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烈，原名傅见贤，化名贺德、贺泽等，1899年8月27日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上顿渡镇一个小商人家庭。1914年，考入江西省立第七中学。1917年，他在江西省立第七中学读完高中后，怀着“科学救国”的激情，考入九江南伟烈大学学习英语。学习期间，他听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受到极大的鼓舞。
傅烈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1919年夏天，他不顾家庭的阻拦和亲友的反对，毅然抛弃大学生活，离开九江，来到工人、学生运动蓬勃兴起的上海，在一家机器厂当学徒工，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
1920年5月，傅烈怀着寻求救国真理的目的，经蔡和森帮助，与赵世炎等爱国青年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先在“刚福朗司”公学就读，后转到“哈佛尔乐”工厂做工。不久，他参加由李维汉、李富春发起组织的“勤工俭学励进会”(后改名为“工学世界社”)，成为第一批社员。他坚决赞成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现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1921年，他结识了周恩来、邓小平等一批共产主义者。他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成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筹建人之一。1923年2月，“少共”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周恩来任支部书记，傅烈任直属巴黎支部书记。在和周恩来一起工作的日子里，傅烈得到许多教育和帮助。1924年，傅烈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受中共旅欧支部派遣，到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在苏联，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俄国十月革命史和红军政治工作的经验，提高了理论水平，增长了斗争才干。
1925年夏，傅烈奉命回国，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秘书。他和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朱克靖一道，采取积极措施，将一批共产党员派到各团、营担任政治指导员。当年10月，他随第三军出师南征，平定盘踞海南岛的军阀邓本殷的叛乱。他带领政工人员随同先头部队行动，不顾劳累向士兵和群众揭露邓本殷勾结帝国主义的罪行，宣传革命军队的严明纪律。
1926年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阴谋破坏国共两党合作，傅烈又接受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交给的一项特殊任务，领导一个情报小组，分别化装成豪商巨贾、军政要员、平民百姓，活动于广州、黄埔、东莞、石龙等地之间的茶楼酒馆、海港军营、百姓之家，依靠同志们的机智勇敢，搜集到许多情报，使区委能够准确判断形势，做出部署，在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掌握主动。
是年7月，傅烈参加北伐。在进军中，他和士兵同甘共苦，带领宣传员走在部队前头，进行宣传鼓动，张贴标语，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第三军进攻南昌牛行车站时，遭到军阀孙传芳四个混成旅的抵抗，激战三天三夜仍未攻克。当敌军援兵涌来时，一些出身滇军的旧军官手足无措，争先逃命，部队溃不成军。傅烈带领政工人员挺身而出，喝住逃兵，稳住阵脚，沉着指挥部队有秩序地撤退到安全地带，粉碎了敌人内外夹击、全歼这支军队的阴谋。事后，军长朱培德感叹地对傅烈说：“我这班军官可以说是身经百战的了，现在看来，关键时刻远不如你。”
11月18日，北伐军攻下南昌，第三军奉命留守江西。傅烈任江西省政府秘书兼第三军政治部秘书，12月，中共江西区委成立，又任区委组织部长并负责军事工作。他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将吉安、九江两个特支改为地委，派罗石冰任吉安地委书记，曾延生任九江地委书记；将南浔铁路沿线、赣江沿岸各县原有的支部、特支大部分扩建为县委；将修水、星子两个支部划归九江地委直接领导，万安、遂川、永新等县的县委或支部划归吉安地委直接领导，南昌市所有的支部由省委直接领导，还在有条件的学校、工厂、农村增建十几个支部，大力促进工农运动，为党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开展武装斗争创造条件。
