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体诚，字存斋，笔名存真，１８９６年出生于直隶（今河北省）丰润县阎家铺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在早年的人生道路上，他可谓是一帆风顺。１９０９年，他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附属中学，后升入该校法律预科和本科。１９１７年，他以全班第一名的好成绩毕业后，由学校资助赴日留学。１９１８年，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部学习。按当时社会的一般惯例，像他这样的留学生，归国以后谋一份工作轻松、薪俸优厚的职务，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上流人物的平静生活是不成问题的。作为家庭中被寄予厚望的长子，这样做的话，他还能尽到奉养父母的人子之责和为家族带来光宗耀祖的荣誉。但安体诚却以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自觉承担起救国救民的重任。即使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也热切地关注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祖国和人民。
说来也巧，安体诚进帝国大学之时，恰逢著名的日本社会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博士任教于该校经济学部。受这位思想进步的大学者的影响，安体诚开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当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怀着救国救民的热忱系统而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以后，很快就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所折服。他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的理论正确而精辟地揭示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指导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它代表着人类的庄严和社会的正义。他坚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可以实现世世代代的志士仁人所梦寐以求的改造中国的伟大理想。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安体诚很快成长为一名高度自觉的革命斗士。
在留日期间，安体诚十分关注国内的新文化运动和劳工运动，并主动地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邵力子取得联系。１９２１年夏回国后，他就积极参加工人运动，成为中共北京区委创办的天津工余补习学校的主任。他的努力工作受到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欢迎。１９２２年初，由李大钊亲自介绍，安体诚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安体诚更加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工作，开始了他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涯。
１９２２年春末，由中共北京区委调派，安体诚到北京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的记者、编辑兼发行。他一身数职，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在他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工人周刊》成为该地区最受欢迎的刊物，被誉为“劳动者的喉舌”，以至引起北洋军阀政府的恐慌而遭到反动当局的多次通令严禁。
不久，安体诚又由李大钊通过北京交通部的上层关系，利用直系军阀吴佩孚和亲日派交通系的矛盾，安排到北京政府交通部任密查员和育才科视学。安体诚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活跃在京奉铁路线上，秘密执行党内职工运动特派员的任务。他深入到工人和学生中间，大力开展革命宣传，建立进步的工会组织，发展党团员。这年下半年，他和邓培等共产党员先后胜利地指导了山海关和唐山两次铁路工人的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数千人之多，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１９２３年初，安体诚因从事工运而在奉天（今沈阳）被奉系军阀逮捕入狱。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革命意志，使安体诚经受住了种种酷刑的严峻考验。他的英勇行为深深感动了一个同乡的狱卒。在这个狱卒的帮助下，他得以越狱，回到北京。
“二七”罢工失败后，安体诚因无法在白色恐怖下的北京立足，遂南下杭州，入浙江杭州法政专门学校任教。与此同时，他还担任了《向导》的公开发行人及负责党内外的多项工作，为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发展党团组织和促成浙江省的国共两党合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法政专门学校，安体诚一点也不摆教授架子，常常深入到学生中去，与他们一起纵谈时事政治，并结合社会现实启发学生观察和分析他们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
当时，社会黑暗，政局混乱。对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迷惘和焦虑，使青年学生中普遍存在着一种苦闷和彷徨的心理。一次，杭州报上发表了青年学生张崇文的一篇题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的短文，文章在揭露和控诉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的黑暗现实的同时，流露出“人生莫测，前路茫茫”的消极情绪。文章的发表，引起了不少青年学生的思想共鸣，也引起了安体诚的极大关注。不久，他就以公开信的形式在报上发表文章，阐述了他对人生意义的认识。在信中，安体诚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论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不管面临着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是不可抗拒的。人生的意义就在于顺应历史的大潮，自觉地推动历史的发展，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贡献。
