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不论，原名心林，又名宗玉，1903年12月1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马恋乡西林村一个地主家庭。作为独子，迷信的父母为让他长命，按照算命先生之言，要他拜贫穷的曾满婆婆做干娘，经常寄住在曾满婆婆家中。
在曾满婆婆家生活的日子里，周不论耳闻目睹了贫苦农民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艰难，感受到社会的黑暗，在幼小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反抗情绪。他结识了不少穷苦朋友，常常在一起交谈，共同学武术。
1921年，17岁的周不论考入长沙修业中学。读书期间，他在进步教师的引导下，接受了革命思想，积极投身学生运动，政治上不断成熟起来。1922年，他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周不论毕业回到家乡，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力以赴地从事党的组织发展工作。1925年，他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1926年秋，他随北伐军作战，到达武汉，又被派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继续学习。结业后，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任排长，开赴九江作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在军队内部开始“清党”。在这危急关头，周不论由党组织派回湖南工作，任省委湘东特派员，到他的家乡醴陵继续从事革命斗争。
8月，周不论在担任醴陵县委委员兼南四区区委书记后，面对残酷的环境，一面着手恢复党的组织，一面加紧执行毛泽东在安源制订的有关秋收起义的计划。他与西一区区委书记罗启厚共同商定召开紧急会议，拟定农村暴动的行动方案。此时，周不论心潮起伏，他在开会地点的天花台半山亭石壁上，挥笔写下了几句诗，表达自己的满腔豪情。
半山亭，半山亭，
半山亭下出英雄。
工农起来坐天下，
打倒土豪得太平!
9月11日(农历八月十六)晚上，醴陵全县火把通明，人头攒动，酝酿已久的暴动终于开始了。周不论和南四区区委委员陈竟先、唐革非等全副武装，分头率领暴动队伍，先后捕杀了马恋的码头官唐竹和大劣绅杨秀峰、汪先干等人，老百姓纷纷拍手称快。
9月20日，周不论得知血债累累的恶霸地主贺勋臣将返回贺家桥，立即带领十多人在必经之路的山上埋伏。等不多时，只见贺勋臣一行坐着轿子大摇大摆过来，周不论率众一个箭步冲向前，将他们团团围住，他大声喝问：
“轿内何人?”
贺勋臣不知情由，连忙作答：
“鄙人贺勋臣。”
“好!今天就是找你这个家伙算帐!”
话音刚落，手起枪响，贺勋臣即刻瘫倒在轿椅之中，其随从顿时作鸟兽散。
事隔不久的一天，醴陵县府派密探陈显干带着4名警备队士兵到南四区马恋高塘冲来抓周不论。周不论闻讯后，将计就计，镇定自若地装扮成豪绅，把这五人迎来置酒款待。当这几个家伙酒酣耳热，漫不经心时，周不论故意问：
“你们下乡有何贵干?”
当听敌人说是前来拘捕暴徒周不论时，他指着自己的鼻子笑着说：
“我就是周不论啊。”
霎时，那五个家伙愣住了，不知所措。几个武装农民这时一拥而入，一番扭打，抓获四人，一人乘乱逃脱。从这以后，周不论的名声远扬，敌人再也不敢轻易对他下手了。
为了更好地开展武装斗争，在上级党组织的指导下，周不论组建了地处南四区、西一区边界的栗山坝游击营(后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周不论指挥在各乡建立递步哨，在山卡和交通要道设置防御工事和哨棚，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他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提出“小来小打，大来分开，人少吃掉，人多赶跑”的策略，灵活机动地运用游击队打夜战、打伏击战的优势，逐一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10月中旬，他先后在仰山殿、云峰岭、月光坡等处的伏击战中，打退了清乡头子叶文科带领两百多人枪的进犯。在一次夜袭驻扎在西一区栗山坝汪海公祠的“清乡”司令部天保为首的一个连时，敌人毫无防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俘敌17人，缴枪40多支。
在一连串战斗中，最有名的要数“南四区之役”，它在醴陵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11月下旬，屡遭重创的敌人不甘心失败，派出国民党政府军熊震部3000多人马，一路烧杀抢劫，大举进犯南四区。面对如此众多的敌兵，周不论率领游击营和赤卫队采取政治瓦解和机动作战的办法，一面派人在沿途书写大量标语，一面联合农民武装，四处设置山头阵地，用喊话队配合队伍作战，战斗打响后，行进的敌军已被骚扰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听枪声四起，顿时乱成一团，无心恋战，只得慌慌张张撤退。这次战斗，缴获了敌军丢弃的一批枪支弹药，俘获了替敌军带路的70多名土豪劣绅。
1928年1月27日和2月27日，随着工农武装力量的不断壮大，周不论等带领南四区的农民武装，配合各路农军，两次攻打醴陵县城，迫使敌人龟缩城内，长时间不敢下乡。南四区的革命闹得红红火火，搅得国民党当局坐卧不安，当时的《湖南民报》曾这样哀叹：“醴陵的近况，真是闹得稀糟了，就把南四区讲起，近日设伪指挥部，组织特别法庭，审理土豪劣绅……至若清乡的兵，到了南乡泗汾就不敢前进，……醴陵军队虽有，不敢下乡，纵然下乡，一到下午就要回县，犹如小鸡子一般，离母鸡太远，恐怕鹞鹰啄了去。”
就在武装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周不论根据上级党的指示，领导全区老百姓进行轰轰烈烈的苏维埃政权建设。他四处奔波，不知疲倦地先后在贺家桥、水口山、大障、边江铺等地建立了13个乡苏维埃政府。
1928年1月30日，在阵阵锣鼓和鞭炮声中，醴陵南四区苏维埃政府在陈家洲发公祠正式成立，周不论当选为主席。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全区雷厉风行地开展起分田分地，抓紧生产，维护治安，破除陋俗，严禁赌博、迷信和吸鸦片烟的群众运动，南四区迅速成为全县重要的红色根据地。
这年的4月，国民党当局调动两个师的兵力，加上“清乡队”和“挨户团”，穷凶极恶地血洗醴陵苏区。南四区自然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有上千名党员、干部和革命农民惨遭杀害，周不论成了醴陵当局悬赏通缉的“要犯”。在群众的舍命掩护下，周不论离开醴陵，辗转来到南京。然而，南四区大恶霸周西庚窃取了他寄回的家信，得悉周不论在南京的住处，立即向当局告密，他在南京不幸被捕。
在监狱中，周不论利用允许已判刑的政治犯轮流做饭，可以做操、打球和阅读经过审查的书报等各种机会，串连难友，秘密成立狱中党支部，并与南京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不料没多久，他们的活动被敌人察觉。监狱当局大为恼火，于是采取了严厉的管理措施，将他们三三两两隔离在一间间小房里，重要“犯人”则一间房子关一个，取消一切活动，每天只给两顿稀粥。这时，周不论又秘密发动全监难友奋起反抗。他们先是提出抗议，继而全体绝食。敌人气急败坏，严刑追查这次斗争的组织者。为了保护其他难友，周不论挺身而出，自认是带头者。敌人给他加上“不服管理”的罪名，改判死列。
1930年2月的一天，他神情自若，戴着脚镣手铐走向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7岁。他的遗体被党组织设法领出，安葬在南京洪武门外的湖南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