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芳祥，1900年11月25日生于重庆城西新开寺村的一户农民家里。钱芳祥12岁那年，家中来了一位名叫彭孝渊的表叔，在他家一住就是三年。彭孝渊早年留学日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秘密从事反对袁世凯复辟的革命活动，因而被北洋军阀政府通缉。他是为躲避追捕才来到钱芳祥家避难的。这位革命志士见钱芳祥聪明伶俐，很有培养前途，就极力说服钱芳祥的父亲送他进学堂读书，还特地为他取了个号叫阶。在彭表叔的关怀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下，钱芳祥幼小的心灵燃起了理想的火花。彭表叔成了他的第一个启蒙老师，他从内心崇敬这位“神秘人物”。
在彭表叔的资助和鼓励下，钱芳祥进了新开寺国民小学。由于他勤奋刻苦，品学兼优，直接升入磁器口的龙山高小，后又考入著名的重庆联合中学(今重庆第七中学)。进入重庆联中，正逢五四运动后新思潮在重庆传播，新的世界展现在他的眼前。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刊，积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加入了“川东学生救国会”。节假日回到山村，他向乡亲们传播革命思想，受到乡亲们的欢迎和敬重。他二伯父夸奖说：“毕竟是读书人，一开口就是国家如何，道理讲得头头是道”。
1922年初，学校派学监搜查学生宿舍，从钱芳祥的衣箱中搜到了《新青年》《渝江评论》等革命书刊。学校当局不顾进步师生的抗议，强行挂牌将钱芳祥开除。
钱芳祥怀着义愤，依依不舍地离开学校。但他毫不气馁，回家参加田间劳动，仍同学校革命团体保持联系，进城参加“民权运动大同盟”组织的游行示威等革命活动。他利用农闲在乡亲们的支持下筹办山村文化补习学校，向山村青年传播革命理论，揭露四川军阀的罪行。他还协助在地方担任监正(相当于乡长)的二伯父办理地方公益事业，服务乡梓。至今家乡的老人中还流传当年钱芳祥“妙计防乱兵”。的轶事。当时，川黔军阀混战，黔军第五师攻占重庆，沿途抢劫民财，乡亲们惶惶不安。钱芳祥为了防避黔军骚扰抢劫，想出个妙计：动员乡亲将打稻谷用的晒席卷成圆筒，涂上锅底灰，用三角架支起竖在山坡上。过境的军阀部队远远望见山头支着一尊尊炮，认为已有防备，不敢轻举妄动，而匆匆离去。乡亲们躲过了兵灾，交口称赞“钱芳祥妙计退乱军”。
正当钱芳祥壮志难酬，身居山村彷徨苦闷时，1924年5月忽然收到彭表叔从成都的来信，彭表叔已为他安排日期报考成都大学。钱芳祥在表叔家潜心复习功课，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成都大学，成为预科首届学生。
钱芳祥进入成都大学，正当大革命高潮，他积极投入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坐落在成都旧皇城内的成都大学，是成都反帝反封建运动的一面旗帜。成都各界群众为声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成立了“反帝大同盟”和“国民外交后援会”。钱芳祥站在斗争的前列，印传单，写标语，上街宣传，参加集会，到处都可见到他身着灰布长衫的身影。在火热的斗争中，他很快结识了李正恩、张星石、贾子群等志同道合的学运骨干。他斗争坚决，办事沉着稳健，在同学中享有威望，同学们都亲切地尊称他为“老大哥”。1925年初，钱芳祥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当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在中共成都特支领导下，钱芳祥和李正恩等发起成立了成都市第一个进步学术研究团体“社会科学研究社”，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兼组织部长。