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一清，又名源鉴，1902年3月出生于江西省信丰县游州堡一农民家庭。郭一清自幼聪颖机敏，胆大好动，8岁入私塾，先生点书，每篇能诵，乡亲们都夸他是状元料子。可他不钻诗书，常邀小伙伴弄棍舞棒，专玩打仗的游戏。天长日久，在村里武士的潜心指导下，还真掌握了几套武术，练得腰圆膀粗，臂力过人。
1914年，郭一清考入信丰县立高等小学堂。1921年秋，他高小毕业又进入江西省赣州第二师范学校求学。在这里，他通过与进步师生的交往，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逐步树立起新的人生观。他在校刊上多次发表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并以学业全优在同学中建立了威信。
1925年5月，华中体育运动会在南昌举行，郭一清作为“三铁”(铁饼、铅球、标枪)选手前往参加比赛。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此次远行竟是他新生活的开始。运动会期间，郭一清接触了许多进步青年，并由共产党员朱由铿、曾宏毅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赣州第二师范学校第一个共青团员。回学校后他便开始了学生运动的组织工作，很快在学校建立了团的组织，当选为团支部书记，同时被选为学生联合会总干事。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留校工作，这对于他团结和带领进步学生，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有十分便利的条件。他不仅向学生传播革命道理，还经常告诫学生注意自身的改造锻炼。他常在演说会上说：“学生运动是革命的活跃因素，但不与工农运动相结合就会失去强大的生命力。”在当地工农运动的行列里，郭一清也是一个十分活跃的角色。
1926年的桂花飘香季节，革命正当高潮。赣南地区成立中共赣州支部，不久又成立了特支。此时，郭一清由郭廷献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郭一清的协助下，赣州第二师范学校党支部成立，并由他担任党支部书记。不久，中共赣州地委安排郭一清担任工农运动指导员，回家乡信丰县开展工农运动。
当时，信丰虽然成立了县农民协会和县总工会，但会员只有500余人。郭一清回县以后，主动公开自己的身份，先联络当地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积极分子，然后分别召开各种大小会议，宣讲革命道理，介绍外地情况，动员大家组织起来，跟随共产党，翻身闹革命。群众渴望翻身的热情，象一把干柴遇到火种一样，一下子点燃了，要求入会的人纷至沓来。仅几天时间，县农会就发展到4000多人，全县三分之二的农村建立了农民协会。
那时的信丰农村，天灾人祸猛如虎。地方盘剥加上闹饥荒，广大农民食不果腹，苦不堪言。乡亲们都指望农会给点实惠度过难关。郭一清对老同学黄达说：“农会不为农民解难，何必成立?新鲜而又空洞的招牌是没有生命力的，也不能持久。”他们决定日子，在马鞍山坪召开群众大会，共商解决饥贫的办法。那天，风和日丽，四乡八邻的老表们把在山岗临时搭起的高台围得密不透风。
郭一清在台上激昂地说：“不是说一切权力归农会吗?我们种出的粮食为什么没有权力享有，要年年闹春荒呢?今天这个会，就是要让大家好好行使权利的大会。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开仓分谷烧契约，跟着共产党彻底闹革命。”
农民起来了，冲开一座座土豪劣绅的宅院，劈开一个盛稻谷的仓库，烧毁一张张典田当地借谷的契约和借据，抗租、抗税、抗息斗争，如热火升腾。
土豪劣绅害怕了，暗地里咬牙切齿，千方百计买通官府，妄图把农民运动压下去。
1927年农历正月底的一天，县公署以抗交田赋为借口，把农会主席李官濂扣押。消息传出，郭一清立即带领200多名农民直冲县公署大堂，当着知事史通的面，进行说理斗争。史通没料到郭一清有如此胆略和口才，加上自知理亏，无法辩驳，只好连连鞠躬，当场应承给李官濂披红戴花，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立即释放。这一斗争的胜利，破除了几千年来百姓怕官府的心理，壮大了农民斗争的胆量，扫了官吏豪绅的威风，为以后信丰大暴动奠定了群众基础。
春天，正当赣南的工农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国民政府中的反动派已勾结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糜集南昌，酝酿政变。为了及时揭露反动派的阴谋，地委命令郭一清返回赣州第二师范学校，负责地委机关报——《红旗报》的编辑出版工作，同时带领进步学生到各地散发报纸和传单。
3月6日，国民党反动派终于举起屠刀，首先杀害了赣州工人运动领导人陈赞贤。地委通知各县组织群众为陈赞贤烈士举行一次规模盛大的追悼会，彻底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阴谋，同时建立工农武装，与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郭一清再次以工农运动指导员的身份回到信丰，在临江会馆主持召开了工人、农民、学生和各界人士共700多人参加的追悼会。他还亲自撰写并当场高唱了一首悲壮激昂的歌曲：
爱同胞!爱同胞!
