练，“新学生社”负责人等职务，不但经常为党组织起草重要文件，为报刊写社论、专论，而且到各种集会发表演说，向群众宣传鼓动，有时还编剧写曲词并参加演唱。为了扩大党的影响，中共海陆丰地委决定李国珍首先公开共产党员身份。在1925年11月庆祝俄国十月革命8周年的大会上，他代表党组织发表讲话，宣传共产党在当时的政治主张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表示欢迎先进分子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这样，他不但经常代表地委发言，对党组织的发展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第二次东征后，海陆丰农运进入全盛时期，海丰更是实行了一系列革命措施，面貌一新，被誉为“小莫斯科”，参观考察者纷至沓来。当时彭湃更多的是在广州、汕头活动，李国珍成了地委日常工作的主持人之一，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26年秋，张善铭任海陆丰地委书记后，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需要，决定加强党的建设和建立革命武装，并以这个要求为中心内容，办起党员干部训练班。李国珍兼训练班主任并主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他讲课深入浅出，生动而富于说服力，很受学员们的欢迎。在实行军事化的管理中，他与学员一起生活，常常带头开展娱乐活动，把严肃紧张的党训班，办得生动活泼。经过几期的学习，培训了大批干部，有力地推动了建党工作，并为后来的武装起义准备了骨干力量。
在北伐胜利进军中，蒋介石加速了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准备。1927年2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右派分子苏民望以“检查党务”为名，到海丰搞“清党”调查，并企图收买农民自卫军大队长——黄埔军校出身的浙江人吴振民(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中共海陆丰地委决定吴振民虚与应付并摸清其意图，又让原已公开身份的李国珍出面周旋。李国珍刚从睡地铺、滚操场的党训班出来，就赶修边幅，身着西装，头戴白通帽，手拿洋手杖，大摇大摆直入国民党县党部，同姓苏的扯了一通不着边际的话，还说要找些女同志陪他打麻将。苏民望受了愚弄反而觉得彭湃离开后海陆丰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不过如此，“清党”将是问题不大的。
为了加强应变准备，李国珍去陆丰负责工作。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三天后，广州、汕头也开始大屠杀。4月20日，吴振民接到要他动手“清党”的密电。中共海陆丰地委当机立断，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制定的应变计划，成立党的东江特委以领导各县的斗争，并决定5月1日前后东江各县举行武装起义。李国珍以特委委员直接领导陆丰的行动。
李国珍与陆丰县委的同志研究后，先亲自做好倾向左派的县长李秀藩的工作，争取他支持起义。由于当时陆丰县城只有一个中队的农民自卫军，而右派势力在城里有“游击队”和盐警队等300多人，装备都较精良，又是有打仗经验的老行伍。中共陆丰县委从力量对比考虑，认为不宜硬拼，决定在4月30日晚上，巧设“鸿门宴”，由李秀藩出面邀请“游击队长”在酒席间商谈要事。果然，那家伙身插两支驳壳枪，带了两名卫兵赴宴来了，文质彬彬的李国珍就坐在他的旁边。酒过一巡，李国珍举杯为号，外边埋伏的农军战士扣动扳机，两个敌卫兵应声倒地。几乎在同一刹那，身躯高大的李国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游击队长”紧紧抱住，农军战士飞快上来协助解除了他的武装，然后押他去叫全队投降。盐警队虽然同农军交了火，但见“游击队”已覆灭，更慑于周围喊声震地的农军，也就放下了武器。5月1日拂晓，海陆两县同进取得了第一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当天都各自成立临时人民政府，李国珍被海丰选为政府委员。
敌人正规部队从惠阳、汕头两面反扑后，海陆丰与广东区委联系已中断，处境非常困难，特委决定由李国珍去武汉找党中央。他与林蔚深扮成老板和伙计，从海上取道汕头，再经上海到武汉，找到彭湃和恽代英，向他们汇报请示。此时形势已急转直下，七一五汪精卫公开叛变，党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李国珍便随党中央领导同志到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在革命委员会保卫局任警卫科长。在从南昌到潮汕的转战中，他负责起义军领导机关的保卫工作。
