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鼎昌，字宜之，1899年4月出生于甘肃省宁县太昌镇任家庄一个农民家庭。大约10岁左右，进入本镇两等小学读书。任鼎昌读书刻苦，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他办事稳练，待人诚恳，品学兼优，加上练就一手好字，深受老师的好评和同学们的钦佩。
1917年，任鼎昌小学毕业，考入设在平凉的甘肃省立第二中学。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使任鼎昌感到十分振奋。他关注着运动的发展，千方百计地从报纸上获得大量消息和评论。随着大量进步书刊不断传入，任鼎昌从中汲取了不少新思想和新观点，开始树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
1921年6月，任鼎昌从省立二中毕业，开始在一所学校任教。面对腐败黑暗的社会现状和毫无生气的封建教育，任鼎昌感到压抑、苦闷，难以忍受。他不愿放弃自己的追求，决心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1923年任鼎昌毅然放下教鞭，前往北京，考入北京大学深造。在这个被许多青年学生视为接受新思潮的启迪，追求民主和真理的中心，任鼎昌的视野为之一新。他在勤修学业之余，大量阅读进步书籍和《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积极参加进步活动。
1924年初，西北大学在古城西安建立，任鼎昌即转入该校读书。在西大任教的老师中，有不少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的共产党员。任鼎昌在与他们的接触中，受到不少教育，开始在党的领导下，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同校学习的还有同乡学友王孝锡、王彦圣、王之经等人，他们一起阅读进步书刊，交流和探讨对人生、社会的认识，思想进步很快。1925年5月，陕西人民在共产党员魏野畴的领导下，掀起反对直系军阀陕西督军吴新田的“驱吴运动”。任鼎昌积极投入这一运动。他以自己在北大参加学生运动的阅历经验，组织指导同学们开展斗争。不久，五卅惨案发生，中国共产党及时领导群众，进行大规模的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工人的斗争。西北大学作为这一运动的中心，斗争热潮更高。任鼎昌带领同学们走出校门，游行示威、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制造五卅惨案的真相，激发了工农大众的爱国热情，声援了上海工人的斗争。这年暑假，党组织号召同学们利用回家机会，广泛宣传五卅运动，扩大革命影响。任鼎昌与王孝锡等几位同乡同学结伴从西安步行回家，一路逢村过镇，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宣传。回到家乡后，又利用走亲访友，乡邻相聚等机会，向大家介绍国内外大事，宣传新思想、新观念、引导大家改变陈规陋俗，动员男人剪发，女人放脚，劝导人们戒食大烟，读书识字。他还与王孝锡一起，在宁县太昌镇成立了甘肃省第一个进步青年组织——“青年社”，发展社员30多名，为宁县培养了一批革命的后备力量。
经过不懈追求和苦苦探索，任鼎昌在党组织的帮助教育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自觉向党靠拢，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各种活动。在1926年4月至11月，直系军阀刘镇华率八师之众围困西安的时候，他按照党的指示，积极向市民、学生和士兵开展宣传，鼓动大家克服一切困难，团结一致，全力支持杨虎城等守城斗争，坚持到最后胜利。在与城外断绝联系长达八个月之久的艰苦日子里，任鼎昌不辞辛苦，为稳定城内秩序，安定人心，鼓舞士气，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也经受了锻炼与考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5月，杨虎城将军率部东出潼关，参加北伐。任鼎昌受该部政治部副部长、中共陕甘区委宣传部长魏野畴推荐，参加政治部前方慰劳宣传团工作，随军去商丘、徐州、皖北前线搞宣传慰问活动。他携带了大量宣传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及揭露不平等条约的宣传品，在官兵中大量散发，并与他们广交朋友，建立广泛联系。在魏野畴领导下，任鼎昌向前线官兵作了大量富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部队保持了明确的革命目标和旺盛的士气。
7月中旬，国民军驻陕司令部按照冯玉祥的电令，开始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军内的活动，接着又加紧反共“清党”，搜捕共产党员。由于得到杨虎城将军的保护，任鼎昌等一批共产党员安全返回西安。不久，他又带着党组织的指示信，返回甘肃宁县太昌镇，与8月份回到家乡的共产党员王孝锡、胡廷珍、王彦圣、王之经等人会合。按照上级指示，他们一起研究了今后的行动方针和工作计划，决定胡廷珍回河州家乡，他与王孝锡等人留在宁县，分别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坚持革命斗争。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成立了中共彬宁支部，王孝锡任书记，王彦圣任组织委员，任鼎昌任宣传委员，王之经任青年委员。同时，又整顿了1925年暑假期间建立起来的“青年社”，发展了一批新社员，以“读书会”形式为掩护，组织大家学习马列主义学说，进行革命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税斗争，迫使当局撤去贪赃枉法的宁县县长索呈祥的职务，追回其任意摊派的一笔款子。这一斗争的胜利，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时震动了周围各县。
1927年11月，中共陕西省委作出“于11月派一积极同志，先整顿平凉工作，然后由平凉赴宁夏，即负宁夏工作责任”的工作计划，并指示中共彬宁支部负责落实。受支部负责人王孝锡委派，任鼎昌前往平凉，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决定以在平凉师范任教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2月5日，任鼎昌又一次来到平凉，担任平凉师范教师。他利用讲社会学的条件，自编教材，向学生讲授社会发展简史和唯物史观，传授进步思想，受到学生的尊敬。为了恢复地下党组织，任鼎昌在平凉郊区歇马殿一带与地下党员、共青团员及进步人士积极联络，进行地下活动，使中共平凉特支工作重新恢复起来。
1928年4月，甘肃省国民党清党委员会派人潜往陇东一带，与当地军政当局一起，大肆搜捕共产党员。王孝锡在宁县了解到敌人要搜捕任鼎昌的消息后，立即写了一封密信，派人连夜送往平凉，通知他立刻转移。不料敌人抢先一天，于4月17日下午将任鼎昌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共青团员韩庄。两天后，任鼎昌被囚车押解兰州，一些进步师生筹集了50多块银元，一起赶到西门外送别。任鼎昌谢绝了大家的好意，挥手离去。后来，这些银元经过关系，分几次送到他的手里。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酷刑拷打，任鼎昌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没有出卖同志，也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同年11月，王孝锡不幸被捕，审讯时，敌人让任鼎昌与王孝锡当堂对质，妄图一举突破，达到将陇东共产党一网打尽的目的。任鼎昌再次经受了揭背花、压杠子、老虎凳等酷刑，保护了自己的同志和战友。无数次的酷刑折磨，使他遍体鳞伤，双腿不能站立，但他仍以坚定的信念，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他在狱中坚持记日记，期望“风吹乌云散”后光明来临。由于溃烂的伤口发生严重感染，任鼎昌于1929年10月病逝于狱中，时年30岁。
新中国建立后，任鼎昌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受到褒奖。宁县人民没有忘记生长在自己土地上的优秀儿子，为任鼎昌修建了陵园，用他的事迹教育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