为何呼?为何号?
豺狼兴刀，夺我英豪，
十八枪的仇啊，终久要报!
追悼会结束，郭一清立即组织群众在县城游行示威。市民都拥向街头助威呐喊，官吏们则龟缩在家里恨得咬牙。
不久，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在赣州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6月17日，信丰的反动头目王廷骥到赣州雇请了一个连的“清党军”，叫嚷要镇压信丰的革命。郭一清闻讯，及时通知地区的党组织转移到农村。王廷骥欲杀无人，恼怒至极，窜到游州堡捣毁农会，杀人放火，烧了郭一清等人家里的房屋，又在城门悬挂无辜百姓的头颅，到处张贴通缉共产党员的布告。他们将郭一清列为“首犯”悬赏5000元大洋买他的人头。白色恐怖一时笼罩了整个信丰。
形势险恶，但郭一清仍然设法联络了疏散在乡村的共产党员，继续宣传与发动贫苦农民，恢复农会，发展党员，成立支部。仅四个月，便重建农会20多个，会员发展到8000多名，建成党支部12个，党员发展到70多名。
在1927夏天的险恶形势下，信丰党组织派郭一清和黄达赴南昌向省委请示工作。省委指示：为了配合全省的战略安排，赣南派来的同志必须迅速返回赣南，继续发动群众，做好暴动的准备，并将南下的其他人员组成一支工作队，任命朱由铿为队长，郭一清为副队长，对外则使用中国国民党省党部宣传队的名义作掩护。郭一清受命后，全然不顾千里跋涉的劳累和途中的危险，星夜兼程返回信丰。南昌起义爆发后，郭一清又接到赣南特委的通知，要他火速赶到会昌县筠门岭，迎接南下的南昌起义军。郭一清冒着酷热，昼夜赶到筠门岭。一打听，部队早已南下向广东挺进，郭一清只好返回信丰。回到信丰不久，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带领的部分起义军入湘途经信丰。郭一清立即在黄泥排召集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周密地安排了对起义军的接待工作。由于他的精心安排，信丰县接待起义军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朱德、陈毅十分赞赏郭一清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临走时留下八支长枪、一支短枪和需保存的文件，并嘱咐他尽快组建农民武装，作好暴动准备。
南昌起义后，信丰的农民协会转为公开活动，同时宣布成立中共信丰县特区委，郭一清任宣传委员并兼管军事工作，黄维汉任书记。
年底，萧风鸣任中共信丰县委书记，郭一清帮助他宣传贯彻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积极组织农民赤卫队，开展“不还租税，反对高利贷剥削”、“收租收债者杀”的年关斗争。当地土豪十分恐慌，哀求和怂恿县长李枝煊和保警队长王廷骥再次下令通缉共产党人，捉拿郭一清等人。于是，一场新的残酷战斗严峻地摆在了郭一清等人的面前。
郭一清的家被敌人烧毁以后，老表们又帮助盖起了几间土屋。1928年2月21日晚上，县委就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在昏暗的桐油灯下，密密匝匝地挤满了人，跳动的火苗映红了一张张兴奋的脸庞。会议决定成立县工农革命委员会和暴动总指挥部，选举智勇双全的郭一清担任总指挥，并讨论通过了暴动行动计划。这是一个将被历史牢牢记住的难忘的夜晚。
22日夜里，信丰城外一阵紧密的锣声过后，万余农民衣领内、武器上一律缝扎了红布条，左臂佩戴红袖章，肩背鸟枪或手持梭标大刀，高举火把，按拟定方案兵分四路向信丰县城进发。总指挥郭一清亲率第三路大军，及时赶到县城上西门外火焰山指挥部部署攻城。