公开信以有力的论证、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情绪深深地打动了张崇文等一批青年学生，他们感到思想豁然开朗，精神为之一振。从此，他们经常登门向安体诚求教。对于这批渴望求知的学生，安体诚总是不厌其烦地热情接待，尽可能地向他们提供各种进步书刊，并耐心细致地解答他们提出的种种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在安体诚的引导下，张崇文等许多学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直至半个多世纪之后，张崇文等仍深情地把安体诚奉为他们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引路人。
安体诚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当地反动派的极大不安。１９２５年夏，浙江法政专门学校反动校长无理解聘了安体诚。经中共中央同意，中共北京区委委派安体诚以北京区委兼地委特派员的身份，赴陕西做国民第三军的兵运工作，同时负责整顿西安的共青团组织和建立西安党组织的工作。
在西安工作期间，安体诚曾应邀到西北大学作题为《人生与社会组织》的讲演。在讲演中，他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革命的人生观，严正地批判了一部分青年学生中存在的人生“无意义无价值”的虚无主义思想和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他满怀激情地大力宣传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李卜克内西的光辉名言：“只有牺牲自己以图公共利益的人生才有价值。”他向青年学生们指出，只有“发挥个人的德智体的能力，向着社会进步的实际理想前进，以积极创造人类无限的文明和幸福的人生才有价值”。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而细致的扎实工作，安体诚成功地完成了党组织赋予的各项使命，后奉调回到北京。
回京后，安体诚一面在北京大学任教，一面参与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组织部以及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联合总会的领导工作。他积极地参加和领导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斗争。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安体诚与北京大学的师生一起参加了反对“八国通牒”的国民大会和会后的游行示威。安体诚作为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大学等２００多个社会团体选举产生的５名代表之一，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要求面见段祺瑞，向他递交国民大众的决议案。反动军阀野蛮地动用武力血腥镇压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当场死伤二三百人，制造了举世震惊的“三一八惨案”。在反动派的屠刀下，安体诚临危不惧，为保护学生而身负重伤，眼镜和皮包均被军警抢走。
“三一八惨案”后，安体诚被反动军阀政府列为主要的通缉对象之一。为保存革命力量，他被南调赴广州黄埔军校工作。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主讲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等课程。他经常深入学生宿舍，不仅问寒问暖，关心学生的生活，而且与他们谈政治、谈学习，关心他们的思想。他曾教育学生说：“做一个革命军人，必须做到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他还向学生教唱校歌：“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建设中华。”
安体诚在黄埔学校先后担任政治教官、政治部宣传科长、中共党团干事、国民党特别党部宣传委员会委员等职，还负责主编《黄埔日刊》，并兼任广州劳动学院教授和毛泽东主办的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等职。在此期间，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培养黄埔军校的军政干部和支持北伐战争、支持省港大罢工、巩固广东后方作出了重要贡献。
正当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之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师生，轻则被驱逐，重则遭逮捕和杀害。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安体诚决定带领一部分被驱逐人员实行紧急撤退。他们计划先由广州坐船至上海，再转赴武汉。安体诚妥善安排了北撤人员的衣食住行等事宜，顺利地离开广州到达上海。
此时的上海一片白色恐怖。为了缩小目标，安体诚布置同志们分散行动，分别投宿法租界的几家普通旅馆。同时，积极设法寻找已转入地下活动的上海党组织。不料，他们这一行人被在上海的原黄埔军校的一些反动军人所发现。一天晚上，安体诚所住的旅馆突然遭到一群武装巡捕和国民党特务的搜查。安体诚被逮捕，关押在上海警备司令部监狱。
生死关头，安体诚临危不惧。他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自己的情况，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公开发表过不少有影响的署名文章，又是个公开身份的跨党党员，还是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已无隐瞒身份的可能，现在落入虎口，肯定没有生还的希望。抱定以身殉难决心的安体诚，以威武不能屈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经受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严刑拷打和威胁利诱。敌人知道他们绝无降服这样一位共产党人的希望，遂秘密枪杀了安体诚。
作为中共早期的优秀党员、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杭州和陕西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创建人、知名的教育家安体诚，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为传播马列主义，为党的组织建设、革命武装建设和党的统一战线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新中国建立前后，周恩来曾多次提到安体诚，一再指出：“这个同志非常好，是在１９２７年被蒋介石杀害的。”周恩来对安体诚的高度评价，表达了党和人民对这位烈士的崇敬和怀念。安体诚的英名将永载中国革命史册。