1927年5月，傅烈调到中共中央军委工作。这时，四川的三三一惨案已经发生，杨公、冉钧等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一些公开了身份的同志纷纷到武汉等地避难，留下的同志，也因交通阻塞，听不到党的声音，思想彷徨、悲观、动摇，有的甚至叛变投敌，群众斗争陷入了“群龙无首”的低潮。为此，中共中央又派傅烈到四川，担负“重建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打开新局面”的重任。7月，他带着周植贡、刘大元、钟梦侠等以文具商人的公开身份，历尽艰险，来到重庆。8月，在国民党警特如麻、斗争环境极其复杂险恶的情况下，四川临时省委机关在神仙口街建立。9月，傅烈主持召开临时省委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傅烈任临时省委书记，并派人到各地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肃清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四川的影响，从实际出发，确定本省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会议还决定整顿和恢复遭到破坏的党组织。根据傅烈对党员队伍的正确分析，登记党员，重建重庆、成都两个直辖市委和万县、宜汉、达县、涪陵、蒲江、南溪、绵竹7个县委以及13个特支，四个通讯站。党的组织重又形成战斗堡垒，巴山蜀水重又飘起斧头、镰刀的战斗旗帜。
1928年2月，临时省委在铜罐驿举行扩大会议，正式成立中共四川省委，傅烈被选为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会上，他作了题为《四川暴动行动大纲》的报告。这份报告是他亲手起草的，共两万余字，分为16部分，对暴动的意义、条件、目的、性质、形式、时机、区域、暴动使用的旗帜、口号以及暴动成功后的组织工作、军事计划、政权问题等，都作了详尽的阐述和明确的规定，充分显示了他具有卓越的组织、军事才能和非凡胆略。
为实施暴动行动大纲，傅烈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眼看他的身体一天天消瘦，爱人陈才用劝他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他却说：“健康的身体是革命斗争的需要，离开了革命斗争而谈健康，那就毫无意义了。”他不辞劳苦深入川东各地，有时关节痛得厉害还继续爬山涉水，到山区农村秘密组织农会，发展党团组织，建立小型分散的游击队，开展抗粮、抗租、抗捐斗争，后来又联合各个游击队加以整编，建立起一支几千人的川东游击军，从而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万(县)达(县)大暴动”。傅烈在川东点燃的革命烈火，很快蔓延到全省各地，四川反动当局惶惶不可终日。
1928年4月初，傅烈在重庆市兴隆巷8号楼上参加中共巴县县委成立大会时，和与会其他同志一起被捕，由于同时被捕的一个意志薄弱者经不起敌人严刑拷打而招供，暴露了傅烈等同志的身份。敌人把傅烈作为主要的审讯对象，起初用上等茶饭和香烟款待，以金钱和官位引诱，企图软化和收买他，都遭到了怒斥和拒绝。敌人恼羞成怒，凶狠地对他施尽酷刑，都未能压垮他的铮铮铁骨。最后一次，敌人竟惨无人道地将煤油灌进他的嘴里，还用铁丝穿进他的拇指，吊起来毒打。傅烈的指头被扯断，跌落在地，昏死过去。当敌人用冷水把他冲醒时，他斩钉截铁地说：“党员名单是我们党的秘密，砍我的头，我也不说!”傅烈不仅自己始终坚强不屈，还鼓励其他同志要顶住，要用生命保护组织和同志。
在狱中，傅烈受尽折磨，但仍惦记着党的工作，曾两次通过地下党员转信给同志们，交代需要转移的材料和以后的工作安排。他也思念自己的亲人，临刑前曾发了两封家信。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我这次牺牲并不出乎意外。父亲不必过于悲伤。若干年后，你一定会理解。”在给患难与共的爱人陈才用的信中，他写道：“你是知道我怎样死和为什么而死的，你要为我报仇，要继承我的遗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信末，还留了两句诗：“拼将七尺男儿血，争得神州遍地红。”表达他献身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正当组织多方面进行营救时，国民党反动当局突然决定将傅烈等九人杀害。赴刑场时，傅烈视死如归，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当时，国民党主办的刊物《国民公报》曾详细报道了傅烈壮烈牺牲的经过：“首点其所谓中央共党特派员贺泽(即傅烈)者上。贺年二十有余，身体甚伟壮，发长寸许，头圆面大。应点时‘到’字特别声高。押贺泽等九名，出卫戍部，经新丰街、莲花街、陕西街、过街楼，至朝天门外，该共党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口号……”。
傅烈牺牲时年仅29岁。他的人生经历和革命斗争经历，与许多同时期投身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相似，立志报国，探索救国之路，接受革命思想，钻研马克思主义，在革命斗争中经受磨炼和考验，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屡建功绩，最终成为一名忠诚而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敌人虽然杀害了傅烈，但四川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中共四川省委慰问团于1978年11月5日专程来南昌慰问傅烈烈士的家属，并在陈才用的笔记本上写道：“四川人民无限怀念四川省委第一任书记傅烈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