次日凌晨，各路大军1万多人到达阵地待命。郭一清一声令下，攻城信号——3声土炮巨响发出了。顿时火光冲天，杀声如雷，十几门松树炮，80多支长枪和300多支鸟枪，齐向四面城楼发射。敌人仗着装备先进固守城堡，农军几次攻击都没有能得手。郭一清又令下西门外的第二路大队，利用早已挖好直通城脚的交通壕，派人身裹用水浸湿的棉絮，带着煤油、干柴，摸到城门焚烧，但因城门铁皮厚实无法烧熔。郭一清在阵地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挑选一批机敏勇猛的赤卫队员组成敢死队，扎长梯爬城墙；同时用“棺材炮”爆炸城根，也未奏效。敌人紧急调动小河、古陂、安西等乡民团3000余人，又调来了驻赣州的国民党第七师一个营赶来支援，使暴动队伍腹背受敌，攻城10余天终告失利。县委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下令撤退疏散。由郭一清等人带领部分赤卫队员转入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暴动失利后，郭一清不气馁，当他途经崇仙进入定南县界时，在黄柏山的一座寺庙墙壁上，挥毫写下了一首表明心志的七言诗：
拔山盖世眼重瞳，
垓下悲歌末路穷；
成败归天谁肯信，
乌江自刎亦英雄。
不久，郭一清在信丰、定南、安远三县交界的杨佳寨接到县委指示：赣西南地区的人民武装改编为三个纵队，授命郭一清将信丰、定南、安远三县边区的游击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赣西南第二十六纵队，任命郭一清为该纵队司令，在三县坚持游击战活动。
1929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四军从井冈山出发，转战赣南，东进福建，途经定南县的龙塘圩时，与郭一清的红二十六纵队会师。当了解到郭一清部队纪律严明，深得群众的爱戴与支持，由30多人发展到200余人枪的情况后，毛泽东建议二十六纵队随红四军一同东进。不料，行至寻乌县乡时，遭遇敌军金汉鼎和刘士毅部。为了保障红四军的顺利进军，经前敌委员会研究决定，留下二十六纵队地打游击，以牵制敌人兵力。郭一清二话没说，当即表示：“服从命令，坚决完成任务。”
这年3月，红四军攻克长汀，回师赣南发展苏区革命根据地，在瑞金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以及地方纵队大会师，特将郭一清的二十六纵队编入红五军，成立政治保卫大队，任命郭一清为党代表，李寿轩为大队长，并随同红五军返回井冈山恢复革命根据地。不久，又调任郭一清为红五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政治委员。自此，郭一清作为一个成熟的指挥员和优秀政治工作领导者，一直跟随彭德怀转战于湘粤鄂赣边，在各次战斗中，充分表现了他英勇、果断、善战的特色和指挥才能，颇得彭德怀的赞许。
1930年6月，红五军第五纵队奉命扩编为红八军，郭一清转任红八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7月下旬，红三军团奉命攻打长沙。25日，红军在长沙浏阳门外遭敌阻击。为了突破敌人防线，郭一清不顾个人安危，手举驳壳枪，高声唤着：“同志们跟我来，冲上去消灭敌人!”在郭一清的带领下，红八军像潮水般冲向敌人阵地，击溃了阻击的敌人，并击毙敌团长邓南一。可是，在追击敌人时，郭一清却在浏阳门外猴子石战斗中不幸阵亡，时年仅28岁。
郭一清虽然生命短暂，但他的一生却是流彩闪光。新中国成立后，彭德怀、黄克诚、 何长工、程子华、李寿轩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多篇回忆录中，充满深情地频频追述郭一清的功绩。1951年9月5日，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写给郭一清的遗子郭兴让的信上说：“一清同志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早期信丰县委的领导人之一，是我的战友。他不幸牺牲，安葬于浏阳门外七里巷附近，当时因环境险恶，为避免敌人掘尸而未立碑，与其他牺牲的同志埋于一起，日久已难以辨认。惟郭一清同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坚决勇敢、艰苦奋斗之精神，将永远留在人间，值得我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