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忠，乳名新启，1901年2月出生于广东省广宁县江头乡(现四会县黄田镇)的一户地主家庭。3岁时，父亲和大母亲黄氏相继病逝。生母李氏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年幼的伯忠身上，指定家中两名婢女专门照顾他的起居饮食。性格倔强的伯忠不愿让婢女服侍，喜欢与村中贫苦的儿童结伙嬉戏玩乐。
他10岁那年，李氏把他送到自己娘家石涧乡一家私塾就读，那位私塾先生在当地颇有名气，平日常常对学生讲些像洪秀全、屈原、岳飞等历史英雄人物的故事。陈伯忠酷爱这些历史人物，深受影响；每次放假回家都模仿着故事里的英雄人物去做豪侠仗义的事。如见到村中的童友孤儿陈任没有饭吃和衣服穿，就不声不响地从自己家中弄些大米和衣服给他。后来转入广宁县元恺学校读书，经常用家中给他的钱物去帮助有困难和失学的学友；在上学的途中，常见逃难的人，他就同情地把自己的零用钱送给那些难民。回到家里，当着母亲的面公开地对那些婢女和长工们说：“你们都是我们家里的人，从今以后，你们叫我阿启就得啦，不用叫少爷了，我自己的事，自己会干，不用你们服侍了。你们找些时间去读书，识点字吧!”并且认真地对母亲说：“今天主张人人平等，您虽然是家里的主人，但出身也是贫苦的，自己的事自己动手，不要样样都要他们来服侍你!”婢女和长工们见他小小年纪，就能平等待人，都从心底里喜欢他、尊敬他。
1921年秋天，陈伯忠考入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他来到省城，见到广州市的工人和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常集会示威游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口号响彻云霄。他思绪万千，恨不得马上投入那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中去。他到处寻觅革命的同志，后来找到在省城的同乡共产党员周其鉴，在他的引导下，很快结识了当时在广州的同乡罗国杰、黄世禄、龙启炎，与他们一起组织同乡同学会，利用假日聚集研究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和探索社会问题；一起学习进步书刊，“辄至竟夕不厌”。他通过这些活动和学习，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开始认识到社会的分配不公和穷富悬殊的根源，主要是来自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制度的压迫。要彻底改变这些不合理的社会问题，就一定要“唤起工农千百万”，打倒列强和推翻封建统治阶级。
1923年的春天，陈伯忠和卢季循、李耀光、朱节山、梁肇干、龙启炎等人，各自通过本县同乡学生会、旅省同学会和亲友关系，把思想进步斗争性强的一大批青年团结起来，建立了“广东新学生社”，共同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同年暑假，在他的发动下，有十几位广宁在省的同学，随周其鉴的宣传队，先后到广宁、三水、高要、梧州等地进行工农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启蒙宣传，宣传队在广宁期间，陈伯忠耳闻目睹广宁的造纸工人在资本家的压榨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就和队员罗国杰等深入工人中去宣传和发动工人罢工，造资本家的反。在罢工过程中，他不但亲自对罢工工人讲演：“只有团结起来与骑在我们头上的统治阶级作坚决的斗争，才能最后求得自身的解放”，而且还在队员中间发起募捐活动，自己带头捐出200元银元，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费用，有力地支持了广宁纸业工人罢工的斗争，直至取得罢工斗争的胜利。
宣传队经过了几个月的宣传活动后，回到省城已是隆冬腊月了。由于他在宣传活动中，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努力，所以这年的冬天，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按党组织的指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时当选为国民党广州市第七区党部执行委员。每当召开党部执行委员会或党员大会，他都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同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言论作坚决的斗争。
1924年4月，周其鉴、罗国杰、胡超等人到广宁搞农民运动，缺乏活动经费，陈伯忠知道后，马上去串联和发动广宁籍留省学生捐助，在他的努力和带动下，当时筹集银元近300元，全部捐献给广宁，有力地支援了广宁农会的筹备工作，使广宁农民运动得到蓬勃发展，成为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先河。
1924年至1927年，在中国的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革命运动。
