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璞田，又名绍卿、田河，字瑾涵，号赤生，1903年出生于河北省安新县马家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18年，辛璞田高小毕业，他求学心盛，于当年夏天即搭本村渔船赴天津，考入直隶(今河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学生爱国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席卷全国。天津各学校也纷纷成立了学生会。当时在直隶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辛璞田被选为学生代表，积极投入了天津学联和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并同于方舟、邓颖超等人一起发动、组织天津广大青年学生和爱国同胞，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天津的统治势力展开了激烈斗争。坚强的革命斗志和非凡的领导才干使辛璞田脱颖而出，成为天津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
7日，在以辛璞田为首的天津学联组织领导下，天津爱国青年举行了第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辛璞田始终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并带头高呼口号，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大无畏精神。
游行过后，辛璞田进行了认真的思考，认识到了宣传发动群众的重要性。为此辛璞田组织成立了以直隶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为核心的演讲队，他亲自任队长。他经常冒着反动军警的追捕上街演讲，揭露反动政府的卖国罪行。一次，他到针市街一家经营日货的大商店进行抵制日货的演说，他慷慨陈词、晓以大义，经过三天的唇枪舌战，终于使这家商店封存了日货，取得了抵制日货的初步胜利。为了唤醒大众，激发群众的斗争热情，辛璞田还创办了校刊《新开河》，校刊的主要宗旨是声讨大总统徐世昌和收回青岛，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辛璞田在校刊上以“田河”为笔名，写了许多进步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爱国学生的活动切中反动统治阶级的要害，于是，直隶省长曹锐、天津警方厅长杨以德下令先后逮捕了学生代表周恩来、于方舟及各界代表马千里等15人。卖国贼的反动行径不仅没有吓倒革命群众，反而激发了革命群众的斗志，为营救革命同志，辛璞田挺身而出，口诛笔伐，对反动统治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不顾警察的干涉，张贴大标语，散发传单，各界群众也纷纷起来响应。群众的斗争热情使反动统治者胆颤心惊，迫于压力不得不做出让步，释放了被捕的同志。斗争的胜利大大的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在此基础上，于方舟在天津各界联合会上倡议成立“救国十人团”和“天津跪哭团”，辛璞田积极响应，并将他领导的演说队改为“跪哭团”。
随着斗争的发展，辛璞田在天津学运界声望日益提高，根据辛璞田的表现和本人的要求，1923年经江著源、于方舟介绍，辛璞田加入了共产党，并被任命为顺直省团委会委员兼天津团委会委员。从此，辛璞田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1925年，蔡和森来天津视察工作，决定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3月16日，天津团组织在蔡和森的指导下进行了改组，辛璞田等人被选为委员。新的青年团组成后，随即领导了海员罢工和纱厂工人罢工，支援上海五卅运动和国民军进驻天津。在天津裕大纱厂的工人罢工运动中，愤怒的工人砸了警察厅，人心大快。警察厅忙派出警察对罢工进行镇压。辛璞田指挥工人们一拥而上，把警察队打的七零八落，狼狈而逃。辛璞田自己一鼓作气就打倒七个，他又夺下他们的枪，扔进了会场旁边的河里。没了枪的警察一个个成了缩头乌龟。打散了警察队伍，他又带队直奔警察厅，厅长杨以德闻讯，慌忙越墙逃跑。罢工的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不料次日拂晓，正在工会的辛璞田被突然冲来的反动警察逮捕。奉系军阀直隶督办李景林亲自审问，问他为什么煽动裕大纱厂工人罢工，他反问道：“李景林，你为什么给帝国主义当走狗?!我劝你不要出卖祖先，帝国主义早晚都要灭亡，你当走狗还有好下场吗?”李景林气急败坏，给他动了酷刑，但当他醒过来时，仍表现非常坚强，说：“李景林，辛某的肉只要一动就是骂你呢!”这时，直系三个师长冯玉祥、岳维俊、孙岳倒戈。孙岳率部攻进天津的第二天，派汽车、军乐队将辛璞田等接出狱。出狱后，辛璞田即参加组织国民党省党部和市党部，并出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委员。