钱芳祥等创办了社团刊物《野火》，公开发行，传播革命思想，揭露四川军阀的罪行，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为把“社科社”建成宣传马克思主义舆论阵地，钱芳祥在执委会上提出修改“社科社”章程，由原先学术性的社团改为革命团体。他明确提出：“社的宗旨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努力研究社会革命实践。”他对会员们说：“不认真学理论，形势一变，就要迷失方向”。“社科社”不断巩固发展，会员由30多人很快发展到400余人，成为成都大革命时期最有影响的“八大赤色团体”中的核心力量。为深入工农革命实践，他积极奔走筹备，办起了一所工人夜校，有上百名工友参加学习。钱芳祥到夜校讲课。他为工人夜校选编的一篇课文是：
烂军阀，打内战，抽杂税，逼苛捐，
百姓喊皇天。
说劣币，榨血汗，缺柴米，少油盐。
老少常饿饭。
穷人们，团结起，讲理性，跟它干，
罢工罢市闹个翻。
不是命生成，闹斗争，干革命，翻身在明天。
1925年寒假，校学生会成立，钱芳祥被推选为学生会的总务长(主席)。
12月，在为争取解决成都大学校长、经费和校舍问题同军阀展开的一场斗争中，显露出钱芳祥的组织才能和斗争精神。成都大学是军阀杨森占据成都时呈报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获准备案的。1925年秋，杨森败走，省里委任的代理校长蔡松佛并未到职。省政府未拨经费，校址是借用的，使成都大学成了一无校舍，二无校长，三无经费的“三无”学校。学子们顿感前途茫茫，忧心忡忡。钱芳祥得知四川各军阀12月下旬将在成都举行“四川善后会议”，决定向军阀发起请愿斗争。正当四川各路军阀聚集成都召开分赃的“善后会议”开幕时，钱芳祥等率领全体同学到会场请愿。省长赖心辉被迫出面接见，钱芳祥代表学生会陈述成都大学的困境，并递交年需60万经费的预算书。赖心辉被迫答应从盐税中拨款30万元，并宣布将由四川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张澜出任校长，斗争取得了胜利。11月11日，成都大学又获准为国立大学。
张澜校长对钱芳祥十分赏识和器重，对他代表学生会和“社科社”提出的要求和建议都积极支持，乐于采纳，每年还拨给60元作为“社科社”刊物《野火》的出版经费。张澜校长对钱芳祥贫寒十分同情，挂牌布告给予他在校至毕业免缴学费的特别照顾。
1927年3月底，四川军阀首领刘湘勾结蒋介石，在重庆制造血腥的三三一大惨案，白色恐怖开始笼罩四川。
重庆惨案发生后，成都大学中共党支部负责人李正恩、钱芳祥和党支部率领群众奋起投入声讨蒋介石和刘湘在重庆血腥屠杀革命人民的罪行。他们带领同学在校内外张贴郭沫若揭露蒋介石反革命真面目的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张贴武汉国民党中央讨伐蒋介石的文告。4月中旬，省学联与成都总工会举行的声讨军阀刘湘制造重庆三三一惨案罪行大会上，钱芳祥被选入大会主席团。
敌人的反扑是早在预料中的，1927年7月的一个下午，党支部书记李正恩开完会走到旧皇城门口，军警团的便衣特务一拥而上将他秘密逮捕。钱芳祥立即向中共成都市委书记刘愿安报告，并积极组织营救，市委决定由他接任支部书记。不久，市委根据形势和斗争的需要，决定将成都大学支部改为特支，由钱芳祥任特支书记。钱芳祥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以火一般热情，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斗争中去。10月，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到成都，钱芳祥组织全体党、团员和“社科社”成员200多人进行学习，还以“社科社”名义把“土地革命”、“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等口号印成油印大字标语，从城里一直贴到东门外。特支通过校长张澜和法学教授熊晓岩营救原支部书记李正恩获释出狱。钱芳祥在百花潭东岸沙滩上为出狱归来的李正恩举行了欢迎慰问会，号召同志们学习李正恩狱中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对党、团员进行形势和革命气节教育。