为了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以共产党人林伯渠为部长、彭湃为秘书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于1924年7月在广州创办了一间农民运动讲习所，由彭湃任所长。即将中学毕业的陈伯忠宁愿放弃毕业文凭，毅然报考了农民讲习所。在那里，他勤奋学习，结识了彭湃等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同年8月21日，陈伯忠在第一届农讲所结业后，被委任为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调回广东的广宁县，参加领导农民运动。
他返回广宁后，参加了由周其鉴主持召开的县农民运动领导人会议。会后他按组织分工回到家乡黄田地区开展农运工作。他找苦大仇深的农民谈心，和农民一起劳动了解情况，向农民群众讲解革命道理。并为佃户、债户减轻负担，为贫苦农民解决困难做了许多工作，群众对他越来越信赖。这时，他和农民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陈子英、陈子贤、陈扁、陈任等人筹备成立了江头乡农会。9月12日，他在江头乡农会成立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讲，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农民积极参加农会。会后，400多农民敲锣打鼓，舞狮庆祝。
江头乡农会的成立，给附近各乡农民很大的鼓舞，认为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成立农会，才能与地主豪绅进行斗争。于是纷纷要求陈伯忠前去帮助成立农会。他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带领农民积极分子到黄田、村心、洛口等地进行革命宣传发动工作，农民运动在广宁蓬勃发展起来。
1924年10月6日，广宁县农民协会成立，陈伯忠被选为农协会副委员长。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全县掀起了一个如火如荼的减租减息群众运动。但却遭到地主豪绅的疯狂反抗。江屯、谭布等地的地主召开“保产大会”，并组织所谓“业主维持会”，购买武器，招收800多个土匪，建立民团来对抗农民协会的革命行动，而且声言要“实行武装收租”。当时的农民协会领导人周其鉴和陈伯忠深刻地意识到：要维护农民协会的权威，保卫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队伍，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于是通知各地农会立即收缴公枪，陈伯忠还从家里拿出几支长短枪。县农民自卫军成立后，陈伯忠任农军军长。
农军成立后，反动武装迫不及待地袭击了古楼营农会。陈伯忠立即率领农军迎敌，击败了反动民团的进攻，取得了首战的胜利。
敌人又两次分别组织100余人的武装力量袭击社岗农会，都被陈伯忠率领的农军打得抱头鼠窜，逃到地主炮楼，继续招兵买马，准备负隅顽抗。陈伯忠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采取了三管齐下的措施：加强农军的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要求农军提高警惕严防敌人偷袭；派人赴省告急，请求省国民革命政府派兵镇压反动势力；集合各乡农会500多人向县署请愿，控诉地主民团破坏减租减息，进攻农会的罪行，迫使一向偏袒地主民团的县长答应了“解散业主维持会”，“解除地主武装”和“缉拿祸首江汉英、江维英”等九项条件。
当陈伯忠率领农民代表前往县署请愿时，遭到地主武装的伏击，造成一死十伤的惨案。更引起了农军和各地农民的极大愤慨，纷纷要求陈伯忠率领农军消灭反动地主武装。陈伯忠分析了当时情况，认为时机未成熟，便耐心地对他们讲：“时机一到，誓报此仇!”
广东省革命政府根据广宁的事态发展，决定派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两个排共80人，由党代表廖乾五、队长徐成章、副队长周士第、军事教官赵自选等共产党员率领，前往增援广宁农军的斗争。铁甲车队到广宁后，立即和农军召开军事联席会议，攻打江姓民团炮楼。但因武器不足，敌炮楼楼高、墙厚，屡攻不下。这时，正在广宁指导农民运动的彭湃，立即召集周其鉴、陈伯忠和铁甲车队领导人开会研究，决定派廖乾五回省报告，请求增调兵力和重型武器，陈伯忠率农军对敌炮楼围而不攻，长期困敌，迫其投降。
广东革命政府获悉广宁形势后，于12月14日命令驻四会的粤军第三师派一个营，又命令卢振柳率领卫士队携带重型武器增援。但第三师和卢振柳到广宁后受当地地主的贿赂，不但不助农军，而且诬蔑周其鉴、陈伯忠为“农匪首领”，要铁甲车队“开导制止”，命令农军停止进攻民团。这时，陈伯忠一面公开揭发卢振柳受贿变节行为，另一方面耐心做好农军的思想工作，尽量避免与第三师发生冲突，并声明：“本农军只受农会的命令!”1925年2月1日，农军与铁甲车队在彭湃、周其鉴、陈伯忠的领导下，向谭布江、黄两姓的地主炮楼发起总攻。彭湃带领铁甲车队攻打炮楼，陈伯忠带领农军把守山头要道，截击来援之敌。各地的地主武装为救江、黄两姓之敌性命，企图分散我力量，急急地向附城、江屯等地农会扑来，但遭到农军的迎头痛击。在战斗中，陈伯忠身先士卒，冒着枪林弹雨，带头冲锋杀敌，与地主民团浴血奋战了七个昼夜，把各路来援之敌打退，有力地支援了铁甲车队对江、黄两姓地主炮楼攻击，到2月3日，终把守敌打垮，紧接着又与农军一道，把曾一度被敌占领的螺岗、茶坪岗等乡的农会夺了回来，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为保卫农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陈伯忠在领导农民运动一系列工作中，充分显示了他具有卓越军事指挥才能和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不愧为广宁农民运动和农军的杰出领导人。