南昌起义军于9月23日攻入潮州城，李国珍被任命为潮安县公安局长。几天后去汕头市开会时，得知国民党薛岳部进攻潮安的消息，奉命率一个连起义军赶回潮州。他们乘坐的小火车遭到敌人炮火的袭击，退到枫溪车站时敌人追了上来。李国珍身先士卒指挥反击，在战斗中腿部中弹负伤。后经群众掩护，坐船回到汕头时，起义军已放弃这座城市，无法找到部队。他先后在一位同乡和从前的一位日语老师家里隐藏。但那时敌人搜查很紧，治伤又很困难，他决定暂去日本，辗转经厦门、上海，11月初到达东京。
在日本，李国珍住在留日医科同学黄鼎臣(海丰人)宿舍养伤，心里却总是牵挂着国内特别是海陆丰的斗争。后来，他得知海陆丰第三次起义取得胜利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消息，加之这时伤也基本痊愈，便于1928年2月回国。到汕头时，敌人正大举进攻海陆丰苏区，往海陆丰的必经之地潮阳、揭阳等县及沿海港口，敌人严密封锁，汕头市也实行戒严，李国珍不得不折回厦门，而这时海陆丰已被敌人占领。
李国珍在厦门化名马义成，在码头当搬运工人，晚上也常在昏暗的灯下写稿投给报刊。后来，经人介绍，到禾山中学帮老校长批改学生的国文作业，不久就被聘为正式教员。由于李国珍博学多才，工作实干，善于团结教师和学生，很快树立起威望，过了一个学期就先后担任教务主任、代理校长等职务。这期间，他还成为《全闽日报》副刊《流霞》的特约撰稿人，也在上海的《创造月刊》发表作品。然而，他有了个立足点后，即设法寻找党。因此，这一段日子也正是李国珍最苦闷焦灼的时期。他曾以“吃饭”隐喻革命，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总之，我是一个要吃饭的人，为要解决现在以至将来的吃饭问题，使我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不能不作充分的了解”，“现在的社会虽然这般黑暗，然而并没有遮断前头的光明”；还在一首诗中写道：“任黑暗吞没了美丽的丘陵，我们终有一个血红的黎明”，寄托着他对党的信念和革命前途的信心。
1928年秋，通过从日本回上海的黄鼎臣向组织反映，李国珍终于与在党中央工作的恽代英取得了联系，不久陶铸从上海到福建工作，同他正式接上了关系。从此，李国珍在福建省委直接领导下，仍以教育为公开职业，进行党的秘密工作。红四军三下闽西以后，中共福建省委根据工作需要，于1930年初，决定李国珍辞去禾山中学职务，到石码的石溪中学任校长，在那里设立党的秘密工作据点。2月下旬，在厦门召开的福建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李国珍被选为省委委员。5月，他调到厦门郊区云梯中学当教员，任省委宣传部长，并参与了由省委直接领导的厦门劫狱的外围接应工作。此后不久，李立三“左”倾冒险主统治的党中央，强令福建省委取消党团和工会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实行武装暴动的行动委员会。对这种错误决策，李国珍坚决支持省委书记罗明向党中央提出不同意见。立三路线被纠正后，省委工作也恢复正常。这年冬，李国珍在白区环境日益恶劣的情况下，前往福州、泉州、莆田等地巡视工作，直到第二年3月才回到厦门。
1931年3月25日，设在厦门鼓浪屿的省委秘书处、宣传部遭到敌人破坏，李国珍和几位同志被捕。被捕后他化名李仁发，在严刑与利诱兼施的审讯中，坚贞不屈，慷慨陈词，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始终坚持共产党人的气节。经过一个多月刑讯和牢狱的折磨，凶残的敌人从他身上得不到任何东西，就决定下毒手将他杀害。5月1日凌晨，一辆囚车在沿途戒严中从厦门市区朝东北郊禾山方向驶去。车上一戴近视眼镜的年青共产党员，领着一同被押送的3位同志喊革命口号，唱《国际歌》。昂扬激越的声音，震撼着沉寂的夜空，呼唤着人们的觉醒。当血红的太阳从海面升起时，在莲坂村后荒野的刑场上，他从容就义，同战友们高呼：“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李国珍短短的一生，是追求进步、献身革命的一生。他忠诚党的事业，为革命忘我工作和坚韧不拔、勇于牺牲的精神，铸就他的高贵品格。“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清人龚自珍的这两句诗，是李国珍生前常常吟咏、书写，借以表达自己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并用来激励战友亲人的诗句。烈士的碧血，浇着革命之花，他们的崇高精神，是鼓励后人前进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