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奠川，原名汪世杰，1904年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现红安县)火连畈汪权村一个地主家庭，其父汪立义和伯父汪立仁没有分家，共有田地180余亩，雇工收租，家境富裕。他幼时就读于本村私塾，后进本县高级小学学习，1924年考入武汉中学。喜游好动的汪奠川，从贫穷的山区来到繁华的市区显得十分活跃，对于新鲜事物、进步思想异常敏感。在这里，他亲耳聆听了董必武、陈潭秋的教诲，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俄国新经济政策》《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籍，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参加了董必武组织的革命进步团体青年协进会。在一次次的反帝爱国和反封建斗争中，他和进步同学一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呼唤人民群众觉醒起来，救自己，救国家。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在董必武的指导下，汪奠川积极参加并组建五卅后援委员会，不分昼夜地联络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组织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声讨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通过接受进步思想和参加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使他的视野更加开阔，已开始将过去那种痛恨剥削、痛恨压迫，同情贫苦农民的自发心态逐步变为立志革命、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自觉行动。他本人也从过去那种嫉恶如仇的文弱书生逐步成长为有理想、有抱负的革命青年。
此时，汪奠川不仅积极参加学校和社会的各种政治活动，还利用寒暑假与其他青协会会员一道回到黄安宣传发动革命，推动农民运动的开展。当年黄安一带大旱，汪奠川等人按照董必武的要求回到黄安开展工作。在粮食歉收，农民食不果腹的惨境里，地主奸商却相互勾结，囤积居奇，又将大批粮食外运销售牟取暴利，外地商人也趁火打劫，他们勾结湖北督军萧耀南，派人到黄安七里坪座号收粮，并派出几百辆手推车将粮食运往黄冈仓子埠。黄安的粮食本来就少，这样一来，城镇市民难以养家糊口，广大农民更是处于饥馑之中。根据党的工作组的决定，汪奠川等人迅速会同在黄安第二高等小学任教的青年协进会会员王文煜、程翰香、余文治等发动群众，以七里坪为中心开展拦米截粮斗争。他们到处张贴由青协会油印的禁止粮食外运的通告，组织第二高等小学的师生在主要道路上巡逻，不许外地运粮的手推车通行，附近农民也纷纷前去援助。在各界群众的协力斗争下，将七里坪的外运粮食全部拦截，拦米截粮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次斗争，是中共湖北党组织领导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一次成功尝试，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使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认识到组织起来，参加革命的重要性，明白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求得翻身解放的道理。通过这次斗争，汪奠川也增长了不少知识和才干。1926年，汪奠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大革命风暴风起云涌。党组织决定派汪奠川回黄安从事农民运动。是年冬，汪奠川回到黄安，在回家的路上，他思考了很久，决定再次回家劝说伯父不要买田收租，不要雇工剥削，并作好了与剥削阶级家庭决裂的思想准备。果然他的多次劝说和忠告，伯父汪立仁不但不听，反而认为汪奠川大逆不道，最后竟大发雷霆，推翻桌椅，夺下他的饭碗，痛骂他是败家子。汪奠川与他的地主家庭彻底决裂了。他离开了家。在家乡附近的文殊寺落脚，以教书为名，开展农运工作，主要在七里区和城关区一带活动。他迅速将文殊寺的寺庙产权和祖籍(祖产)掌握起来作为办学经费，鼓励贫民子弟入学，唱文明歌演文明戏，利用家访，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宣传进步思想，开办农民夜校，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指出农民受苦的根源，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消灭剥削制度。还不失时机地向贫苦农民讲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工人、农民真正成为国家主人的事实，激发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使许多贫苦农民觉醒起来。农民们遇到不平等的事总喜欢跑来找汪奠川倾诉和商量，他像一块磁铁紧紧地吸引着广大农民朋友。当他看到农民群众的热情高涨起来，便迅速在城关区牌坊店组建起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汪国香任农会主席，汪立波任农会委员兼自卫队队长。在他的组织指导下，附近乡村也纷纷行动起来。