1927年11月，成都发生了争取教育经费独立斗争。钱芳祥根据中共川西特委的指示，代表市学联出席了当局主持的“教育经费独立会议”。他在会上坚持要当局表示教育费独立后再复课，遭教育厅长万克明无理拒绝。钱芳祥及其他代表愤而退场。愤怒的学生揪住万克明游街示众，迫使反动当局发出教育经费独立的命令并撤换了万克明，持续一个月的罢课、罢教斗争取得胜利，给反动军阀以沉重打击。
为扑灭革命烈火，效忠蒋介石的成都军阀早已派亲信到南昌面见蒋介石，讨回了“清党”密令。1928年1月，反动当局妄图以撤换校长来分化瓦解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1月14日，反动当局委派国民党成都候补执行委员杨廷铨为省一中校长，并率领武装强行接管省一中，搜查学生宿舍并开除学生。此举激起省一中学生愤而抗争，要求取消开除学生的布告。杨廷铨气焰嚣张，拒不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愤怒的学生涌上与之论理，混乱中失手将他打死。反动军阀当局以一中闹学潮为口实，声称要“以人头来平学潮”，蓄谋已久的反革命大逮捕和震惊全川的二一六血腥惨案发生了。
钱芳祥是成都“八大赤色团体”有影响的学运领袖，反动当局早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早在1928年春节，成都大学特务分子易光谦就将钱芳祥等六人的黑名单呈报到军警团。省一中事件发生后，中共川西特委通知钱芳祥等转移隐蔽。钱芳祥临危不惧，坚守岗位说：“越是紧急时刻，越需要与战友们在一起，事件发生在省一中，我没有必要离开成大”。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在给表兄彭哲先的信中写道：“我已许身革命，难以考虑个人安危。”
1928年2月16日凌晨，军警团头子向育仁派周绍芝带一个团武装包围成都大学校园。时值寒假中，钱芳祥一直同留校的同志坚守岗位。他得知学校已被包围，立即布置李保鲁转告同志们：“一定要镇静，他们做不出什么”。军警将熟睡中的同学唤醒集中在操场，军警在王向忠的床头搜到了由中共川西特委书记刘愿安起草、以省学联名义印发的《声讨蒋介石十大罪状宣言》的传单。带队的军官照黑名单喊了六个人，第一个就是钱芳祥。钱芳祥神态自若，从容镇静，声音宏亮的应声站在前列。他厉声质问军警：“你们为什么闯入学校抓人!”军警不由分说，将六人押到督院街看守所。敌人不敢审讯，无证无供。下午2时，号声突然响起，刽子手冲入牢房提出14人，嚎叫着宣布：“你们是共党分子，奉三军军长命令，立即将你们处决。”钱芳祥和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长袁诗荛挺身厉声斥问：“指我们是共产党，拿出证据来，喊向育仁出来跟我们说明白。”表现出他们对敌人的蔑视和无比仇恨。敌人不由分说，一拥而上将14人押上了刑车向下莲池刑场开去。
囚车在下莲池北面高墙下停下，罪恶的枪声响了，钱芳祥与其他13位战友一起倒在血泊中。
二一六惨案发生后，全川人民纷纷发出强烈抗议，6月21日，成都民众团体联合会3000人在中山公园举行抗议集会，愤怒声讨军阀的罪恶行径。成都大学校长张澜愤而辞职以示抗议。接着成都各界人民在少城公园隆重举行了二一六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各界代表公祭死难烈士，愤怒声讨国民党军阀的血腥罪行。钱芳祥等成都大学六烈士的遗体，由张澜先生主持收敛合葬在成都武侯祠后的墓地。
为缅怀先烈，解放后，四川省人民政府向烈士家属颁发了烈士家属证书，给予抚恤，对烈士墓地进行维修。在烈士殉难30周年之际，四川省党政部门在成都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1982年4月，为便于群众瞻仰，成都市人民政府将原烈士墓迁葬于成都上外磨盘山公墓，立碑作永久纪念，并列为市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