1925年9月，党派陈伯忠到与广宁接壤的四会开展工农运动。广宁的农民运动，使四会受到很大的震动。土豪劣绅得知陈伯忠到四会领导开展工农运动后，个个面如土色，怕得要命。土豪张杰臣、李聚泉一伙更是如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窜，收买党羽，造谣中伤。但陈伯忠毫不惧怕，坚决领导四会工农大众开展斗争。他与工农运动骨干分子李木、伍明生、陈璧如、唐少彬、彭拔英等人一起，深入宣传发动群众。四会城和部分乡村很快成立了工会和农会。
1925年11月，陈伯忠把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骨干分子如李木、伍明生、陈璧如、唐少彬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立了中共四会支部，陈伯忠任支部书记。他还按照党的指示，接受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委派与廖桂芳一起负责筹备，并于1926年2月成立了国民党四会县党部，陈伯忠任党部主要领导人。他安排共产党员陈璧如、唐少彬、伍明生、莫石等分别担任县党部的监察委员、农民部长、工人部长和商业部长，青年团员黎佩云和吴彩麟、黄伟昌、黎永汉等人任县党部执委。在县党部的掩护下，陈伯忠更加努力去进行党的组织建设，不断地把要求革命、思想进步的积极分子吸收入党。1926年2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中共四会支部改为特支，陈伯忠任特支书记。从此，四会的工农运动在中共四会特支的领导下，更加蓬勃发展。
到1926年的上半年，四会的工会组织已从理发、碾谷、咸杂等行业发展到所有行业，成立农会的区、乡也从黄岗、白沙两个乡迅速发展到10个乡，入会会员近两千户，已成立和积极筹备成立农会的区、乡占全县的80%以上，多数乡农会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其余区、乡也在开始筹备。在这样的基础上，成立了四会县总工会和县农会。
在中共特支和县农会的领导下，四会的农民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地主豪绅为了阻挡农民运动的继续发展和破坏已经掀起的减租减息运动，于1926年7月间，到处扬言要取陈伯忠的脑袋。但陈伯忠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继续领导农民同地主豪绅进行不懈的斗争，当时的县长李民欣眼见农民运动席卷全县，惶恐不安，日夜思量如何对付农民运动。1926年秋天，他指使梁荫南、邵希甫、吴石南、李达四人组织县、区团务委员会，而且还亲自到第二区马坡等乡强迫农民设立民团组织，招募壮丁，勒收团务费和苛捐杂税，购买枪支，镇压农民运动。
这时，陈伯忠一方面针锋相对地以县党部和农会(筹)的名义通知全县各区、乡政府和农会收缴公枪，加强农军建设和训练，以防不测。另一面召开各级党部联席会议，改组李民欣的御用工具——县团务委员会和各区团务委员会，并决定于10月24日召开全县各人民团体代表大会，公开揭露县长李民欣破坏农民运动的阴谋。李民欣在全县代表大会开幕时，从民团中抽派了32个团丁，冒充代表，暗带武器，企图冲入会场，打听会情和破坏大会的召开，但被农军代表当场识穿。这一失败，使李民欣恼羞成怒，放出要杀害陈伯忠的风声，企图吓倒陈伯忠和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
当时许多同志都担心陈伯忠的安全，劝他暂避锋芒，但他却正气凛然，毫不畏惧地对同志们说：“革命愈是艰险，愈要我们挺身而出。你们要振奋革命斗志，不要被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所吓倒。”
会后，他只身来到迳口，一连三天召集农民开会，进行入会登记工作。这时县农会(筹)职员赖西畴因事从威整来迳口找陈伯忠汇报工作。10月28日晚上11时许，有人告诉陈、赖，李民欣派团丁在他们住处周围(当时住在迳口民团局)埋伏。第二天，陈、赖便离开了民团局。当他们走到蕉坑龙王庙附近时，突然被李民欣的爪牙张杰臣收买的几个凶手捉住，拉至迳口的龙藏口杀害。陈伯忠牺牲时年仅26岁。
陈伯忠和赖西畴的牺牲，轰动了会、宁两县，震撼了西江大地。广大的工农群众，因失去了自己革命的指路人感到无比悲愤 。四会的中共特支以县农筹会和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举行了万人追悼大会。当时中共广东省委、省农民部和省国民党部来人或发来唁电，挽联，表示深深的哀悼。会后，把两位烈士安葬在会城的金鸡岗上。
陈伯忠是广宁、四会农民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他短暂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的伟大事业，他为了工农群众的彻底解放，不畏强暴，英勇奋斗的崇高品质和优良作用，必将铭刻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