同年夏天，中共顺直省委在上级党的指示下，准备发动全省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并且计划使津海、保定、大名三个地区的各县农运工作联系起来。但当时正处于军阀混战，津浦、京汉两条铁路大军云集，兵匪不分，交通困难，铁路沿线各县被扰得鸡犬不宁。因此，中共北方区和顺直省委决定，在安新县端村(位于白洋淀地带)召开大会。辛璞田受党委派，前往参加并主持大会。在会上，他布置了农运工作和党团的活动计划。通过这次大会，使津海、保定、大名等地区的农运工作，迅速掀起了高潮。
1926年北伐军兴起之前，中共北方区委和顺直省委决定派辛璞田赴广州工作，担任北伐军第六军政治指导员，后转战于江西，参加了收复南昌的战役。1926年冬，辛璞田受中共北方区委派，到内蒙主持军运兼管直隶口北10县(宣化、赤城、万全、龙关、怀安、怀来、延庆、阳原、蔚县、涿鹿)的农运工作。当时，口北正处于非常残酷的时期。奉系军阀成立了旗产、官产清理处，借此欺诈百姓，广大农民苦不堪言。1927年5月3日，辛璞田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延庆县32村6000贫苦农民举行起义。他趁着天黑行动方便，先指挥3000人到距县城一二公里的地方设下埋伏，随后又指挥另3000人在城外向城内敌人示威。示威队伍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等口号，还将事先抓来的旗地清理处6个催款委员押到城下，当着敌人的面将他们处死，想以此引诱保安队出城。但是狡猾的反动县官唐玉书无论城外的队伍怎样呼喊，就是不让保安队出城，在对峙中过了一天一夜，仍没有结果。第二天清晨，辛璞田不得不改变了计划，将担任埋伏任务的一半人马也调到城下，率全体起义农民，将县城团团围住。得到消息的农民也纷纷赶来支援，参加暴动的农民越来越多，口号声连成一片。这时，县官唐玉书被迫出城声明：“凡未征款的旗地一律缓登缓办。除口头答复外，并张贴布告。”农民起义获得了胜利，口北十县的农民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
同年冬，辛璞田赴北平汇报工作时，不料交通站被敌人破坏，出了叛徒，他不幸被捕。张作霖的北平警察总监陈兴亚妄图从辛璞田口中得到共产党的组织情况，连忙亲自审问辛璞田，但是他一无所获。陈兴亚无奈，只得将他解往奉系军阀“大元帅府”军事部处理。陆军裁判处处长严文海又亲自出马，审问辛璞田。辛璞田痛斥奉系军阀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大骂严文海无耻，充当狗腿子，严文海也没有得到一点口供。情报军事总长何奉林不死心，他又派人把辛璞田押进法庭，面对上百号全副武装、分列左右的反动军警和陈列在堂上的刑具，辛璞田大义凛然，列举何奉林桩桩罪行：“奉系军阀，纵兵卖国，搜刮军响，贪官吏虐，祸国殃民，罪大恶极。”何奉林恼羞成怒，喝令刽子手对他施以毒刑。鞭子抽，棍子打，坐老虎凳……他被打得皮开肉绽，昏过去好几次，最后，敌人于1928年1月19日上午11时将辛璞田押赴天桥刑场杀害。
辛璞田生前曾在《日新刊》上写过这样一句话：“劳动，即是生活；牺牲，即是精神；流血，是为社会上留下痕迹!”辛璞田用他的鲜血和25岁的年轻生命实践了他的革命理想，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华儿女心中留下一道永远闪光的“痕迹”。
1948年，辛璞田烈士牺牲20年后，中共冀中党委副书记金城为其修墓、撰文、树碑：“璞田同志毕生革命为党，为民族，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顽强坚定，不屈不移，成为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前进的榜样。”1996年3月，中共安新县委、县政府为辛璞田烈士重修烈士祠，以弘扬烈士功绩，教育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