1927年春，汪奠川参加了黄安县农民自卫军的组建工作。3月，他与戴克敏被党组织选派到毛泽东在武昌举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这次学习大大提高了汪奠川的革命理论水平，丰富了革命斗争知识，迅速成长为黄安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的重要领导人。“麻城惨案”发生后，他参加武昌农讲所学生军，星夜驰援麻城，参加了平定麻城会匪叛乱的战斗。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大骂黄安是“赤色县”，下令通缉以董必武为首的92名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汪奠川不但没有退却，反而勇敢地回到黄安继续坚持斗争，任黄安农民自卫军指导员。他在自卫军中积极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大大增强了农民自卫军的战斗力，为革命高潮的到来，作好了积极的准备。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并把在湘、鄂、赣、粤等群众基础较好的省份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作为当时最主要的任务。9月间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到黄(安)麻(城)地区，给正在坚持斗争的黄麻党组织和革命群众指明了斗争方向。黄麻地区的农民武装纷纷暴动。在9月暴动斗争中，汪奠川率领农民自卫军，镇压了颜子街的地主邹水香、石家榨的大地主王玉辉，严厉打击了黄安北乡的反动势力，为武装起义积极创造条件。11月初，中共黄麻特委在黄安七里坪文昌宫召开黄麻两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出了武装夺取黄安县城、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的决定，成立了黄麻起义行动指挥部，汪奠川是行动指挥部的领导成员之一。指挥部成立起来后，汪奠川率领农民自卫军继续在七里坪一带组织发动群众，扩大革命武装，为黄麻起义作准备。同时，汪奠川率领农民自卫军三个班驻扎在潘家河，严密警戒着光山郭家河的反动红枪会武装。11月13日，起义指挥部一声令下，黄安麻城两县革命武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黄麻秋收起义，汪奠川留下农民自卫军一个班在潘家河继续担任警戒，指挥农民自卫军一举攻下了黄安县城。
黄麻起义胜利后，中共黄麻特委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将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一路，麻城农民自卫军为第二路，徐海东率领的河口农民自卫军也编入了鄂东军，汪奠川担任了鄂东军参谋长。18日，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在黄安县城校场岗举行阅兵式，汪奠川担任检阅部队总指挥，在陪同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汝、副总指挥吴光浩等领导检阅这支在战火中诞生成长起来的革命武装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高昂地对战士们讲道：“革命不要缩手缩脚，要为无产阶级流血，要把生命交给无产阶级。”这些话语是汪奠川矢志不渝的革命豪情的表达。之后，汪奠川与潘忠汝一道率鄂东军主力和宣传大队，携带大量宣传品来到黄安县南乡一带活动，坚决地打击了桃花、八里湾、尹家河等地的反动民团和“红枪会”。在鄂东军的有力支持下，这些地区的农民群众纷纷行动起来，斗争土豪劣绅，没收地主财产，南乡一带的土豪劣绅闻讯纷纷外逃，劳苦大众扬眉吐气了。
然而，敌人是不甘心于失败的。12月5日夜，国民党任应歧部一个师突袭黄安县城，鄂东军与敌激战4个多小时，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城门被突破，潘忠汝等英勇战死，汪奠川和鄂东军其他领导人一道率领部分战士冲开一条血路突围出城。12月下旬，党组织和鄂东军领导人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汪奠川、戴季英、吴焕先等在木城寨举行会议，决定将主力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开展游击战，留少数人就地坚持斗争。汪奠川与戴克敏、吴光浩、曹学楷等在紫云区闵家祠堂集合72名战士向木兰山转移，12月29日到达木兰山。1928年1月1日，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任党代表，汪奠川任参谋长、第七军党务委员会委员。另外，由吴光浩、戴克敏、汪奠川、曹学楷、戴季英组成了新的黄麻特委，部队经过短期休整，便在木兰山周围活动起来。汪奠川率领战士们四处宣传发动群众，破坏敌人的交通，袭击地方反动武装，扩充革命力量，灵活机动地进行游击战争，探索从城镇转移到农村，坚持武装斗争的道路。
1928年元月23日，时值大年初一，家家户户都在过年，反动民团也放松了戒备。趁他们狂饮豪赌之际，汪奠川指挥第七军攻克木兰山东南的地方反动武装据点罗家岗，消灭了盘踞在那里的反动民团，开仓放粮，赈济贫民百姓。过年之时百姓们遇到了这样的大好事，自是十分高兴，百姓们的情绪感染了部队，也极大地鼓舞了将士们的斗志。对黄麻老区进行“清剿”的敌人又惊又怕，他们急忙调兵遣将对木兰山进行“围剿”。为了避开与优势敌兵作战，第七军除留曹学楷等少数人在木兰山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在吴光浩、汪奠川的率领下，转移到木兰山以东黄冈县的回龙山、大崎山一带活动。谁知，黄冈、罗田两县党组织和革命力量也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摧残，部队行军作战异常困难，在一个多月的战斗中，汪奠川和战士们风餐露宿，历尽千辛万苦。3月初，汪奠川率领部队返回木兰山。这里的形势依然严峻，为避敌锋芒，经过讨论分析，第七军领导人决定将部队分成4个分队，隐蔽活动，以便分散游击。汪奠川率领一个队活动在黄陂、孝感一带，采取“昼伏夜动，远袭近止，绕南进北，声东击西”的游击战术，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取得多次胜利，扩大了革命军的影响，并在斗争实践中摸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
3月下旬的一天，汪奠川率领一个小分队到黄陂汪家西湾为部队筹款，遭到敌军一个连的包围，他和战士们奋力抗击，与敌激战一天，直到弹尽粮绝，除副队长戴学诗一人被捕叛变外，汪奠川等9位同志全部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